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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第4页）

看眼前狼嚎狗叫，

终有个，

地覆天翻！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幻，王昆仑在狱中过着忽而高兴、忽而忧伤的生活。自然偶有所悟，也免不了再吟诗抒怀。这些极有纪念意义的诗草，全部收在他的文集中。关于他出狱前的情况，王金陵同志作了如下的记述：

1973年在热望中过去了，1974年又在企盼中过去了。虽然我父亲因总理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得以转到秘密医院，可以得到及时的治疗，但他门外依然有看守不时地从小孔里窥视的眼睛。虽然我们得到总理的同意可以每周去探望他，但看守可以借口安排不开而改动，而且探视时我还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乎所以，这里毕竟是治疗囚犯的监狱，我父亲依旧不是王昆仑，那个在白色恐怖下，在国民党党部里加入共产党的王昆仑，依旧不是那个被总理称赞曾为党立了大功劳的王昆仑，而依旧是6842号囚犯！

但我父亲巳面临身心崩溃的危险，他的血压已陴到70、50，是看守推着轮椅来的，他已拒绝治疗，并且把给他的药偷偷吐出来：一颗要我当面吞下看有何反映，一颗要我带回去找人化验。他认为北地的人是特务，否则怎么能把他关起来呢。

我们很着急，只好连连上书毛主席、周总理要求批准我父亲保外就医。1975年3月，我得到邓妈妈（即邓颖超同志）处的消息：巳批交华国锋、纪登奎处。3月24日晚，“中央专案组”来人通知我去接他。我有了思想准备，所以不同意当晚去，因为他没有家，而且今天太晚，他不会同意出来的。那些人说对中央的命令要雷厉风行，传达执行不过夜。”我和女儿和平就跟他们去走一趟吧。

到了医院，他们去了，不一会就下楼来了，对我说：“他果然不肯出来，还是你们去劝一劝。”我说：“可是可以，不过他肯定还是不会下来。”我上楼去了，看见父亲干脆躺在**。看守在劝他：“这是毛主席和总理的指示，你都不信？”我父亲说：“你们把指示给我看，否则谁说都不行！”

我父亲是第二天才出来的，在三姑父家打电话给邓妈妈。

但是，当王昆仑在电话中听到邓大姐的话声以后，“不禁涕泪满衣裳”。他无法表达此时此景的心情，当即挥毫写下了这首《接邓颖超同志电话有感》的诗：

飞电传佳讯，初闻涕满巾。

七年常离索，此日得相亲。

保重加餐饭，含饴且弄孙。

休惊流光逝，窖看晚晴新！

王昆仑完全沉浸在天伦之乐中！但是，当他获知这七年以来的政情和国情变化之后，内心又充满了忧国忧民的烦恼……

王昆仑在周总理、邓大姐等领导的关怀下从狱中走出，住进了北京友谊医院接受治疗，一住就是一年。在住院期间，他逐渐地知道了狱中七年所不知道的国情和政坛的变化，他为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喟叹晞嘘！

1975年，全国又突然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王昆仑已经淸醒地知道：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矛头是对准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的。建国前，王昆仑和邓小平同志只是神交，从未谋面；建国后，他曾数度聆听过邓总书记的报告，对邓的领导水平和工作作风是很佩服的。当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之后，他认为是十分中肯的。他作为政治家，环视当今中国政坛唯邓马首是睹。换言之，扭转乾坤者非邓莫属。时下，江青之流又想把邓再次打倒，他内心的隐痛是可想而知的！

王昆仑对中国的命运——乃至自己的政治生命充满着希望，那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周总理。但是，不久，他又获悉他的老领导，一并把他从狱中送到医院的周总理得了重病，那一夜他几乎没有合眼，他真的不敢相信中国一旦没有周总理，神州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也就是在他优心度日的时候，突然由广播中听到董必武同志仙逝的消息，他惊得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接着，他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放声地哭了！他在哭声中不仅想到了德高望重的董老对他的信任和爱护，更想起了在三年困难的时候，董老亲笔惠赠书法单条：“民主革命分新旧，实境吾人亲历之，阶级立场如站稳，纷纭现象莫能欺。”他边哭边低吟着董老的诗句，猛然之间，这无限的悲哀化做了一首诗，他当即挥泪写下：

