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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角逐006（第5页）

“二十个月的斗争就此结束。”

史迪威在其后的两天中完全沉浸于个人失败的抑郁中，因为他深信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余下的事情就是打点行囊，办移交手续，灰溜溜地告别山城重庆。

恰在这时，蒙巴顿飞到了重庆，立即赶到史迪威的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这句话：

“如果你还想要你的职务，我去替你要回来。”

史迪威不相信蒙巴顿有此回天之力，他遵照中国“好自为之”的训导从门口向屋里退了一步，有点诚惶诚恐地说了这句话：

“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同我握手，这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放心，我一定为你把职务要回来。”

蒙巴顿告别史迪威之后，并没有直接去拜会蒋介石，更没有为史迪威说情，而是通过萨默维尔将军向蒋介石传话：“如果指挥中国部队近两年之久的人被调走，将无法执行使用这些部队的计划。”

蒋介石自然明白蒙巴顿这番话的寓意：调走史迪威是不能被接受的，否则未来盟国在缅甸以及东南亚的战役中蒋介石的军队将被拒绝参加。如此，中国等于被排除在盟国之外，蒋介石想当世界级领袖的美梦也随之化为泡影。得失相较，蒋介石难下决心，遂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也就是在这当口，向以软磨硬泡抵制史迪威战略计划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看出了这次突然“驱史”的本质：亲美的宋子文欲取孔祥熙而代之。果如斯，他这个以亲日出名的军政部长必将让位于亲蒋名将陈诚，逐渐削弱终至丢失他在军界坐第二把交椅的权位和势力。为此，他一反常态为史迪威说好话，坚决反对在此时此刻调走史迪威。

自然，调走史迪威的最大受害者是四大家族中的孔门。古话说得好：在王冠面前是没有亲兄热弟之分的。孔祥熙为确保自己手中的权力以及他时时觊觎的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资大权，从而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请求他收回成命。同时，积极策动夺取宋子文手中握有的租借物资大权的宋霭龄一见祸起萧墙，遂又通过小妹宋美龄向蒋介石摊牌：宋子文赞成搞掉史迪威的真正动机是想控制租借物资。“只要他能……搞到美援，他的影响就大。但是史迪威坚持要把缅甸战役变成现实，这样就会消耗掉供应物资，从而威胁到他的地位。”另外，在当代美国人的眼中，宋子文是当代中国的明治，他“希望建立起一个权力基础，并从这个基础出发把他的妹夫（蒋介石）排斥掉，消除政府的反动成分，建立起一个能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政府”。最后，宋美龄十分动情地说：

“达令！TV是我的兄长，但我坚决反对他想摄取最高权力的野心。”

宋霭龄在幕后导演、宋美龄在台前表演的这幕戏剧获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是因为她们姐妹说到了蒋介石最为关注的要害——政权。是借逼走史迪威捧红宋子文？还是借故暂时留下史迪威冷淡宋子文？毫无疑问，蒋介石想的一定是后者。然而如何转弯变向才不失所谓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呢？他“使自己陷入如此难堪的处境”。

宋霭龄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中豪杰，她完全猜透了蒋介石此情此景中的难堪心境；更为了不起的是，她又轻而易举地导演了一幕请蒋介石下台阶的好戏。对此，史迪威一无所知，却客观地在日记中作了如下的记述：

现在，为什么埃拉如此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呢？今天下午，她指责了“花生米”，他掉头走出了房间。一个极大的污辱，但她还是等着，他又回来了。她和梅两人极力为我说话。也许如同她们所说的那样，她们使他转了一半，等着我来完成另一半。也许“花生米”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会张扬出去，从而改变了想法，只把这作为烟雾。一种部分地挽回他面子的好办法，尽管也已不可救药地失去了许多，这会使他对错误消息的报告者们大发雷霆。“他们”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被击败了。正像埃拉所说，他们已把我们压制到最后一道堑壕，而我们则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她说我将比以前更加有力。如果我迈出一步，埃拉肯定一切会好起来的。似乎已经这样安排好了。

不管怎么说，这个乱子结束了，下一个也许即将来临。梅说，他们结婚后人们都以为她会在一年内和“花生米”离异。埃拉和梅都一再说，她们已把家族的珍宝押在了我身上，她们会继续支持我。在整个乱子的过程中，我觉得十分轻松——没有遗憾，也没有自责。一种令人愉快的感觉。

