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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002

对于大型历史剧《屈原》的创作全过程，王昆仑是知之甚详的：“为了击败国民党的反共高压政策，打击国民党的反动气焰，中共南方局及周恩来同志制订了以郭沬若为旗帜，以戏剧为中心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而《屈原》就是郭沫若同志贯沏这一斗争方针的结果。同时，王昆仑也知道周恩来同志为《屈原》一剧倾注了很多心血，并对“有人说剧本不符合历史真实，屈原是否革命诗人，应如何评价”非难，都给予了明确的答复。因此，王昆仑对于官方的指责坚决地顶回去了对于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主人士作了必要的说服和解释郭老的《屈原》政治意义是很强的，正面表现了屈原反对民族的敌人勾结投降派的斗争……郭老不是在作生硬的比喻，而是借题发挥，把斗争的矛又指向卖国投降的反动派。”

为了阻止圣战中的这股反动的暗流——“宁渝合流”，坚定抗战必胜的民族决心，王昆仑借总结近代革命的历史教训，告诫当代的人民：妥协投降是没有出路的！遂写下了长篇论文《三民主义革命者的历史试炼》。文章一开始就以震聋发聩的声音吼道：“炮火血肉在试炼着整个的中华民族。炮火血肉在试炼着每一个三民主义的革命者。”接着，他又以勿容置疑的口气指出：“抗战这一新的历史教训则要考验一下中国民族能不能获得新生。同时也要考验一下三民主义的革命能不能完成它最后的任务，使中国民族获得新生。”他在这篇长达万余字的论文中，以极其丰富的近代史知识回顾了严酷的革命教训，指出一切改良派是没有出路的，一切投降派是注定要失败的！最后，他不指名地正告玩弄“宁渝合流”的蒋介石

“民贼是决不能免于灭亡的！动摇，投机，虚伪，自私，落伍，开倒车是决不能免于暴露的！为了中国民族的前途，为了中山先生的事业，每一个三民主义革命者都挺起胸膛、走上新时代护大考场罢！只有认识历史的人才能推动历史，历史会把一切叛徒栉弱者淘洗得干干净净。”

郭沫若的史剧《屈原》中的《雷电颂，只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昭示了爱国诗人的理想；王昆仑的愤笔疾书的雄文，也仅仅是向雾重庆的各界人民播扬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但他们都未能打破蒋介石制造的政治重压：“皖南事变后的一段时期，重庆的政治空气很沉闷。”为此，中共南方局找到王昆仑等人，希望寻找一种政治形式，给这政治空气异常沉闷的重庆注入一些活力。卫昆仑等人“通过一些媒介分别交换意见，打算组织一个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诚如当事人所说：“他们同南方局的领导同志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他们这些想法，也是分别受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启发和帮助才产生的这就是民主同志座谈会的缘起。

关亍民主同志座谈会的性质和任务，当事人甘祠森同志做了如下回忆：“座谈会只谈国际国内的事不谈其他。以第一次参加座谈会的人作为基本成员，以后可以由基本成员带人参加。参加座谈会的人以国民党上层人士为主，也可邀约教育界、工商界的上层人士。但国民党顽固派和特务不能参加。带人参加者对所带的人在政治上要对座谈会负责，至少保证他所带的人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参加第一次座谈会的基本成员有：王昆仑、邓初民、高崇民、阎宝航、许宝驹、于振瀛、甘祠森等十四人。聪明的读者一看这幵列的名单，就会很自然地想到：怎么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成员差不多呢？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这两个组织的性质和任务不同，所以核心成员虽然相同，但所完成的历史使命却是迥然而异的。

由于“参加座谈会的许多人，分别具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较多的知识，较广泛的社会关系，所谈内容都不是空泛无味的，有些见解很有特色。座谈会上还反映了在一般场合听不到的情况，所以大家愿意来，有些人甚至把参加座谈会当作自己生活和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增加到一百多人，其社会影响是很大的。对此，董老曾笑着对甘祠森说过这样一段话：

“你们这个座谈会搞得很好嘛。抗战的胜利，民主的实现，要靠大家去做才有希望。你们交了许多同情革命的朋友，也是对我们党的支持嘛！”

这也就是南方局对民主同志座谈会的评价。

与此同时，为落实周恩来同志发出的“发动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上文化上的统治”的号召，王昆仑又支持曹孟君接受邓颖超同志交给她的创办一个公开的进步妇女杂志的任务。经过曹孟君同志多方交换意见，串联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组成编委会，并筹备创刊资金，于1943年元旦创刊了《现代妇女》。这本月刊杂志不仅完成中共南方局交给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任务，而旦还使我们的立传者王昆仑一举成了各方人士都关注的红学专家。

