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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1页）

第九章

事有凑巧，今年11月恰好是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事先，党中央就作出决定：届时将?山碧云寺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邀请全国有关方面和各民主党派、爱国知名人士以及国际友好人士、孙中山先生的亲属等聚首北京参加盛大的纪念大会。时，王昆仑作为民革的代表与北京市的负责人参加了领导工作。在此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王昆仑唯有开好这次纪念大会，方可对得起远在四十五年前主动商请他加入国民党的孙中山先生的在天之灵！为此，王昆仑前后三次来到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堂，向有关人士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市里的意见，并讲了这次活动的重要意义和要求。经过王昆仑和有关同志的努力，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如期于11月12日在碧云寺召幵，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自孙中山先生仙逝之后王昆仑几乎每年都要参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1961年3月12日他亲赴碧云寺谒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后，朱蕴山老奋步先登塔顶，他望之思绪万千，后得词一首；

碧云寺松

调寄临江仙

送殡当时松下路，

风吹松韵凄然。

三十六载胜艰难，长松增翠色，

含笑看人间。

同谒衣冠今又到，松阴健步争先。

“迎头赶上”再挥鞭。告松：人未老。

还共战霜寒！

但是，今年是一百周年大祭，王昆仑站在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前，完全没有了当年的诗倩，他有的倒是如何向逝去的先生讲述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心情！

笔者扼要地记述了王昆仑在**初期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一或许是更重要的一面还未向读者讲述，那就是他分居有年的爱人曹孟君同志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很快就要在文革的风暴之中向他道声：“再见！”

曹孟君自打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一直是忘我地工作着。建国之后，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事业中去，终因工作过量，积劳成疾，于文化革命的前夕得了癌症。王昆仑获悉这一不幸的消息之后，猝然又想起了他们共同生活在国民党心脏中那些不平常的子，遂亲自赶到曹孟君的下榻处，诚请妻子回到自己的住处，共同度过这最后的时光。就在曹孟君动手术的那天，李宗仁自海外归来，曹孟君轻声地说：

“德邻是你的老朋友，你应当去欢迎他。”

王昆仑放下手中的请柬，微微地摇摇头：

“不，我要陪着你。”

就这样，王昆仑和曹孟君又恢复了谁也说不出——但都能品得出来的感情。不久，**爆发了，王昆仑与其是担心自己被揪出来，还不如说是害怕惊吓了日渐病危的曹孟君。9月9日的清晨，曹孟君被病魔折磨得很早就醒了，她望着日衰一日的王昆仑，有些怆然地说道：

“我们的党籍何时才能公开呢？”

王昆仑自然清楚曹孟君问这句话的真实用意我死了之后能公布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吗？”王昆仑想了片刻，遂轻轻地叹了气，说道：

“不去想这些了，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始终认为我们的党龄是从1933年算起的。”

王昆仑的话又引起了曹孟君的伤情之处，因为她的党海问题也没有如愿得以解决啊！

“孟君，不要想这些事了，今天我去民族宫礼堂出席朝鲜国庆招待会，可能回来晚一些，你要安心休养。”

是日上午，一辆大卡车飞速驶来，停在王昆仑的门前，纵身跳下十几名臂戴红袖章的青年，用力砸开王昆仑的大门，不容分说，横冲直撞地闯进院里，冲进了王昆仑的住室，强行把病危中的曹孟君等家人赶到一间屋里，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接着，“这些人就翻箱倒柜，把王老房里几个大书柜内的大批收藏的珍贵书籍，还有衣物翻扬得满屋满地，把所有房间和院落的东西翻了又翻。当时有一个文件拒锁得牢牢的，有几个青年人叫来曹孟君，强令她交出文件柜的钥匙”。曹孟君是党的高级干部，理所当然地拒绝了造反派的要求。

是日下午，王昆仑驱车赶回自己的家里，“只见院内屋内拥挤着很多人，出出进进，书籍和衣物乱七八糟地弄了一地”。这时，迎面走来一个造反派头头，愣头愣脑地问道：

“你是王昆仑吗？赶快交出文件柜的钥匙！”

“这里边装的是中央发的机要文件，我没有权力把钥匙给你们！”王昆仑说罢遭到了围攻，最后，他沉毅地说，“这是中央文件，不是四旧，要交也只能交给中央统战部。”

就这样，王昆仑收好文件，双手抱着坐到车里，由几个红卫兵押送着，亲手交给了负责保管文件的干部的手里。王昆仑驱车回到家里，几个造反派七嘴八舌地问道：

“快交出你们家里的金银细软，还有存折！”

“金银细软没有，”转身取来一张活期存折，“存折就这一个。”造反派一看存折上只有几百元存款，遂又气得围攻、批斗王昆仑，骂他不老实等等。对此，王昆仑沉吟不语，昂首天外，似乎在想着什么。如果他在此时此刻想起了当年火烧赵家楼，或围攻教育总长彭允彝的情景真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王昆仑的家就这样被造反派抄个底朝天，但他依然故我地做着总理交给的接待好红卫兵的工作。

手术后的曹孟君同志经此惊吓，病情日渐加重，为了不影响王昆仑力所不及的工作负荷，再次住进了改名为反帝医院的原首都医院。这样一来，王昆仑白天接待似潮水般的红卫兵，晚上赶到医院陪伴来时不多的战友和妻子。面对这天下大乱的政局，二人相视无言，一任时光悄然地流逝。每每谈起他们的党龄从何年算起，他们就又喟然长叹……

越年一月，王昆仑正在市里坚持工作，突然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曹孟君同志报危！”王昆仑慌忙放下工作，驱车赶到医院，他望着弥留之中的曹孟君含泪叫着：

“孟君，我是昆仑，我来看你了……”

曹孟君终于又苏醒过来，无力地说了如下这段话：

“昆仑，我们都是党的干部，不要做革命的绊脚石……情况再艰难险恶，立场也不能动摇啊……”

就这样，曹孟君缓缓地合上了自己的双眼，告别了自己走过的六十四个风风雨雨的春秋，也结束了他和王昆仑志同道合却说不上终生相爱的夫妻生活。

1967年3月17日，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谢富治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召开了市直机关批斗大会，宣布彻底砸烂“旧北京市委”，并把原市委和市人委的全体干部集中到市委党校“闹革命”。从此，王昆仑被正式罢官，剥夺了工作的权力。是年秋天，王昆仑突然被扣上了“大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不时被挂上黑牌子游斗和批判。不知是谁听到王昆仑是共产党员的风声，天天追逼他承认是共产党员，这样一来，又可以给他戴上一顶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说句心里话，他真想大吼一声：“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但他不能，因为他的党籍是保密的，因而他只好违愿地不说话，或摇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