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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转直下002（第2页）

史迪威为了扩大缅北战役的战果，亲自率领新近空运增援之中国远征军主力飞抵密支那，“日军凭城固守，战至六月一日，新二十二师突破马拉关阵地，将日敌第十八师团包围于卡马英山地与孟拱河之间，卒将田中新一部击退，俘虏大炮及其他战利品无数。田中新一为一九四一年战败英军，夺取新加坡之骁将，所部素称精悍，至是惨败，日人为之夺气”。

史迪威登高俯瞰被围困的密支那古城，很自然地想起两年前的今天兵败密支那的耻辱，想起两年来为了今天的胜利所经历的坎坷之路。只有用“悲喜交集”这四个字，才能准确地形容他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的心情。

但是，这种胜利的喜悦仅仅维持了不足十天，围困密支那的战役遂变成了悲惨而令人心碎的战役。自然，盟军——主要是中、美两国指挥员胜利时争功，失利时互相推诿其责，使得后世的史学家各执一词，终未定说。而关于这次密支那围困战的失利原因则更是歧见相对、互为指责了。现摘引郑洞国将军的有关记述以代拙笔：

这时战局对我军极为有利，倘我军乘第一五○团取得突破，日军全线动摇之际，迅速调动后续部队增援该团扩张战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敌人纵深，则极有可能一举攻占密支那。可惜梅里尔将军在这个关键时刻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非但未能以留在西机场的第八十九团和美军加拉哈德支队（即“强盗”部队）主力增援第一五○团，反而分割使用该团兵力，使日军获得喘息时机，迅速调整部署，实施反击，以致我军坐失良机，不仅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而且形成了后来密支那战役旷日持久的僵持局面。

……五月二十三日，史迪威总指挥偕参谋长波德诺（即博特纳）将军和我，及新三十师师长胡素将军、第五十师师长潘裕昆将军飞抵密支那前线，撤换了梅里尔将军的职务，由我们五人组成临时指挥部，并规定在前线的中国部队分由胡、潘两位师长自行指挥。

五月二十五日，根据史迪威总指挥的命令，驻印军再度向密支那市郊发动攻击……日军自密支那遭到突袭后，陆续由八莫及滇南抽调第十八师团一一四联队一大队、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一大队前来增援，这样密市守敌总兵力已达三千人以上。同时，日军还根据该市地形，分成四个防御区，加强工事，纵深配备，协同固守。敌人的各种火器、掩体……火网十分稠密，整个城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因此我军攻击极为困难。

瓢泼而下的大雨，又把战场变成了一片沼泽，史迪威真担心围困密支那的战役重蹈两年前的覆辙。他知道惨败不仅会招来蒙巴顿和蒋介石的讥笑，而且有可能毁了他一生都在争取的军人荣誉。瞻前顾后，他这位无所畏惧的将军也写下了这样一段心里话：

“我是个爱烦恼的人。我总设想着危险，在内心中体验着它们。许多事情从未发生，但那些发生了的我已从内心中做好了准备，因此这些烦恼也许得到了报偿。人们说懦夫死千次，勇者死一回。但勇者可能也死千次，如果他为想象所苦的话。只死一回的勇者必定是个无法想象的呆子，或者他具有某种我理解不了的东西，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打消掉出现难题和灾祸的可能性，那样才能产生出一种我自己永远也无法获得的平衡感。我只有促使自己经历这一期待中的精神压力。问题是，我天生是个懦夫吗？倘若如此，能否证明当一名懦夫……而不退却……并不比当一名英雄更容易。”

这就是史迪威的可爱处——敢于正视和解剖自己的弱点。但是在他的灵魂深处是鄙视懦夫而崇尚英雄的，而且他现在想的和做的，依然是“打败日本狗杂种”，当一名缅甸战场上的真正英雄！

可是，他面对密支那围困战的危局，必然变成众矢之的。除去蒙巴顿幸灾乐祸而外，陈纳德和艾尔索普也就此向史迪威发起了人身攻击，搞得史迪威恼火得很！正当他艰难地把密支那围困战引向胜利起步的时候，蒋介石突然电请他返渝，说有重要军情相商。怎么办？史迪威望着这纸电文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

