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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002（第3页）

王昆仑回到无锡，再也无心观赏美丽的太湖，一头扎进书斋，集中研读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与昔日自己学习的西方哲学著作进行比较。也可能他是学习哲学的，对理论问题有着特殊的爱好，很快他就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吸引，进而所俘获。在这期间，影响他最大的是两本书：一是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再是李达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接着，他又把马克思主义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他感到这二者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东西。也只有在这时他才认识到自己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旧三民主义反对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其特性的新三民主义是错误的。而这种错误是他的立场所决定的多年之后，他检查自己思想变革的时候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当时的灵魂深处也正如主席所揭示的那祥画出了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遵状态。”事实上我之参加革命运动，固然于一个普通青年的爱国心，痛很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内战不休，人民痛苦，同时也是迫于自己那个没落宫嗲的家庭日益穷困，常靠借资典当，难以维持生活，想奋起挽救。但一看到共产党的兴起和想到的将来的国家社会是工农大众起来当家做主，自己所向往的前途受到威胁而恐惧不安，我的阶级本能就无可抑制地暴露出来。

王昆仑在这期间最大的收益是：把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由国民党转向最大多数受压迫的工农大众他想到了不畏蒋介石独裁专政的靑年学生也想到了为了国家兴衰战斗在东三省的义勇军，自然也会联想到被国民党讥为朱毛的红军为什么会成燎原之势？当他再想到长年仇视的苏联……他似乎感到中国不远的将来“必将是赤旗親扬的天下！”为此他的灵魂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同时，他也开时严肃地检讨：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王昆仑是一位注重名节的儒风很重的革命家。换言之，是可以为主义而献身的人——尽管在其改变主义信仰的过程中是异常痛苦的！时下，他的思想开始由三民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化，且又不知髙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共产党对自己这样的人做何看待，但他却暗自下定决心，按照他自认为能救国的主义去办。请看他写于此时的一篇文章中的两段话可怜的中国人死是没有死绝的，可是卖国求荣的在卖国求荣，升官发财的在升官发财，打牌眺舞的在打脾跳舞，饥寒待毙的在饥寒待毙，而多少血热心雄的爱国志士都受了双重乃至万万重的压迫在摩拳擦掌呜咽吞声，有力不许用。

这世界是分成两条鸿沟的，一边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一边是弱小民族劳苦大众，是一条无法妥协的你死我活的战线，所以希望帮我们弱小民族是做梦；希望军阀宫僚、资本家反抗日本，也是做梦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更希望用自己变化的思想去影响国人，并借以实现救亡图存的爱国之志。用他的话说：像孙中山先生那样做些唤起民众的工作。为此，他想到了办报。

那时办报，第一个条件是要找到志同道合的办报人。为此，他通过当年在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曾在他父亲王心如先生做无锡税务所长时的科长王雨岳等人，找到无锡《青蛙话剧社》的成员孙翔凤以及许广圻、华方增、诸祖荫等青年，初次见面，“大家都很坦率和热情，一席话谈得很投机。此后，我们就成为姚宝巷王（昆仑）家的常客”。据当事人回忆：“那时谈得最多的是九一八以后东北沦陷，蒋介石提出不抵抗政策”都感到十分愤慨，也对国家前途深切担忧。此外则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无所不谈。昆仑很健谈，常谈得忘了时间。好客的主人经常留饭，以继续纵谈，另外，王昆仑家有架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罕见之物，它能收听上海、南京广播的当天战事新闻。已经成为王家常客的上述青年也经常去收听。在王昆仑的诱导下，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些消息倘能公诸于众，是无锡社会需要的在此基础上，“有人提议利用这些消息印发报纸，以供社会需要”。经过多次议论，遂商定办一张新型的报纸。

