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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饮恨塞外 二十六（第2页）

“非也”

接着，这位长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历来皇帝登临泰山封禅祭天，当地的官府都要清理山道，不许当地贫人拦路向皇帝乞讨。乾隆皇帝愤而传出口谕：“乞丐是无冕之王，他们为了活命，有权向任何人讨要。”当地的官吏慌忙跪地，诚惶诚恐地启奏：“皇上有所不知，泰山路上的叫化子太多了，有多少钱也不够施舍的。”乾隆皇帝一听十分不高兴：“难道我的钱也不够施舍吗？＂泰安府的官吏慑懦了。乾隆皇帝当即传下御旨：“要用十匹骏马驮钱，我一边登山，一边向沿路的乞丐舍钱。一直要舍到玉皇顶！”结果，乾隆皇帝带的钱到回马岭就全舍光了。他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老百姓太苦了，皇上有再多的钱也不够舍的。”遂至此驻步，打道回府了。

冯玉祥听了这个故事以后，禁不住喃喃地重复说：“老百姓太苦了，皇上有再多的钱也不够舍的。”他说罢又想起了孙中山先生唤起民众，推翻帝制，打倒独裁，方能实行天下大同的道理……当他从这个故事中感悟到要想人民不受穷，惟有唤醒他们推翻新的独裁者的时候，又想起了自己再次上蒋介石当的往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与蒋介石的媚日求荣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也教育了冯玉祥。他于九月二十三日发出通电，谴责蒋介石穷兵默武、媚外误国和执行不抵抗政策的罪行。在全国抗日救亡**的鼓舞下，又于十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亡的十三项主张。

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浪潮的冲击下，不得不于十二月十五日宣布下野。汪精卫电邀冯玉祥前往南京，共同救亡。同时，胡汉民、孙科等人也屡电冯玉祥、阎锡山，促其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行前，冯玉祥由太原赴兰封与阎锡山、赵戴文等会商，均主张冯玉祥立刻到南京，阎锡山稍缓即往，并共同支持一致抗战。实际上这不过是阎锡山骗冯玉祥早日离晋，并为他试探风色而已。冯玉祥却欣然于十二月二十六日由乎汉转津浦南下，途经济南，韩复架亲到车站迎冯玉祥在山东省政府住了一宿，并表示悔悟，这就为冯以后住泰山埋下了伏线。

冯玉祥到上海，胡汉民已去粤。冯玉祥前往会晤汪精卫，被汪称病拒见。然而次日汪精卫即赴浙渴蒋，冯玉祥像是挨了一个意外的耳光，才知道了汪蒋勾结的真面目。冯玉祥于是返回南京，支持孙科的政府。但汪蒋即合作，便给孙科的政府制造财政上的种种困难。孙科政府无法维持，蒋汪于是卷土重来，连翩回到南京。

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孔祥熙的宴会上见了面，蒋介石伪装忏悔，向结拜兄长认错，对冯玉祥说：“过去都是我做兄弟的过错，把国家闹到这样地步。可是大哥也有不对的地方，那就是太客气了，不当面指出兄弟的缺点。现在国难当前，我们必须精诚团结，才能挽救危亡。希望大哥随时指教，不要再客气了广冯玉祥又被这种甜言蜜语迷惑了，逢人便说：“蒋先生有了很大的转变！＂可是“一二八”上海抗战，使蒋介石的真相毕露。他坚决不抵抗，不但不支援第十九路军，反而多方掣肘。汪精卫则助封为虐。最初，军事委员会只设常务委员，由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担任，李济深为办公厅主任，蒋介石难以为所欲为。因此，这时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案，都是赞成抗战和支持第十九路军的。不久，汪精卫提议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此为自己换取了行政食院长的职务，汪、蒋狼狈为好的投降路线，便大胆地执行起来。于是上海抗战被出卖，并以屈辱的淞沪协定告终。冯玉祥一心主张的抗战，完全成了泡影。因此，他不能呆在南京，便称病到徐州，淮备移住泰山。

这时，汪精卫欲以高官厚禄来**，先请冯玉祥任内政部长，被冯拒绝，继而又以巨款相赠，也被冯玉祥退还。至此，冯玉祥与汪精卫彻底决裂，怀着债慈的心情来到了泰山。

“冯先生冯先生…”

冯玉祥从痛苦的沉思中被唤醒，他以为是那位长者在唤他，循声一看，给他讲故事的长者不见了，原来是高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近前，他忙问：

“有什么大事吗？”

“吉鸿昌将军到了！”

“什么？吉鸿昌这小子到了”冯玉祥将信将疑地自语，“他不是在上海吗？”

“可他一大清早就在泰安车站下了车，说是有重大的事情和你商量。”

“噢，他真的来了……”

中原大战失败以后，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被任命为总指挥。不久，他受蒋介石的派遣，率部进剿鄂豫皖苏区，驻扎在演川、光山一带。他对于“围剿”苏区，攻打红军是十分反感和厌恶的。尽管蒋介石一再催促，他却以种种托词，按兵不动。为了督促、监视吉鸿昌的行动，蒋介石派冷欣到二十二路军任高级参议。吉鸿昌为拖延进攻，密令八十八旅的一个团化装成红军游击队黑夜鸣枪攻打演川城关，然后上报：红军主力逼近溃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