三十

蒋介石有什么紧急军情电召史迪威返渝相商呢？简而言之一句话：在史迪威率部向密支那胜利挺进的时候，蒋介石在日本“一号作战”的攻击下，连还手之力都失去了！

诚如史家所云，“日本自一九四三年秋季以后，鉴于太平洋连战皆北，中美空军实力加强，其海上之生命线，将有被封锁之可能，而美军在中国口岸登陆，亦将实现，则制出‘一号作战’兵略，其目的：一、占取美空军B—29桂林柳州之基地；二、防阻中国军队反攻；三、确保安南与中南半岛之交通。动员一百五十万人，展开太平洋战争以来陆上最大之攻势。”这次战役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建立一条自天津至广州的牢固交通线和摧毁美国在华空军基地，以巩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占领。”其间接目的可能是进行最后一次努力，促使中国政府投降。果如斯，不仅解除了缅北战场之危，而且还从西翼策应和钳制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向日本本土推进。

日本的“一号作战”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即国民党方面所说的河南会战。自四月开始，“日军沿黄河向平汉铁路一段尚未占领的空隙地段发动进攻”，国民党驻军“既没有作战计划，也没有能力来阻止日军的前进”。更有甚者，有的国民党部队望风而逃，使河南全省陷入一片混乱。进攻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

日军得手之后，又于六月份实施第二阶段的进攻，从汉口向南直扑第十四航空队位于华东地区的各基地。为此，蒋介石组织实施第四次长沙会战。但未战多时，长沙遂于六月十八日陷落敌手。陈纳德统帅的第十四航空队虽对日本补给线进行破坏性袭击，却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陈纳德决不承认自己坚持的空中战略的失败，相反，却归罪于自己的装备“严重不足”。他知道史迪威会借此重申地面战略的理论：空军脱离了它应支援的地面部队便毫无价值。为此，他求助于蒋介石向史迪威施加压力，以满足他索取的飞机、物资、燃料，甚至机场保卫部队的装备等等。

蒋介石希望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创造出战争史上的奇迹，迭电史迪威返回重庆。

史迪威无奈，只好告别呈胶着状态的密支那战场，搭乘飞机回到山城。他或许受权谋之苦太深而变得聪明起来，这次和蒋介石晤谈，既没大骂陈纳德的空中战略，也没和蒋介石争论密支那战场孰是孰非，他慷慨大方地把球踢给了美国陆军部：

“如果陆军部同意的话，我可以从供应B—29型轰炸机的物资中拨出一千五百吨，使陈纳德的供应量达到一万吨。”

蒋介石听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这是因为在蒋介石电告史迪威返渝的前夕，欧洲战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六月四日，艾森豪威尔所部解放罗马；六月六日，盟军成功地实施了诺曼底登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蒋氏知道马歇尔和史汀生不会给陈纳德任何帮助的。换言之，史迪威的承诺只不过是一张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他只好让史迪威于翌日速返密支那前线。

史迪威有些暗自得意地告别了重庆，回到密支那前线，遂又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密支那围困战中。或许是他天生的军人气质，也或许是他生来就讨厌官场中的勾心斗角，虽说激战的密支那战场到处都是“雨水、泥泞、水蛭、蚊子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但他还是认为总比在重庆和蒋介石——或去康提与路易斯。蒙巴顿在一起要强许多。

史迪威赞成“战争就是赌博”的理论。因而他认为“一个辉煌的成功往往是一件偶然的事，因为偶然的事是必然要发生的；仅仅是由敌人在时间、地点和部署上的失误所造成的幸运偶然才能产生出迅速的结果。敌人所犯的愚蠢错误可能会把一支部队安置到一个预料不到的地点，从而毁掉一个完美的计划”。他为了在密支那围困战这场赌博中尽力使自己的一边拥有多出一点的胜利百分比，唯有身先士卒，鼓励中国远征军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坚持——直到完全攻克密支那。

但是，命运就是爱和史迪威开玩笑。正当他组织新的孟拱战役并自认为形势看来很好的时候，东南亚司令部又传来消息：“蒙巴顿想解除史迪威盟军最高副司令的职务并向马歇尔进行了试探。接任候选人是魏德迈或索尔登。”史迪威听后大为震惊：

“老天爷！被赶走而让魏德迈得势，可真是件丢脸的事。”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向把蒙巴顿看成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现在则把他降级成了新生。”同时，他也清楚蒙巴顿这位“新生”想解除他的最高副司令职务的真实原因：他遵照美国的旨意在缅北组织了一场违背大英帝国利益的战役，而且取得了奇袭密支那机场等重大胜利。不久，他又听说英国借马歇尔访问伦敦之便，由英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元帅直接向马歇尔提出：“由于史迪威不能与三军首脑和睦相处，必须解除他作为蒙巴顿司令副手的职务，史迪威在对待钦迪突击队的问题上以及他随便发表的憎恨英国人的言论，也是英国人要求撤换他的原因。”马歇尔听后震怒不已，异常愤慨地说了这段话：