王昆仑成为红学专家，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诚如他自己生前所说：“我最初读《红楼梦》是在六十多年前，当时我十来岁，是北京大学预科的学生。那时，蔡元培先生是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之也在那任教，他俩都对《红楼梦》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我却毫不在意，只是一股脑儿地沉浸在《红楼梦》所表露的豪情柔意，悲欢离合之中，压根儿就不去理会什么索隐派与考证派等等等。”这说明王昆仑在少年时期就被《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所俘获，是为远因。说到他因支持《现代妇女》一举成为红学专家的近因，他自己在多年之后写了如下这段话：

“当时，在重庆有一份杂志叫做《现代妇女》，它是一些进步妇女办的，也经常受到党的关怀与爱护，我的妻子曹孟君曾在编辑部工作，1943年春天，《现代妇女》很想发表一些文艺方面的文章，曹孟君希望我为它写一点东西，于是我开始重读《红搂梦》。此刻的我已不复是青年时代的我，经历了一些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因此《红楼梦》吸引我的，也不再是悲欢离合的情节，而是一些生动逼真的形象，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封建压迫最底层的女奴与女伶，其中特别吸引我的是晴雯。”

但是，王昆仑在写《红楼梦人物论》系列的时候，列在他写作首篇的却不是特别吸引他的凊雯，而是以《花袭人论》作为他的开篇。这个中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在晚年曾向读者坦言：“我和许多人一样喜爱晴雯，但什么是晴雯的动人之处呢？她和袭人都是怡红院的大丫环，都是贾府的奴隶。论美丽，袭人与她不相上下；论性情，袭人温柔和顺，晴雯是块暴炭，火热而又暴烈；讲工作，袭人是谨谨慎慎，细致负责，而晴雯几乎是没有太多的表现；论处世，袭人对卑躬屈膝、谄媚逢迎的贾芸，尚且亲处奉茶，而晴雯只要不高兴，连黛玉姑娘也吃过她的闭门羹。然而，像这样一一比去，原来袭人与晴雯虽同是女奴，却有着各自不同的灵魂：一个是为了爬上半个主子的地位，不惜践踏别人的奴才；一个是为奴而不服奴的卑贱，终于付出了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我为着了解晴雯而懂得了袭人，为着赞美晴雯而剖析了袭人，所以先写《花袭人论》，以做第二篇《晴雯之死》的铺垫。”正如王昆仑晚年追忆当年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社会背景所说的那样：“在抗日战争形势下的重庆，不但日本帝国主义给了我们很大的威胁，而且蒋介石为首的政权也给人民以很大的压力。具体说，普通人民没有思想、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我当时的反抗、优郁、难以说明的情绪，不期然地想起《红搂梦》这部书来，也就是想借此发泄胸中的郁闷。”因此，王昆仑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不仅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更重要的是还有着极强的政治倾向。换言之，它还有着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和战斗品格。再加之王昆仑在国民党中那显赫的政治地位——自然也为着长期战斗的策略性，发表这一组文章时，采取曹雪芹写《红楼梦》时用过的“真事隐”的笔法，隐去真名王昆仑，署名太愚。

也或许是王昆仑笔下的《红楼梦》人物太别具一格了，自第一篇《花袭人论》问世以后，山城政治界、思想界、文化界、教育界等都在传阅，都在议论太愚到底是何人？对此，王昆仑晚年回忆起这段往事之后，还不无感慨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当时由于环境，不得不用“太愚”的笔名，然而还是泄漏了机关。于是一方面是责备：居然搞起红学来了，什么目的？影射谁的？另一方面是支持，认为用这种办法来评论一部文艺作品，特别是《红楼梦》，也有些新颖可取之处。特别使我受到鼓舞的是总理的关怀。总理在那样艰苦的斗争环境，在那么繁重的工作中，竟能注意到登在一个小刊物上的我的文章。他不仅看了，而且还让《新华日报》发了报道。

也就是在王昆仑发表《花袭人论》前后，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事有巧合，当山城正在私议太愚是何人的时候，周恩来于是年5月24日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共产国际解散，党中央将讨论中国的政策，请周恩来即回延安。周恩来行前秘密召见了“小民革”的核心成员，希望大家提高警惕，注意蒋介石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在山城制造更大的白色恐怖。最后，他握住王昆仑的手，深情地说了这样的话：

“我很快就回延安了，我要把你写的《红搂梦人物论》带回去，给那边的同志们看看。”

王昆仑听后一怔，在他的思想中，延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大家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兴亡工作着，谁会看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这种文章呢？因此，他有些茫然地摇摇头说：

“不要带它吧？那边的同志谁会看这种东西呢？”

“会有很多人看的，”周恩来十分郑重地说，“我可以告诉你，起码我们的毛主席是一定要看的！”

