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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第1页）

一二

董慧去了，昨日还溢**着爱的温馨的卧室，碎然显得是那样的空寂，无情！

潘汉年步履沉重―心情更加沉重地走回了这间给予他无限亲情的卧室。他无论如何不相信心爱的慧去了，但这间空寂、无情的卧室又严酷地告诉他：“董慧真的去了。”夜幕不知不觉地垂落而下，收去了人间的所有光明。潘汉年这一夜伴灯空守，难以入眠，董慧的影子就像是一尊花岗岩雕成的塑像，一动不动地耸立在他的面前，令他依惜留恋，令他惶然神伤。怎么办？他犹如诗人墨客那样，唯有借酒浇愁，希望用烈性的白酒扑灭心头爱的火焰。结果是适得其反：“借酒浇愁愁．L愁”。接下来，他不仅要记下这难以言述的痛苦，而且还希望把所记述的一切呈现在思念人的面前。翌日天明，他终于又得了一首七言律诗《别后》，当即抄下，寄给董慧：

别后贪杯且抑情，

醉乡岂可能浮生。

星残月落天将晓，

烛烬搏空泪有痕。

脉脉相思难入梦，

凄凑久别最伤神。

恩怨满腹懒分说，

不必千言苦字真。

潘汉年毕竟是一位理智而又坚强的革命者，他把董慧突然离去造成的情感失落，以及思念董慧的真情深深埋在心底，很快就又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对此，何荤同志曾作了如下的回忆：

汉年同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他都是先听取下面同志的意见，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遇到不同意见，他从不以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共同商贡，求得统一。‘他的工作态度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努力掌握第一手材料，决不主观武断，自以为是……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常常工作到深夜，在即将就寝的时候，丧。有敌占区的情报或工作报告送到，立即拆阅，决不施延。当时，条件很艰苦，夜间工作，一灯如豆，光线很差，他本来又患有眼疾，再阅读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确实太费自力，只好借助于放大镜。凡是重要的工作，他都亲自过问，决不马虎。当时给中央情报部门的报告，都由他亲自撰写或修改，然后经华中局领导审批电发延安……汉年同志在长期的衬敌隐蔽斗争中，为我党建立了丰功伟绩。

潘汉年的性格是倔强的，凡是他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坚持下去。他经常对同志们说，光唱《国际歌》还不行，要牢记“为真理而斗争”。为了杨帆一案，他不惜和顶头上司饶漱石顶撞。然而令他不解的是，延安负责“抢救运动”的领导者为什么如此看重杨帆呢？多年之后，一直到“潘杨冤案”完全平反昭雪之后，世人才完全搞清楚这段丑恶历史的内幕。可惜潘汉年和董慧早已含恨九泉……

早在抗战前夕，杨帆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的时候，听说江青一一时叫蓝苹在1934年10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她不但暴露了自己是共产党员，而且还写了自首书，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决不参加共产党”等。从此以后，她一头倒向了国民党，演了《狼山喋血记》，和为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献演了为筹集剿共飞机资金的独幕话剧《求婚》。杨帆气愤之余指示：帮助蓝苹重新回到进步阵营中来，参加救亡工作是对的，但要防止她起消极破坏作用。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蓝苹化名江青―青出于蓝（苹）而胜于蓝（苹）之意，投奔了延安；而杨帆辗转来到了新四军，当上了军部秘书。他们二人真可谓是各奔西东，从此失掉了一切联系。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新四军政委项英同志找到了杨帆，间起了江青在上海的这段历史，杨帆如实地做了汇报。项英听后沉重地说：

“据说，毛泽东同志要与蓝苹结婚。为了对党负责，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党中央，请中央领导同志作个参考。”

杨帆听后惊得不知所以，项英接着又说：

“你怕什么？共产党员要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嘛！你写吧，以我的名字发报给延安。”

杨帆没有了退路，他花了半天时间，就写好了一份报告。他为了表示一名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在报告最后还是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项英看了杨帆的报告之后，请来了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同志，他们二人慎重磋商，决定以项英署名，并以秘密等级的电报发往延安。“按照行文的常规，材料来源自然要提到曾在上海搞文化救亡工作、现任军部秘书的杨帆同志。”