“布鲁克，你在印度有三个总司令，可他们谁也不愿作战。我们有一个要战斗的司令，可你们却要把他挤走。这到底是为什么？”

虽说布鲁克被马歇尔这种态度激怒了，但碍于事实不好当面发作，只好把矛头再次指向史迪威，而且坚持要免其最高副司令之职。对此，史迪威很自然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结果将会是怎样呢？我真的会充当他们争斗的牺牲品吗？……”

与此同时，六月二十一日，罗斯福总统派自己的副总统华莱士飞抵山城重庆。按照以往的经验，史迪威很自然地联想到一定又是为调解他和蒋介石的关系而来。然而，一是密支那战场急需他指挥作战，再是他对这位民主党的副总统没有丝毫的好感，他近似越礼地滞留缅北前线，由他留在重庆的参谋长代为恭候这位华莱士副总统。

很快，重庆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夫妇和华莱士副总统举行单独会谈，强烈要求美国撤换史迪威，甚至说“不论情况怎样，他都必须离开”。为协调中美关系，蒋介石要求“罗斯福总统最好派一名私人代表常驻重庆，处理军政事务”。据说华莱士副总统已当面允诺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而接替史迪威的最佳人选是魏德迈。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史迪威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为华莱士毕竟是美国政府的副总统，此次中国之行中又是总统的特使，他的意见不仅是举足轻重的，而且一定能左右罗斯福的决策。说句老实话，史迪威并不留恋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职位，可他实在不愿离开就要攻入密支那古城的战场。他愤然自语：

“要是没有这些狗杂种的干扰，我早就把缅甸收复了！”

否极泰来，这句中国古语形容内外交困的史迪威是再准确不过了！

美国——无论是罗斯福总统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关心的都是如何赢得战争，而不是单纯为了解决英美关系和中国问题。马歇尔、史汀生乃至于曾经支持过陈纳德的空中战略的军界决策人物都一致认为：解决中国危机的策略应正好与华莱士副总统的意见相反，要扩大而不是取消史迪威在中国的权力。

诚如史家所评，决定性的因素是日本“一号作战”的成功，而不是华东美国空军基地的丧失。本来在美国人看来，抵御日军入侵的国民党军队比对手多了三倍，日本败北无疑，但是由战场传来的消息却恰恰相反，长沙、衡阳相继落入敌手，据说桂林和南宁也岌岌可危。尤其令美国人伤心的是，在日军大破坏的时候，美国人只好把飞越驼峰好不容易运来的宝贵物资炸掉了，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不使这些东西落入敌人之手。简而言之，在美国人看来，腐败的蒋家王朝病入膏肓，而国民党坚守的正面战场溃败在即。

与中国战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胜利。六月十五日，美军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发起进攻，这时战略重点已毫无疑问地转移到太平洋上。占领了塞班岛，日本就在轰炸机的航程之内了。“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战斗，塞班岛被攻克了，美军开始在岛上建造B—29型轰炸机机场。这使中国作为空军基地的重要性降低了。”

但是，日本人“一号作战”的成功，以及国民党军队如洪水决堤般的溃败，使盟国——主要是美国产生一种担心，“即侵华日军可能在大陆扎下根，他们甚至可能在日本本土战败之后继续作战，使战争也许还会拖延几年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美国担心苏联在此期间参战，这等于给它以获得满洲的机会。果真如此，“美国政府还得在美国公众要求撤回美军的呼声下，把在欧洲取得胜利的美国军队调入亚洲”，继续在中国与日军决战。而这一担心恰好又是史迪威所反复强调的：“如果盟军绕过中国去占领日本，大陆上的日军就不会投降，中国太弱，无法单独打败他们。”

怎么办呢？“参谋长联席会议为中国的‘瘫痪病’开的处方是以史迪威个人代替美军部队。由此产生了让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并授权其加强和指挥一支中国军事力量的计划。这正好能够满足英国坚持把史迪威从东南亚司令部调回中国的要求。”

事有巧合，马歇尔将军自英国返回美国不久，一位叫韩德的部属上书，谓：

史迪威作战密支那有功，可授上将，使率中国全国军队，则可借此离开东南亚战区，以餍英人去史之望，而增华军作战之威。

马歇尔将军研读此议，恰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遂正式提议将史迪威晋升为四星上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