“赵次老,您看,张汉卿带给我的材料,都没顾得上放下,我就赶来接您了。”
赵戴文借机扫了一眼蒋介石手中的材料,原来是张学良密报蒋介石:阎锡山要他通电反蒋。他下意识地吸了口凉气,暗自说:
“百川啊百川,现在是证据在手,叫我可怎么做人啊!。二”
“其实,我是不相信百川兄会真心反对中央的,”蒋介石边说边把手中的材料交给赵戴文,“我给张汉卿回电话:祸根是冯焕章,阎百川充其量是上了人家的当,请他不要公开通电骂百川。”
赵戴文仔细地看完材料,暗自骂阎锡山:“人家张汉卿自打易帜后,一直是拥护中央的。你怎么会干这种蠢事呢人家悄悄地把你卖了,你还帮着人家数钱广赵戴文落座之后,未等蒋介石说出邀见他的本意,他就主动地说。
“如果蒋先生还信得过我这位老朽,我愿即刻动身回太原,说服百川服从中央。”
“那我就代表中央和国府,向赵次老道声谢谢吞”蒋介石转身取来一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我写给百川兄的亲笔信,请赵次老当面转给他。一句话:我蒋某人是力主和为贵的。”
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巧合:正当阎锡山将拟妥的讨蒋通电文稿送交张学良,并请张署名后由沈阳发出的这当口,赵戴文携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太原。赵一见阎的面,就以治罪的口吻,声色俱厉地说:
“百川,听说你也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不明赵戴文兴师问罪的原因,遂十分平和地解释说:
“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说。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二“”
“你为什么同意人家的意见?”赵戴文没等阎锡山把话说完,就打断他的话说,“委座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了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正当赵戴文说到火头上的时候,阎锡山的谋士贾景德偕薛笃弼走进门来,赵即气势汹汹地以手杖指贾景德说:
“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景德和薛笃弼见势不妙,二话没说,就赶紧退了出去。赵戴文接着又说:
“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再者,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他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嘛。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嘛!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了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阎锡山“听了这些话,讨蒋的决心便发生了动摇,于是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阎在捣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并表示自己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阎当时对张缺乏尊重。王树翰在太原了解了阎的真实情况向张报告后,张认为阎是在拿他耍着玩,对阎深致不满。”特别出人意料的是,阎锡山和赵戴文见面之后,竟然在山西日报上发表了“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的谈话。
至此,蒋介石的目的完全达到了,为未来中原大战取胜,走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棋。
晋军将领见阎锡山如此举动,都惊疑莫定,认为一定是赵戴文的一番话把阎说变了心。这时,各将领均纷纷议论此事,许多人深恨赵戴文替蒋做说客,以致动摇了阎的决心。但是大家对阎锡山也拿不出什么好主张。徐永昌比较有见解,对阎锡山的心腹爱将周瑕说了如下这段话:
“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这回分明是蒋介石先以造反的罪名打动赵的腐儒之见,阎居然上了蒋的当,决心发生了动摇,我很着急。阎、鑫既已决裂,势成骑虎,如果叫蒋给吓回去,也太窝囊了,无论对内对外,他的威信都要一落千丈。况且蒋介石早已抱定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以实现他的独裁政治的野心,我们若是这样软下来,蒋必得寸进尺,各个击破,我们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失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欢听了徐永昌的这番话后,遂向阎锡山陈述了徐和各将领的意见。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进行了详细的商讨。接着,留住太原的各方代表相继见阎,有的指出赵戴文上了蒋介石的当,有的指出蒋的内部矛盾重重。至此,阎锡山才拿定了打蒋的最后决心,随即发出通电,宣布讨蒋,并下动员令。
这时,阎锡山已不便再请张学良在通电上署名,深悔赵戴文贻误了联合张学良的大事,他说:“咳!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只好派薛笃弼、贾景德等前往沈阳向张学良解释。但蒋介石早已抢先派遣吴铁城、何成俊、方本仁等到沈阳做了多方的拉拢工作,而阎所派的代表根本不受张学良的重视。
正当蒋介石为自己导演的新蒋千盗书取得的胜利沽沽自喜的时候,阎锡山于一九三0年四月一日在太原宣誓就任总司令。同日,冯玉祥在撞关,李宗仁在桂林分别就任副总司令。阎锡山发表就职通电,揭露蒋介石的罪恶。称:“党国不幸,三全大会指定过半数之代表,致使党权高于一切,党变而为一人之化身。专制独裁,为所欲为。而政治上之一切错误,其责任悉归之于党。以致贿赂公行,国人不敢洁责;土匪遍国,政府不加过问。筹巨款,借巨债,无非成全其篡窃之具。张挞伐,行暗杀,无非私张其篡窃之威。党不党矣,政不政矣,国不国矣,民不聊生矣。”
蒋介石决计迎战,用军事的手段战胜冯玉祥和阎锡山、李宗仁。他为了给调兵遣将创造更多的时间,同时,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舆论工具,展开了一场宣传大战。他首先用国民党中央宜传部的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宜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冯玉祥的所谓罪恶,结论是:阎、冯二人死有余辜。接着,蒋介石又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文告,继续揭露阎、冯的所谓罪恶之后,还声言讨伐阎、冯的决心。蒋介石在大造讨伐阎、冯舆论的同时,还亲自在汉口召开平汉线作战各部队将领军事会议。他在会上对各将领发表了如下这段话:
“作战的关键问题,是对敌人兵员的杀伤。只有对敌人兵员的大量杀伤,才能解决战事。”一你们应当大胆放手地尽量利用我们的优势炮火,予敌人以重大的杀伤。”
据与会者事后回忆,当时,蒋介石用尖锐刺耳的声音,挥着拳头,声色俱厉,特别是对于“杀伤”两个字加重了语气。与会的将领,深感杀气腾腾。
面对所谓联军的进攻,蒋介石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迎战的部队部署完毕。南线委派何应钦为帅,指挥广东陈济棠部、朱绍良部和湖南的何键部,以较优势的兵力与南方李宗仁的桂系所部、张发奎部作战,希冀迅速解决南方战斗,再挥师北上。与此同时,他把对付阎、冯联军的部队编为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集统率,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徐州、扬山、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俊统率,与马鸿遗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备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一九三O年五月一日,蒋介石通电发表《讨阎誓词》之后,突然于五月三日收到阎锡山、冯玉祥在郑州举行军事会谈的消息,他惊得下意识地自语:
“这两个同床异梦的难兄难弟,会谈出个什么样的结果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