起初大家提出不少名称，都不能得到一致赞成。最后推定昆仑、方增和我（孙翔凤）三人，先拟一个报名，让大家讨论。我们三人在研究时，方增提出《人报》的名字。昆仑说：法国有个《巴黎人道报》，是法国共产党机关报，我们可以称《无锡人报》。方增不同意，认为《无锡人报》局限性太大，不如单用《人报》，虽筒单而含义广泛深远，可以说：我们要争取“人的权利”，“要维护人的尊严”等等。我（孙翔凤）赞成方增的意见。于是昆仑也同意以《人报》为名。交大家讨论，并得到通过。

这就是《人报》报名的由来。通过上述讨论，读者不难看出：王昆仑的思想已经倾向共产党，而其他《人报》同仁的思想，依然是人道主义者。但是，王昆仑为团结更多的青年共同奋斗，他并没坚持自己的观点。

办报的第二个条件一或许是最重要的条件就是经费。当时，团结在王昆仑周围的青年人多为自食其力者，谁也拿不出一笔钱来创办报纸。再者，办这样一份新型的《人报》不仅得不到资本家支持而且在相当一个长的时间内是要赔钱的。怎么办？王昆仑答应每月筹措《人报》所需的一百五十元大洋。当大家一致推选他出任《人报》的社长时，他却不愿公开担任。为便利工作，他又举荐曾做过县长的表兄龚念劬担任《人报》的社长。

说到《人报》的宗旨，该报留下了一份极有价值的《人报》开幕宣言，它不仅反映了《人报》同仁的思想基础，而且也可看出王昆仑此时此刻的精神风貌，故摘录其中一段：

何以报社会之育养？当为社会争言论出版自由。立国之本，在于民意；民意不张，国巧灭亡。四方蔽塞，上下交恶；朝野络乱，寻召外侮中国今日之要图，在去专政之佘毒，得情伪之相通然后同异皆尽，举国可一。除喁语之苛禁，扬民治之精沛，然后与情所裁，庶政渐清。辟训政之喧夺还主人之固有，然后敌忾同仇，外侮共御。人报敬以至诚表白于读者：凡所致力，一以发扬民意为职志，不受政治之压力，不讳言民间之疾苦；不投流俗之所好……不为宣传所蔽，转以蔽民视听；不为利害所宥，因而混淆是非。以此片纸为民喉舌。

为了以壮（〈人报》出世的声势，王昆仑和《人报》同仁还写了一首《人报社社歌》，一度曾唱遍无锡大街小巷响彻太湖的上空。为存史留芳，恭录如下：

前进，前逬，努力前进，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要本着天賦的权能，为着社会，为着人们。我们要负起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负起伟大的使命，我们要做黑暗的明灯，我们要做迷途的南针，警示着社会，指示着人们该走的前程。

王昆仑不仅充任《人报》的精神和物质的强大的后盾而且还化名为《人报》写了不少文章，把自己的思想公诸于众，并以此影响、启迪并服务于故乡的人民。其中《问无锡青年》、《朝鲜的光荣与中国的耻辱》等文影响较大。他大声疾呼：“敌兵在我们的邻境，炮舰布满了沿江，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定哪一天被敌人占领了我们的田庐，残杀了我们的兄弟。不定哪一天被敌人暗中拍卖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应该怎么办？”

王昆仑在故里蛰居期间，除去公幵创办《人报》之外，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想从哲学的视觉认识中国共产党，剖析中国革命，认淸自己今后奋斗的方向。对于一个有理论素养的革命家来说，他绝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信仰，更不会随意地接受一种理论。因此，这对王昆仑来说，闭门读书不如说是面壁思过，其灵魂深处发生变革必定是异常痛苦的但是王昆仑历经近十个月的读书思过的修身，终于在马克思主义之火的锻冶下，抛弃了过去矢志信仰的理论以及追求的所谓革命理想。初步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比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更为高明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比以三民主义为革命方向的国民党好呢？王昆仑没有一一也不可能在这时得出结论。他的直观印象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受穷苦的老百姓欢迎，并且高喊抗日救亡的口号；而昔日汀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军，业已变成新军阀蒋介石角逐天下的工具，不敢抗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王昆仑或许是一位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也或许是对国民党太失望的结果，他在这时萌生了这样的念头：只要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就跟着共产党走！