至此，史迪威终于渐渐地走出了五里雾中，知道了真正想搞倒他的是宋子文，并在日记中继续记下了他所知道的这次“宫廷政变”的一些内幕：

有种感觉。子文？他是麻烦的制造者吗？如果罗斯福持有我在搅乱关系的想法，他又是从哪儿得来的呢？答案：只能从子文那里得来。那么说子文想让我被解职。为什么？因为我在同蒋夫人一道工作，而她支持大元帅，这会妨碍他的抱负。

也许因此埃拉和梅不愿告诉我，那么为什么她们又警告我注意陈诚、子文的为人？为什么她们想树立孔的形象？我将观察这一切是否能得到证实。（十月十八日）

对于上述这次未遂“宫廷政变”，史学家至今仍未有统一的定见。但笔者认为如下评论是比较公允的：

“她们（宋霭龄和宋美龄）站在史迪威一边的介入也许是由于对参与重大政治生活的渴望，也许是由于仍不为人所知的家庭不和，也许是出于对盟国合作事业的最真诚奉献。不论她们行动如何，她们对史迪威的突然支持得到了成功，而且发生在一个最为合适的时刻——蒋已决心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并已通知了蒙巴顿和美国政府。”

风雨过后是晴天。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出现了空前和谐的气氛。从此，史迪威成了蒋介石家的座上客，宋美龄按照中国人的称谓习惯亲切地叫他“乔大叔”，蒋介石对会见史迪威感到十分满意，“不仅是愉快，甚至是幸福”，使得受宠若惊的史迪威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次联谊会，还是他发了疯？”

这时的蒋介石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因为他需要史迪威的直接帮助。

也就是在这期间，美、英、苏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为是否承认中国为大国发生了争论。“尽管苏联人固执地反对，美国还是坚持并最终使中国成为四强宣言的签署国之一……这样，蒋介石终于被公认可以与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平起平坐。当他出现在开罗的时候，他的地位方为世界所瞩目。他之所以对史迪威变得如此亲昵，是因为他需要史迪威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面前，承担起军事策划和后勤保障的重任，这一任务是中国参谋部所不能胜任的。”因此，蒋介石首次礼贤下士地对史迪威发出热情的邀请：

“你是我的参谋长，一定要陪我出席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

史迪威是一个不计前嫌，又从不以小人之心度人的美国正统军人。加之，罗斯福的私人使者帕特里。赫尔利准将来到重庆，在安排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的最后细节的同时，告诉了他许多他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说在美国，人们把史迪威誉为“中国的救星”。因此，史迪威视赫尔利是“吹来的一阵清风，真正的美国人”，简而言之，非常高兴。

从某种意义上说，开罗会议是魁北克会议讨论亚洲战场作战计划的继续。因此，以往的中、美、英三国之间的战略分歧，也必然带到开罗会议上来。所不同的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第一次和蒋介石面对面地打交道，从而领略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外交手段和政治策略。

开罗会议会址设在华丽的米纳大厦饭店里，与会者可以依窗凭吊雄伟的金字塔。在人类最古老的文化大地上讨论现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取向，这本身就是现实对历史最好的承袭以及最富有文明的折射，因而也必然会引起时人与后人更为凝重的沉思。

在罗斯福的眼里，蒋介石是他见到过的“第一个真正的东方人”，跟他所认识的受西方教育的东方人迥然不同；在丘吉尔的眼里，蒋介石是一位“镇静、深沉和性格干练”的领导人；在蒋介石的眼里，罗斯福是友好的恩赐菩萨，丘吉尔则是大英帝国的化身。他们三人尽管在会议中有着屡次的分与合，但谁也没有把屁股坐在其他国土上。实事求是地说，他们都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罗斯福依然是开罗会议的主角，他“决心要使中国人觉得这次会议对他们来说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从而为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打下基础，并帮助调解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可能会影响战后的世界秩序”。另外，他认为“让中国继续战斗下来，拖住日本军队”，是“一大目标”。因此，他不顾美军将军——尤其是马歇尔和史迪威等人的反对，并以强烈的反殖民主义观念和丘吉尔讨价还价，终于通过了如下《开罗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