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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2页）

“潘先生，我希望你能和孔夫人见一次面。”

潘汉年听后一怔，马上意识到：这才是胡鄂公约他南下的所谓要事。他沉吟片刻，问道：

“胡先生，是你的主意，还是孔夫人的意思？”

“这……就算是兼而有之吧。”

接着，胡鄂公讲出了这次相见的理由：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宋氏家族的主要成员除宋美龄在重庆外，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朱子安、宋子良都聚集在香港，但因政见相左，宋庆龄和其姐弟少于往来；就说宋子文和孔公馆的关系吧，也因孔、宋两大家族的矛盾各树一帜，各撑自己的局面。简之，给外人一种不合作的印象。由于潘汉年和未庆龄、宋子文有着不错的私交，如果潘能和宋霭龄相见，这不仅能推动宋氏家族的团结，而且也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抗日大局。最后，他微笑着说：

“潘先生，你看我说得在不在理？”

潘汉年清楚胡鄂公这一动议的真正用意：是为了提高自己在孔公馆中的身价。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说：宋氏家族在中国政坛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会见宋霭龄，不仅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抗日大业，而且对自己所从事的秘密工作还能起到某种掩护作用。他考虑至此，遂又想起了他和廖承志同志会见孔大公子孔令侃的往事……

那是潘汉年由上海撤到香港的初期，他1厂参加山宋庆龄领分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的工作。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徉熙的少（公子孔令侃主持扬子公司，他利用承包进口军需物资掌握大缝外汇的特权，中饱私囊，贪赃枉法。一时社会舆沦沸沸扬扬。搞得这位孔大公子声名狼藉，并引起厂蒋介石的注意。孔氏夫妇为此大伤脑筋，住又无转变的办法。

还是这位孔公馆的智囊胡鄂公，遂向宋霭龄献计：建议由孔令侃出面会见并宴请潘汉年和廖承志，给外界造成和中共代表共商国事，积极关心抗战大业的印象。从而也可挽回孔大公子的恶劣声誉。宋霭龄认为此招甚高，拜清胡鄂公从中斡旋。

潘汉年和廖承志自然清楚孔氏家族的政治意图。但从全局出发，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尚未得到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正式承认，因而得不到应有的行政经费。所以，也不能获罪于行政院院长孔祥熙。遂决定一方面应邀赴宴，另一方而继续加强舆论批评。

孔氏家族对潘汉年和廖承志应约赴会是非常感激的，为了能获得中共的谅解，主动作出一些友好的表示。不久，孔家获悉潘汉年回延安述职，派人给潘送上一张飞往武汉的机票，还有一本供中共和孔祥熙直接联系的密码。并再三请潘回陕北后向中共中央说明：“行政院当初未能正式批准承认边区政府，关键是CC从中作梗，孔祥熙无能为力。但孔愿意在经济方而利用救济、补助的名义给边区政府以一定的支持。”同时，“孔家向潘汉年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请他疏通中共的宣传机构停止对孔家的批评指责。”

潘汉年路经武汉时，“将孔家的意见和要求向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作了汇报，由李直接向中央报告，那份密码也交给了李克农：”事后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

潘汉年经过填密的考虑，井商请有关的领导同志的认可，遂在胡鄂公的安排，潘和宋霭龄在孔家设在香港的公馆见而：这次会见是属礼仪性质的，谈话的中心白然是围绕着国共台作这一主题。会见行将结束之前，宋霭龄以朝柄在握、权倾一时的行政院院长夫人的身份说道：

“孔院长希望国共能够友好合作。我以为中共方面有很多人才，希望以后能到玉庆的国民政府里去担任官职，将来能在中国实现英美那样的议会政治。”

潘汉年向来是反对议会道路的，但在这种氛围中不允许也没有必要对宋霭龄阐发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他很策略地答说：

“我们也希望国共能够真诚地友好合作，现在最需要发动民众实行全民抗战，夺爪抗战胜利。欲达此目的，国民政府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

“这也是孔院长所努力践行的，“宋霭龄忙把话题一转，“潘先生堪称一代纵横家，希望你发挥其长，向一各方晋善策，为国为民尽力。”

“我愿尽力而为之，虽然我不是孔夫人所说的一代纵横家。”

