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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2页）

潘汉年接管情报工作之后，为了拓展董健吾的情报来源，他利．用冯玉祥应蒋介石之邀来南京供职之机，通过内线关系，有意请冯玉祥将军为董健吾“拉场子”，从而使董又恢复了在基督教中的地位。这对董的情报活动，又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时下，侦察受伤住在教会医院中的叛徒的重任，又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董健吾的肩上。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严重性。他受命之后，旋即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很熟悉的牧师，在一般的闲谈中，获悉这个叛徒住在隔离病房，专为巡捕房警务处所监守，防范甚严，非经特许，不准接近。接着，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视察了所有的病房，他还发现，在这个叛徒的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他回到自己的古玩店以后，通过关系向潘汉年做了汇报。

潘汉年摸清了叛徒的病房位置，但他却无法使我们的保卫人员打入医院，进入隔离病房，越过武装巡捕的监守，去处决这个倒在病**的叛徒。他只好再次要求董健吾利用和医院中的那位牧师的特殊关系，做好有关医务人员的工作，尽快拿出一个可行的处决叛徒的方案。

董健吾遵命再次拜访了这位有正义感的牧师，并在他的帮助下，说服了值班的护士，很快和潘汉年共同密商了一个万无一失的行动计划。

是日夜，我们的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护士和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的病房门口，出奇不意地制服了监守的武装巡捕，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越墙逃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翌日，上海的各家报纸又登了大量的报道，轰动效应堪称空前。

潘汉年指挥的这次行动，由于是在武装巡捕监守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因而无论是对公共租界的巡捕人员还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的人员一一尤其是那些叛变投敌的败类，都产生了岌岌可危的恐惶感。

但是，潘汉年从未因此而吹嘘自己，相反他却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案件告诉我们，任何惊人出色的特殊活动，不是哪一位杰出的英雄人物个人能力所致的，而必须依靠社会群众，发动某一特殊活动所要依托的社会群众关系，也要善于物色合适这一特定任务的人物去执行，才能避免徒劳无功。像董健吾牧师这一类的人物，可能在日常情报活动中不一定发生多大作用，但是一旦遇到同他个人身份、能力相适合的特定活动需要时，却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这就是潘汉年实事求是的胸襟和品格。

潘汉年以及他的战友们的出色的情报功绩，并不能拯救王明左倾路线的失败。相反，由于白区工作接连遭到惨重的损失，致使潘汉年的情报工作越来越困难了。像赵子柏这样的耳目，也因形势朝着有利于反动当局方面发展，逐渐和特科脱钩；像刘鼎这样得力的助手，也因情报据点的破坏而被捕，使得党的保卫工作越来越难展开。

不久，潘汉年由“内线”获知，刘鼎同志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之下，依然是一身凛然正气，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正当潘汉年设法营救之际，刘鼎突然被上海警备区起解南京宪兵司令部，并有可靠的消息说，叛徒顾顺章向敌人打了保票，要亲自劝降刘鼎。为此，潘汉年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沉吟片时问：

“刘鼎会听顾顺章的话吗？”

“绝对不会的！”潘汉年断然地答说。康生微微地点了点头。接着，他又郑重地指出：鉴于迫切需要在反动统治机构内部，特别是在其特务机关内部建立情报点，中央保卫机关决定：凡保卫机关干部被捕后，如被叛徒顾顺章及其走卒所指认并无法隐蔽真面目时，在不破坏组织的条件下，可以对敌实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得情报来源，或者在适当时期潜逃归队。最后，他又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你设法把这一决定的基本精神，转告给狱中的刘鼎，请他酌情自处。”

潘汉年曾是这一决定的参一与制定者，但不知中央能否批准。时下，康生正式通知他按这一决定精神营救刘鼎，这说明中央是同意这一作法的―事实上中央批准了这一决定。潘汉年经过周密的调查，遂派出两名精干的特科人员，当作刘鼎的亲属前往南京探监，当面转告了中央保卫机关的决定。

刘鼎根据这一决定的精神，编织了一套欺骗敌人谎言。他当面对劝降的顾顺章假意奉承地说道：

“你是头儿，我干了点什么，你都清楚；你不在了，什么也干不成，我闲在家里，无事可为。”

顾顺章一听刘鼎的口气，误以为刘还是听从他的，遂当即拍着胸脯对法‘言说：

“他的事我都清楚，都包在我身t，－好了。”

从此，刘鼎同志免除了敌人拷打之苦，并获得了一些所谓的自由。

接下来，诚如李强同志在《忆刘鼎同志》一文中所记述的那样：

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出狱后先住在中国日报社，后又搬到一家旅馆住。故人表面上好象给了刘鼎自由，实际上暗中对他监视得很紧。一天黄昏，他从旅馆悄悄地溜出来，摆脱了盯稍，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护送上了火车；连夜赶到上海。

潘汉年奉命先和刘鼎接触，遂又把刘鼎被捕的详情向中央汇报，并同意刘鼎归队的要求。由于刘鼎同志的身份业已暴露，不适宜留在上海再从事情报工作。经中央保卫机关批准，安排刘鼎同志转移到苏区去工作。

附带说一句：康生是这一决定的制定者，又是指示刘鼎同志按此决定精神行事的主使人。但是，在延安整风和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却利用“假自首”的罪名，两次把刘鼎同志置于死地。

刘鼎等同志撤离上海以前，潘汉年在情报战线上的工作越发艰难了！为了监督处置一些紧急的事件，或者会见不同层次的情报人员，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一日三改装，神秘地出没在高级旅馆或简陋的工棚中；“为保卫驻上海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积极参加了对敌隐蔽斗争，这是需要绝对保密的，连党内同志，除领导人以外，也要断绝往来。潘汉年同志曾经和我（胡愈之）说，他为了迷惑敌人，故意装成灰色面孔，写了一些赞扬国民党左派的文章。以后他不再公开发表有关文艺方面的文章，连党内有些同志也不敢去找他了。”

在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上海的白区工作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死胡同。为了保存革命的实力，以利于长远的革命斗争，设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撤往江西中央苏区。而完成这样众多的党的领袖人物的安全转移工作，自然又落在了潘汉年和他属下的同志汀J的肩上。他们利．用中央保卫机关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把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安全地送往中央苏区，以及其他的革命根据地，把小部分的同志安全地送往苏联、日本、法国等异邦。

但是，潘汉年没有想到自己也会撤离上海。1933年5月14日，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梓年和丁玲等左翼文化人士被捕了。中央考虑到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丁玲远在“左联”成立的初期就认识潘汉年，为了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毅然决定潘汉年撤往中央苏区。

潘汉年迅速办完交接手续，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感告别了上海，踏＿L了通向江西中央苏区的交通线。但是，他不知自己是处于革命家那特有的预感，还是对他战斗过的上海的依恋，他老是默念着这样一句话：

“上海，我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