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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角逐002（第4页）

史迪威或许是过分敬慕宋美龄的风采，也或许是要在女士面前保持美国男人传统的绅士风度，他对宋美龄的越礼行为始终是非常宽容的。就说这次宋美龄怒而点拨他：“作为参谋长，你不是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吗？”他依然是平心静气地与之交谈：

“我向她解释怎样才能使计划与运输线协调起来，经驼峰运输五千吨物资的必备条件是：三百零四架飞机，二百七十五名机组人员，三千四百名地勤人员，空运线两端各有五座机场，每个机场能够容纳五十架运输机。这样，她才开了一点窍……我告诉她我认为大元帅需要的是一名战士，而不是一枚橡皮图章或传声筒。我还告诉她，一旦出现缺乏信任的征兆，我想回国去。”

史迪威并不在乎蒋介石对他是热还是冷，因为他自信手中握有的权力——尤其是租借物资控制权足以使蒋介石改变态度。但是，他作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首席代表，就不能不考虑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外界传言中的“宁渝合流”即汪精卫和蒋介石重新握手言好真的变成现实，那他对于自己的祖国乃至于对二战中的所有同盟国都是失职。另外，他作为一名肩负重责的军人，更看重的是近百万侵华日军的动向。他清楚这样多的侵华日军一旦挥师南下，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就等于脖子上又套上了新的绞索；而在太平洋和日本激战的美国海军、陆军就要多付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牺牲。因此，他越发地感到把日本军队“在中国拖住”的战略是何等的英明！然而如何才能触摸到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呢？他决定拜访老朋友——美国驻华大使高斯。

高斯是一位城府很深的“中国通”，又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加之他性格内向，不轻易说“是”和“不是”，给人一种冷面判官的印象。他不赞成蒋介石独裁，更是反对蒋氏的专横，或许因为他在中国待的时间较长，且对东方治国之术有所研究，他对蒋氏靠军队与权谋维持一个腐败的政权更是深恶痛绝！实事求是地说，美国在制订对华政策的时候，也包括高斯对蒋氏政权的看法。就说时下史迪威和蒋介石闹得僵持不下的局面，也早在高斯的预料之中。所以，他一见来访的史迪威就坦言相告：

“乔，你的一切麻烦盖源于《租借法案》。”

所谓《租借法案》，是关于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未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之前，向同法西斯作战的同盟国借贷或出租武器、弹药、战略原材料、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法案。英国、苏联等国根据这一法案，自美国得到了它们所需要的军用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欧洲扩大到了亚洲和太平洋，同盟国遂决定设立军火分配委员会。由于英国和苏联等国阻遏，中国无代表参与军火分配委员会。换言之，中国在获得美国军用物资方面受到歧视。为此，蒋介石给罗斯福发电呼吁：

就最近审察，予深觉须向罗斯福坦白声明，望罗斯福不致误会，美国对于中国参加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军火分配委员会之态度，是否与待遇其他国家相同？予正日向此间国人为美国辩护，谓罗斯福乃中国最亲挚之朋友，故中国亦宜报以最忠实之友谊。予曾许美国军官统帅中国军队，且有时违背自己之见解，以拥护美政府之政策。予之为此，无非欲尽盟邦战事上共同之贡献，然英国与苏联，则似欠此合作精神，伊等重视一国之私利，远在于共同之精益。

如果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物资分配之机构不能扩大，使中国得以参加，则中国在此战争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

甘地告予谓英美对于东方民族，总未尝以平等相待。英美迄今不许中国参加C。C。S（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是一例。我们在作战中所受之遭遇已经如此，则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又当如何？

罗斯福接电审读，对中国参加军火分配委员会虽欲允行，但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熊式辉于四月二十七日向马歇尔提起此事时，“马歇尔竟完全婉拒”。不但如此，“该委员会于五月十一日又自定新办法，指定史迪威为中国租借物资之收受人，予以‘何时分配’及‘交与何处’之特权”。换言之，“中国政府向军火分配委员会申请之租借器材，必待史迪威制出接受方案与时间，始肯审度”。在蒋介石等看来，“史迪威操此大权，则遇未经其同意之申请，每不制具方案，使我申请或葬送于无形，或停滞于不可究诘”。这就是蒋介石对史迪威由敬而恶的根本所在。

史迪威十分清楚：英国和苏联等国租借美国的军火物资是有独立支配权的，与中国两相对照，上述行为是明目张胆地歧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讲，有气不敢对美国政府发泄的蒋介石，把史当成出气筒也是情理中事。想到这些，史迪威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遂又问高斯：

“你说该怎么办呢？”

“简单。”高斯突然以美国人的幽默近似调侃地说道，“你给罗斯福、马歇尔发电，建议把套在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拿掉，让中国享受和英国、苏联同等待遇。”

“不要忘了，阁下是始作俑者之一。”史迪威反以调侃的口吻说道，“一旦拿掉了蒋介石头上的紧箍咒，他会拿着我们美国的钱、武器去做什么呢？”

“放心。”高斯清楚史迪威来访的原因，遂开门见山地说道，“他不会和汪精卫修好，更不会和日本人讲和。”

“为什么？”

“你比我还清楚！如果说汪精卫是因为投靠日本人得以生存的，那么他蒋某人呢？我认为他一是靠高举抗日大旗，再是靠巧妙地向我们美国要钱、要武器，方得以维持他的政权的。一旦他丢了这些……”