据说，宋霭龄对潘汉年的学识、风度给予不错的评价，并感愧自己不能像妹妹宋庆龄那样有周恩来、潘汉年这样的友人。

汤汉年会见宋霭龄不久，接到了奄慧寄自上海的密件：袁殊请求南未香港，有重要情报和潘面商。潘汉年当即电告董慧：同意袁殊南来香港相见。

是年11月间，袁殊到达香港，在一家高级酒店中和潘汉年见了面。他开门见山地说：

“岩井先生希望我们两人密切合作，为‘岩井公馆’搜集情报。另外，他希望你能做一个在港开展工作的计划给他。”

潘汉年听罢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岩井的关系，把在港的情报摊子再扩大一些。遂以商量的口吻对袁殊说：

“我们就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拉起一条线来。我们要办一个公开的刊物作掩护，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搜集情报。我们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份情报，要他们每月供给我们二千元港币作情报费。另外，刊物开办需一笔筹备经费，也要他们提供。”

袁殊遂向岩井英一作了报告，岩井很快批准了潘汉年的上述计划。这位老日本特务为了便于控制袁殊和潘汉年，派遣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特务小泉清一负责联络，协调有关方面的情况。这样，袁殊带着小泉清一拜会了潘汉年，传达完岩井英一的意见，当面交付潘汉年一万元港币，作为公开办刊物的开办费和两个月的情报费用。双方同时约定，每半个月交一次情报，由小泉清一负责接收。

据史记载：潘汉年根据袁殊的建议，调在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笔改的挥逸群主编新办的刊物―《二十世纪》。挥逸群又商请潘汉年的同意，调他的文友郑禹森当助手。挥、郑二人根据潘汉年制定的办刊方针：中性、灰色，遂放手办起《二十世纪》。后来，挥、郑二人由潘汉年发展为中共特别党员，编辑部也成了党的一个情报据点。

接着，潘汉年又向廖承志、张唯一等同志介绍这项计划的有关情况，经过研究，并报请有关部门批准，作出决定：关于定期提供情报一事，“在潘汉年的指导下，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共同起草，编写一份有关大后方的情况以及国共方面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美、英、苏在香港的活动情况。”另外，“潘汉年在征求了廖承志的意见和征得陈曼云本人的意见之后，决定由陈曼云代表‘胡越明’与小泉清一定期联系：向他送交情报，同时取回情报费用。每次所得经费，除由陈曼云直接付给办刊物所需部分外，其余交给华南情报局，作为情报经费收入。”

从此，潘汉年利用“岩井公馆”大做文章。他一方面“通过南方局从桂林将在《救亡日报》工作的中共党员翁从六和进步记者叶文津调到上海来，帮助袁殊办《新中国报》，控制这一阵地，使这张公开的汉奸报纸尽可能减弱其有害的宣传；另一方面弓他派情报骨干刘人寿到‘岩井公馆’去当机要秘书。刘人寿既代表潘汉年和袁殊保持联络关系，又代表潘汉年和翁从六建立组织联系。刘人寿还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在‘岩井公馆’内设一部电台，准备在敌人最不注意的地方进行最有效的工作。”袁殊作为“岩井公馆”的内线，每隔一段时间向潘汉年提供他从日本外务省方面获得的若干战略情报，由潘汉年通过在港或在沪的电台直接向延安中社部发报，并“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据史记载：在德国进攻苏联的前夕，我党中央曾通过在香港的情报班子，以及在重庆的阎宝航同志相继获取了这一重要的情报，并及时电告了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遗憾的是未引起苏方的警觉，致使苏联付出惨重的代价。然而潘汉年和他领导的情报班子是如何获取这事关二战全局的情报呢？也因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相继被迫害置死，给我国情报战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空白J

潘汉年在近二年的时间中，数次往返于港沪之间，领导敌占区的情报工作，的确创造了我党情报战史中的许多奇迹。自然，也谱写了我党情报史中最为辉煌的史诗般的篇章。然而，我党情报战史中的这许多奇迹，我党情报史中这最为辉煌的史诗般的篇章，突然在一夜之间被完全颠倒过来，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也由功臣变成了罪人，天理安在？！此乃后话，暂略。

也就是在这两年卓有成效的情报工作中，潘汉年和董慧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