哭董必武老

一九七五年四月

殷勤领导忆当年，

忽此惊闻泪不干。

革命未忘策东北，

兴邦今喜贺西南。

安危常念阶级教，

奸丑难逃覆灭关。

盛德高龄襄大业，

长留哀思在人间。

也就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1975年9月5日下午，病重的周总理看了“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他看后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因为他曾和蒋介石共事有年，相互打交道则更是数不胜数；他和蒋经国相识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就说蒋经国能从苏联回国，也是他代表中共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打交道的结果……时下蒋介石逝世了，蒋经国可以顺利继承大统，由谁来做蒋经国和其他在台湾的国民党上层的工作呢？他思去想来，大陆活着的——且在台湾又有影响的政治家，就剩下王昆仑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屈武同志了！周总理那只发抖的手吃力地拿起似千斤重的铅笔，笔画弯曲地写下了生平最后一次批示：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托、托、托！

罗青长同志看后哭了；

熊向晖同志看后哭了；

其他看过这个批示的所有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哭了。

9月8口，时在友谊医院住院的王昆仑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往政协礼堂。他换好衣服，怀着异样的心情驱车来到政协礼堂，在人的搀扶下走进第一会议室，早已等候在此的罗青长同志迎上来，把他扶坐在沙发中。不时，屈武同志也到了，王昆仑和屈武这两位共同战斗在国民党心脏中的战友——而今乂经历了林彪和“四人帮”长时期的监禁——且都又过了七十的老人突然相见，一时真不知该说些什么……他们唯有无声地紧紧地握住对方的手……

首先，罗青长同志向王昆仑和屈武同志出示了周总理的枇示原件。二位老人看着这简短的批示真是无限感慨在心头啊！但是当二位老人由总理批示的笔迹想到他们共同的老上级周总理的病情——又由总理的病情想到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他们的心颤抖了，他们的全身也颤抖了……最后，王昆仑在蒋介石的**威下不为所动，在“四人帮”的监狱中也不曾伤心的双眼，终于禁不住地淌下了纵横的老泪……

王昆仑和屈武同志深知这三个“托”字的分量，当即和罗青长、熊向晖、总理办公室的钱嘉东、赵茂丰、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等同志座谈，落实总理这最后一个批示。对于这三个“托”字的意义，熊向晖同志曾撰文写道：

祖国统一是海峽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我认为，“托、托、托”不仅是总理“托”给罗青长同苏的，也不仅仅“托”给大陆有关部门和大陆同胞的。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作的重“托”。

对此，王昆仑则更是身体力行，为完成总理的这三个“托”字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此乃后话，略。

越年——1976年1月8日，寒风瑟瑟，浸透人的肌骨，全国人民最不希望出现的时刻终于来临了——敬爱的周总理艰难地走完了七十八个春秋，带着无限的眷念和无限个“托”，和他热爱的人民——也是最热爱他的人民告辞了！神州大地在哭泣，10亿人民在哭泣……而住在医院中的王昆仑的悲痛岂止是用哭泣二字所能取代的啊！他忽而脑中出现了真空，似乎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他忽而乂回到了逝去的年代，想起了和周总理、邓大姐交往的情况……当他想到自己在秦城监狱的往事以及周总理、邓大姐的关怀，他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情感了，老泪冲开了闸门……但是，当他再想起总理对他和屈武同志作的三个“托”字的批示，又人为地关上了这情感的闸门，想以带病之身为苦难的祖国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当他再一听叫得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广播，再一想自己仍无政治结论的身份，遂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他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无限思念，同时也为了寄托自己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无比担心，遂情不由己地低声吟颂了一首诗：

悼念周恩来总理

骤闻总理逝世，哀痛之深，言难尽意，成诗一首，永志悼念之微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