这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军政情报部根据吉鸿昌的思想变化，决定由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进行秘密联系，策动吉部起义，实行兵变。由于党的积极争取，使吉鸿昌产生了率部投奔红军的想法。并表示自己决不进攻红军。他为了应付蒋介石，在和红军取得联系后，遂决定对苏区进行一次“进攻”。吉的部队开到那里，红军就主动撤离，一路上都是乱放一阵枪，虚张声势，以此向蒋介石打假捷报；同时假装沿途受红军袭击，给红军扔下了许多枪枝弹药和面粉、大米。为了帮助吉鸿昌对红军有进一步的了解，部队中地下党组织特地安排吉鸿昌到苏区。吉鸿昌化装秘密进人苏区，参观了不少地方，并在金家寨附近与苏区领导见了面。

一九三一年夏天，正当吉鸿昌一面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一面秘密组织部队准备起义参加红军时，突然遇到了罕见的大暴雨，队伍出不了城。这时，蒋介石得冷欣密报，知吉鸿昌已采取行动，遂从湖北调汤恩伯、陈诚等嫡系部队十几个师，将吉鸿昌部团团包围。吉鸿昌当即决定马上起事。但是遭到被冷欣收买的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的反对，三十三师师长葛运隆也害怕到苏区吃苦，致使吉鸿昌横川起义计划失败。

是年八月，蒋介石解除了吉鸿昌的兵权，并强迫他“出国考察”。在吉鸿昌即将启程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他悲愤已极，将备好的出国服装撕毁，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却遭到无理拒绝。蒋介石命人将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强行送上船，迫使吉鸿昌出国。九月二十三日，吉鸿昌怀着“满腔热血，无处可洒”的悲愤心情，含泪登舟，离开上海。

吉鸿昌自日本转赴美国，遂又乘船赴欧洲，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二月二十八日，吉鸿昌回到上海那天，目睹“高悬太阳旗之海船”以及“吴淞全市，尽成瓦砾的惨景”，心情十分沉重。他“默念国家前途，心胆全为破碎”，“泪竟不禁夺眶而出”。在这民族危亡关头，他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担当起拯救国家与民族的责任。很快，他找到了曾在西北军中当牧师的共产党人浦化人。吉鸿昌向他表示了要参加革命的心愿。随后，吉鸿昌在上海和党组织的代表见面，商谈了今后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大计。不久，他受命离沪北上，路过泰山，希望拜见老长官冯玉祥，除以释前嫌外，二人还可以掏心窝子地说说抗日救国的大事。

但是，冯玉祥对于吉鸿昌的突然造访，心情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或许太偏爱吉鸿昌这员晓将了，一旦吉投人到蒋介石的阵营中去，这种偏爱无疑会转化成恨―而这种恨又绝非是仇恨，而是恨铁不成钢；另一方面，他知道吉鸿昌和蒋介石闹翻了，被蒋抨夺兵权，送出国门考察。他有时发出这样的自问：“我可以上蒋介石的当，为什么吉鸿昌就不能受蒋介石的骗呢？”可是，他毕竟是吉鸿昌的老长官了，那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特殊心理时常在作祟，一时难以忘掉吉鸿昌离他投蒋这件事情。

分别，既能加深仇恨，也能化解隔膜。冯玉祥和吉鸿昌有一年半之久没有见面了，他潜意识里很想和昔日的爱将深谈它三天三夜。但是．谈什么呢？他一时为了难。古语说得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吉鸿昌在这一年半中，毕竞是剿过共产党，还到欧美诸国转了一圈，还是先听吉鸿昌的言论为上策。

冯玉祥定下见吉的方针后，先是热情接待，旋即带着吉鸿昌参观自己居住的地方。一会儿指着自己下榻的西院“菊林旧隐”介绍：“相传清代康熙初年高僧元玉主持普照寺时，因广植**而得名。”一会儿又带着吉鸿昌来到“五贤祠”，说明原来称“三贤祠”，北宋三位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胡缓都曾在此读书、求学，后来，朋代的宋涛和清代的赵国麟也在此潜心读书，故得名“五贤祠”。简之，他缄口不问吉鸿昌的往事，更不谈当前的时政，给吉鸿昌的感觉是：这位忧国忧民的老长官，真的成了“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陶渊明了！

但是，当吉鸿昌听见随冯玉祥来泰山的官兵的操练声，以及看到冯在客房中书写的“尽忠报国”的大字横幅，他断定这位老长官没有变，只是出于对自己不放心才违愿而为的。因此，当所谓“参观”告一段落，一埃回到简朴的客厅以后，他就开门见山地说：

“冯先生，如果你还记恨我，就像当年那样，当众打我四十军棍吧”

“这又说到哪里去了，在这种时候，你还没有忘记我，顺路上山来看看我，感谢还来不及，何谈打你军棍呢”

“冯先生，”吉鸿昌一把扯开上衣，露出了宽阔的胸膛，他含泪激动地说，“请你拿把刀来，剖开我的胸，取出我的心，看看我还够不够一个中国人才”

冯玉祥从这简单的言行中，不仅看到吉鸿昌没有变，而且还猜出吉鸿昌此次造访，还有着重要的使命，他情不由己地大喊了一声“吉鸿昌！”遂伸展双臂，紧紧地抱住了吉鸿昌―就在这相互紧紧地拥抱中，昔日的一切恩怨都化为乌有……待到他们平静下来相对而坐之后，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心灵感应，遂十分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抗日救国方面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