“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高斯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就更坚定了我的看法：传说日本使者和南京方面的代表已到重庆，准备就和平条件进行谈判，这完全是蒋某人进行讹诈的阴谋。”

“对！他想从我们美国得到的东西太多了，而与日本人讲和，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他向我们美国要这样多的东西干什么呢？”

“一是中饱四大家族的私囊，再是积聚军事力量，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

史迪威对共产主义并无好感，但由于他在中国的朋友——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史沫特莱、安娜。鲁易丝。史特朗等人和中国共产党多有接触，他对中国共产党人也并无恶感。诚如前文所述，他早在武汉任职期间，就曾礼节性地拜访过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中共领袖人物，对他们的印象也是很好的。另外，他作为军人，十分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坚持在敌后抗战，这又和他熟悉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对照。为此，他经常发出这样天真的自问：“蒋介石为什么不和共产党八路军一块抗日呢？”今天，当他听说蒋介石囤积美国的军火物资，是要“等抗战胜利后和共产党争天下”以后，就萌动了和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谋面的念头。可是，他担心蒋介石会借此攻击他勾结共产党人，遂又打消了亲访周恩来的念头。最后，他决定派自己的心腹戴维斯代行拜会周恩来，听一听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看法。

约翰。戴维斯于一九○八年生于四川的嘉定（今四川乐山县）。四年后举家迁往成都。其父是美国传教士，除担任神职而外，还在华西大学教课。约翰。戴维斯就在这个风景如画的“天府之国”长大，并在这里接受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后来，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成为司徒雷登的得意门生，不久，返回美国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并于一九三一年考取驻外外交官。由于他精通汉语，熟悉中国西南诸省的人情民俗，被派往云南省昆明担任领事。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他被调往武汉。也就是在这期间，他不仅和史迪威结为好友，还和周恩来等共产党领袖人物时有交往——当然是为了搜集中国有关诸方面的情报。珍珠港事件猝发之后，史迪威就任使华要职不久，他又成了史迪威使华班子中的政治顾问。当时，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有句玩笑话：“戴维斯是史迪威政府中的国务卿。”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见戴维斯在史迪威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

自然，在史迪威和蒋介石猝起的冲突中，身为“国务卿”的戴维斯也必然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据美方和中国台湾方面已公布的史料可知，就在七月一日蒋介石密谋围攻史迪威那次会议的前两天——六月二十九日，戴维斯借口去医院探望生病的周恩来，二人已经进行了一次长谈。有关这次晤谈的详情，诸方均未公布，只有梁敬先生的专著《史迪威事件》一书中有如下扼要的内容：

访周恩来于医院，周谓，蒋将与日讲和，又云，如伊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

戴维斯作为美国驻华的战略情报人员，自然知道蒋介石从未间断和日本秘密来往，而轰动一时的所谓“桐计划”——日、蒋、汪三方携手的“和平计划”，也难以瞒过政治嗅觉极灵的戴维斯；至于日本通过被囚在北平的他的恩师——司徒雷登进行所谓“日中亲善”活动，他也必知其全貌。因此，他是同意周恩来此见的——“蒋将与日讲和”。但是，蒋介石与日讲和之举是真还是假，甚至是否像中国古之名言所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由于此行的借口是探视病人周恩来，看来二人未及深谈。

史迪威在缅甸吃够了蒋介石横加干涉的苦头，使他不得不使用“‘花生米’是个卑鄙的人”这种难听的字眼形容他的上司蒋介石。而今，周恩来竟然主动提出：如“得蒋许可，愿率兵援缅，并受史迪威指挥”。这就很自然地促使史迪威又加深了对蒋介石的憎恨。时下，他最关心的是蒋介石下一步的动向，所以，他对戴维斯再三叮嘱：

“再访周恩来先生的时候，主要听听他对这方面的看法和意见。”

周恩来自打西渡勤工俭学归来，出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开始，和蒋介石分分合合已近二十年了。他们二人没有什么不解的私怨，有的只是永远难以弥合的政治歧见。蒋介石一生，乃至于他的公子蒋经国先生也从不攻击周恩来的人格和品德，这说明他们二人之间是彼此了解尊重的。另外，周恩来作为一代外交高手和政治大家，不仅能从山城重庆这个小舞台观出全球的政治风雨，而且还能从全球政治风雨中看出蒋介石心路历程的真正轨迹。对此，美国学者塔思曼根据美国档案撰写了如下这段记评：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人员（戴维斯）为此拜访了周恩来，周恩来认为，根本不存在单独讲和的危险，“抗日已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买卖，因为这样可以得到大量的援助”。周恩来还说，国民党官员以善于运用外交手腕，拨弄美国的神经而感到自豪，他们在上海与日本人保持联系，“目的就在于对华盛顿进行恫吓”。

有意思的是，自视公允的亲台学者梁敬先生却对此视而不录。他在记录七月五日戴维斯造访周恩来的谈话内容的时候，仅摘要记了如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从这段摘要中依然可以看出周恩来讲话的用意：提请美国注意，租借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并未用在抗日上。相反，蒋从近处着想，政府以四十四万一千人之兵力围困中共；蒋从长远着想，保持实力，以备另用。把话说白了，也就是蒋介石要等抗战胜利之后，集中全力和中国共产党争天下，结论是：

“美国给蒋介石的军火物资越多，未来中国人民就越饱受内战之苦。”

戴维斯或许是认为七月五日访问周恩来谈得不够尽兴，也或许是认为有些疑点需要进一步探究，遂于七月十日又三访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