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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2页）

就情报工作的常规而言：潘汉年绝不应该去南京。但是，从情报工作的另一常规来说，只要潘汉年作出回上海或回淮南根据地的决定，这就意味着和李士群、胡均鹤建立起来的秘密联络的完全终止。可是，潘汉年此行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李士群、胡均鹤的情报关系，获知日伪军队是否在近期对根据地进行“扫**”。一时问，潘汉年陷入了进退维谷之中

旋即，潘汉年又想到去南京会有什么危险没有？他认真地分析了李士群和胡均鹤的政治处境，认为他们如果敢于向日本主子供出自己的直实身份，无疑于在其主子面前自我暴露了“两面人”的政治本色。换言之，他们这些没有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民族败类，是决不敢迈出这一步的。结论！去南京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潘汉年几经利弊相较，最后毅然决定：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为了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不毁于日伪“扫**”的战火中，他挺而走险赴南京去见李士群。

然而，潘汉年脑海的谜团依然没有解开。相反，随着开往南京的客车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些谜团也越来越困扰着潘汉年，并化做一个又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

李士群和胡均鹤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样的迷惑药呢？为了破解李、胡二人精心炮制的这剂迷惑药，还必须先从李士群不利的政治背景入手：

李士群态意用权的行为，不仅为同僚、部属所忌恨，而且更为汪伪政权的第三把手－一李士群形式上的领导周佛海所不见容。因此，他在汪伪政权中的上下左右，树的政敌是很多的。这样一来，他必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上越来越孤立了。

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亚两大战场上的局势，对德、意、日一方是很不妙的。希特勒打败苏联的梦话渐渐难以兑现，战争狂人东条英机妄图把关国赶出太平洋的痴想已经无人相信。相反，太平洋战场上不时传来口本舰队失利的消息，又极大地冲击着汪伪政权。原先这些甘作日本奴才的民族败类，再次为自己未来的命运寻找出路。其中，周佛海就与重庆的军统头子建立了关系，并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认。对此，李士群也不甘落后，以更大胆的行动向重庆表示忠诚。例如，日本宪兵曾悬赏缉捕军统特务余祥琴，而李士群却设法包庇余，并在他的掩护下使余逃回重庆。结果，为日本人所查悉，从而获罪于日本人。加之，这时李士群和周佛海的矛盾发展到了极点，日本侵略者决计利用汉奸内部的矛盾除掉李士群。

对此，李士群是清楚的。李如何才能变被动为主动，进而击败周佛海这些同属汉奸的政敌，重新获得日本主子的宠信呢？他思之良久，唯有获得汪伪政权的最高权势者―一号汉奸头子汪精卫的倚重。而获得汪奸倚重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潘汉年的南京之行。请看如下的事实：

潘汉年到达南京之后，随胡均鹤去李士群在南京的家里，结果又扑了空，说李去见汪精卫了。有意思的是，他安排贴心属下杨杰出面接待，有意“向一些汉奸头目介绍潘汉年，并称他是李士群的朋友，从而使潘汉年的此次南京之行公开化了。”潘汉年清楚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计谋，遂以不变应万变的姿态静观变化。

翌日上午，李士群正式拜访潘汉年。就其常理一而言，二人谈话的中心应是恢复中断的情报联系。而李似有意避开这一话题，大谈了一通日本人和重庆方面大搞所谓“和平运动”的事。对此，播汉年漠然听之。这时，李士群突然把话锋一转，说道：

“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李士群等于向播汉年和盘托出这次行动的预谋：“让胡均鹤把潘汉年引到南京来，并使潘的南京之行公开化，意在表明他有办法能够拉拢中共方面，来壮一下已经越来越孤立的汪精卫政权的声势，让汪精卫对他更有所倚重，也让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获得一点筹码。”

潘汉年听后异常愤慨，因为李士群不仅采用欺骗的手段把他弄到了南京，而且还要采取挟持的手段强迫他就范―会见汪精卫。他真想当场拒绝，拂袖而去。

也就在这一瞬间，播汉年意识到这样做的后果是：“李士群的预谋失败，在汪精卫面前大失面子，就有可能使他恼羞成怒，翻脸扣人，死心塌地地反共。自己的安危固然不必多所考虑，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特别是当前有关‘扫**’根据地的情报”，从此也就变为不可能。但是，当他再一想到根据地军民的生命财产，遂又暗自说：“决不能轻易地把事情弄僵，从而失去争取、利用李士群的机会。”

也就在这一瞬间，潘汉年想到了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尤其是在会见敌方领袖人物方面是没有禁忌的。另外，他分析了汪精卫的政治处境，以及要会见自己的政治目的之后，决定冒险一闯。

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已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情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

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

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来了。（笔者按：上述潘、汪会见一段，引自尹联先生的专著。）

诚如尹骥先生在其专著评说的那样，潘、汪会见时的谈话本身，“当然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重要的无疑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且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间题上所作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的见面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总之，潘汉年的南京之行是失算的。但是，在敌．人的心脏中从事情报工作，哪有一次也不失败的常胜谋略家呢？另外，潘汉年不可能一一也不允许因此和李士群、胡均鹤斩断情报联系。他只有因势利导，努力去完成华中局和新四军党委交给的情报任务。所以，他把这次失败的不快情绪压在心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又驱车驶往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