说到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作用，说到延安在王昆仑心中的地位，他晚年曾说道：“1943年的重庆受着极度的政治高压，窒息得令人喘不过气来。此时的延安便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黑夜里的北极星，而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便是航行在暗礁险滩中船只的导航灯。”当他回忆起周恩来这次特殊的接见，王昆仑怀着感激的心情写下了这段文字：

这一切对我的鼓舞太大了，我本没有打算系统地写下去，此时欲罢不能，于是便在车上枕边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红楼梦》，在工余会后一篇又一篇地写评论人物的文章，特别是在一九四五年春天，国民党开六全大会，当时，由于我在一次会议上对蒋介石提出质问遭到他的迫害，政治处境非常恶劣。所以我把写作也当作是一种斗争的形式，在四年内连续发表了十几篇。

这就是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起因和过程。而结集出版则是抗战胜利后王昆仑回到上海，他的老朋友韩侍珩（即安排丁玲出走的人）办了一个书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将他写的这十几篇评论《红楼梦》人物的文草出了单行本，即《红楼梦人物论》。

《红搂梦》自问世不久，遂成为文坛注目的一部奇书。随着时代的推移，在清末就形成了“红学”。待到民国初年，“红学”家们不同的观点，已经演变成十分对立的流派。而王昆仑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新红学”家，他所写的《红楼梦人物论》的立论究竟新在什么地方呢？对此，王昆仑认为：“一个伟大作家总是忠实地反映着自己对于现实社会所取的态度。曹雪芹以及他所写的人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斗争，因此作者自己必然在作品中表现出哪些是他所同情的，哪些是他所反对的。他所同情的就是他所写出的正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颂扬，他所反对的就是反面人物，他必然加以鞭挞、讽剌或暴露；他对于具有两面性的人物，就有赞许，有批判。”这就和清末民初研究“红学”的两大派别——索隐派和考证派划清了界限。加之，王昆仑认为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基本上划分了人的统治和被统治的阶级的界限，表现出那些人物所从属的阶级性格”。因而，他是比较早地且又是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同时，读者读过他写的《红楼梦人物论》，基本上能达到如下立论的认同：曹雪芹“对人物的出身、历史、生活环境的叙述、描写，一般地都具体、明确，刻画出他们有血有肉的精神面貌，对某些人物更写出他们在生活和斗争中的思想倾向和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物的不同态度认识作者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像王昆仑这样有着特殊身份的政治家，且乂是处在那样一个亡国在即的黑暗、独裁的社会里，他绝对不会像静处书斋的学究那样研究《红楼梦》，更不会像索隐派、考证派那样钻牛角尖式的写《红楼梦人物论》他的研究和写作必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他的战斗性。举例说：王昆仑对探春这个人物予以表扬，用他自己的话说：“看来当时的感觉是在极其反动的政局之下，能有一个探春这样一种人物，实在难得，加以颂扬，而认为这贾府当局竟让探春远嫁，是很大的损失。”他的目的是让读者们认识到：当时没落的贾府不能容许探春之存在，实际是反动的家族统治者，不允许为了没落贾府的复兴而改良的探春之存在。而他的真实寓意随即不言而明：“难道当时假抗战、真反动的蒋政权竟会容许一个探春式的人物存在吗？”结论：对蒋政权不要抱幻想，行改良之法是死路一条，唯有推翻蒋政权，建立新中国，中华民族才得以真正的复兴！

立论新鲜的论文是会引起理论界的关注，但不会吸引大多数的普通读者关心。但是，王昆仑的《红搂梦人物论》为什么会引起当代读者——乃至于今天国内国外的读者的兴趣呢？我以为他还有一支生花的笔，为他的这组论文注入了艺术的魅力。对此，位生长在台湾、工作在美国《华侨日报》的女诗人王渝，在八十年代做了如下注脚：

这本《人物论》令我着迷，首先在于太愚和曹雪芹文采一样繁丽，学识修养一般精博，叫人越读越体会出论者与作者之间的心心相印，太愚是曹雪芹越过时空的知己。再者就是论者虽然杂学甚丰，却不卖弄，在评论人物时情理交融，全不流入琐碎的考证，读起来舒畅，说服力又强，第三则是论者看法观点的独特，不标新立异，而是出人意料入人意中，叫人细细咀嚼后回过味来，余香满口，他是个神奇的导游，让我们在熟悉的地方看到新风景。

王昆仑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给他带来学术上的声誉。但是，在政治上也为他引来了麻烦。其中《王熙凤论》刊出以后，在山城引起沸沸扬扬的争论。其中有人公然责备王昆仑：这篇论文是影射蒋介石的。而这种恶意的责备竟然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使得这位山城的独裁者大为光。为此，很多好心的友好都为王昆仑捏着一把汗，生怕有不测的事件会落到他的头上。

但是，王昆仑依然故我地一边写作《红楼梦人物论》，一边积极地为党的秘密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