提到共产党，王昆仑自然知道恩师李大钊等人的下场，他也不会忘记蒋介石自“四一二”大屠杀以来，有多少共产党人死于蒋记国民党的枪下。另外，他作为国民党的要人，也清楚有不少中共领袖人物如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叛变，给共产党——尤其是上海地下的共产党所带来的损失。而像他这样一个曾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分子，并积极赞成分共的国民党上层的新贵，突然转向共产党，暂且不说需要多少勇气和冒何等的危险，就说共产党又会怎样看待自己的行为呢？他再次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

王昆仑历经长时间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斗争，遂毅然作出决定：为了危亡的祖国，为了苦难的中华民族，放弃个人的荣辱，本着朝闻道夕死足矣的先哲遗训，向共产党靠拢。

委任王昆仑同志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王昆仑接此委任状并无欣喜之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太子派的中坚力量，太子孙科出任立法院院长，自己当立法委员是顺理成章的事。他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遂借此打点行囊告别无锡，去南京立法院上任了！

王昆仑虽然蛰居故乡一边潜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述，一边和乡里青年知识分子办《人报》，但他所关心的政治重心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危亡。换言之，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又践踏了多少神州大地。他步入立法院之后，很快又从孙科等决策者的口中获悉7如下触目惊心的事实：

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他曾于是年8月16日收到蒋介石发给他一通“铳电”，内容大意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勿逕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王昆仑细研这通“铣电”内容，他下意识地想到了秦桧假宋王之手给岳飞下达十二道金牌的历史掌故：失土之责，岳飞难辞其咎；卖国之罪，大汉奸秦桧一人担承。时下，张学良背着失土、卖国的两项骂名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充其量做了当代的岳飞，而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铣电”，与秦桧发给岳飞金牌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蒋介石就是当代的秦桧。换言之，张学良应负失东三省之职，而汉奸的罪名应由蒋介石来承担！

为此，王昆仑越发地痛恨蒋介石。

王昆仑是傅古通今的学者型的革命家，他很自然地会由岳飞的悲剧结局想到张学良的政治命运。由此，他又联想到张学良于1932年8月8日“电国府军委会行政院请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一事。经调查，果真是蒋介石为自己重新出山一要张学良承当丢失东三省罪责之举。为此，王昆仑又很自然地餹然问道：“张学良何时真的变成今日的岳飞呢？蒋介石何时公然打出卖国的招牌呢？……”

王昆仑回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为自己重登“九五之尊”制造舆论，于12月15日召开了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然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并写入第四届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

检查其难易之故，症结所在，知庶政之推行，御侮之策进胥赖乎民生繁荣，地方绥定。以我国民性之诚朴，土地之丰饶生聚教训，宜有可观。乃因赤匪奔突，村邑为墟，腹地既残，瀋篱不治，遂安内攘外，兼顾两难。……荀循已成之轨，迈进不息，必能收肃清余孽之功。

国情的发展不幸被王昆仑所言中。国民党第四届第三次中央全会闭幕刚好半个月——1933年1月6日，日本军队进攻山海关，遂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大幕。由于蒋介石用重兵在江西等地进行所谓剿匪，再加之张学良防御长城一线的东北军战斗力极差等原因致使中外关注的长城抗战不足两个月—3月4日以承德沦陷敌手为标志而告负！结果，张学良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虽未像岳飞那样壮烈牺牲但也背着历史的骂名下野，到异国戒毒考察去了！另外，蒋介石委派亲日大将何应钦等人进驻北平，未来华北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在这半壁江山即将沦落敌手之际，王昆仑对业已为之奋斗整整十年的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信心！换言之，中国必将广蒋记国民党之手！与此同时，他横下了一条心，为寻求新的救国之路，在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