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但是它没有直接交到毛主席或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手里。而是“落到刚从莫斯科回来现在延安大权在握、任政治局委员及延安党中央社会部长、江青的山东诸城老乡、那位蓝苹小姐旧相好诸诚张大少爷张耘、自称党内马列权威的康生的手里。”康生深知欲要攀龙，先要附凤的古训，遂把江青当作取悦毛泽东同志的祛码，自然把杨帆提供的这份材料扣压在自己的手里。他为了杀人灭口，继而又利用“抢救运动”中的一些不实之词，电示自己的老同学烧漱石收监杨帆。希冀借此把杨帆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是毛泽东同志亲自过问了所谓的“抢救运动”，也有可能是陈毅同志向中央反映了杨帆的案情，迫使康生不得不复查“救国会”的问题。延安那位交待杨帆发展他参加“救国会”的年轻的戏剧工作者―解放后成为我国电影界鼎鼎大名的导演凌子风解放了，自然，杨帆的“特务头子”的罪名也被推倒。新四军的中高级干部，谁都清楚潘汉年在纠正杨帆冤案中所起的作用。多年之后，杨帆还动情地写卜了这段发自肺腑的话语：

“幸好潘汉年同志从敌占区回来，在华中局任情报部长，由于他对抗战前后的敌情和在党支持下组织起来的救国会组织的背景等情况了如指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也由于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运动’中用逼供信的手段所得的所谓证据被推翻了），对我的怀疑才得以消除。”

就其常理说，饶漱石昔日奉命逮捕、审查杨帆，而今又奉命为杨帆平反，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由于饶漱石收审杨帆的真实目的是意在陈毅，加之潘汉年支持陈毅，力主纠正杨帆冤案，所以饶认为自己在这场斗争中输给了潘汉年。对此，饶是决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久，潘汉年收到了“怪癖才子”杨帆在狱中咏诗铭志的百首诗集《鹤映集》，请他品评指正。潘汉年认真地通读了这本诗集，并逐一研读和品味。他从这些诗作中，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杨帆那可贵的铮铮铁骨。他忍俊不禁地提笔展纸，写了一首感述诗《题鹤映集》，并在题目下加注：“某生性疏狂，有才气，近似被巫系于狱，曾录其狱中诗作百余首，题为《鹤吹集》呈余，固写一律为之序。”全诗如下：

同为天涯客，

权零梦亦空。

楚囚吟鹤咬，

细雨泣寒风。

面壁居图图，

杀身何碍忠。

寄余诗一卷，

读罢泪眼红。

这首五言律诗写得感情直挚，．且又浅显易懂，在淮南根据地力、的小报几一侯刊出，很快就在1“大的干部中流传起来。自然，随着这首诗的J“‘为播扬，往日一些憋在心中的且又不敢出口的言论，随之也在干部中纷纷扬扬地议论起来。潘汉年和杨帆这两位一朽生气十足的革命者，只顾一时的痛快，却未曾料到饶漱石在背后大作他们的文章。事后追论：潘汉年和杨帆的悲剧结局，除去产生这一悲剧的时代原因之外，和他们二人的悲剧性格也是相吻合的。

饶漱石是一位嫉贤妒能、身边容不得天才的小人。至于像潘汉年这样敢于违拗自己的意志行事，且又有文采武略的高级干部，则更是必欲去之而后快。他读罢杨帆的《鹤映集》以及潘汉年为之作序的律诗，欲加增添了这种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决心。同时，他由这些诗作中看到了潘、杨二人所结下的深厚情谊，也越发地增添了一种妒嫉的“醋意”。因此，他决定利用手中的权，向党中央告潘汉年的刁状。“也许潘汉年不知道或不完全知道，不久之后，他也是像陈毅一样被排挤出了淮南根据地而返回延安去的。虽然在名义上，是延安召他回去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诚如一部专著所讲的那样：“一个共产党员有幸被选定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原是一件光荣的令人欣喜的事。虽然那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庄严的责任，一种神圣的义务。但潘汉年此去延安却多少带有被召回受审查的意味。因为饶漱石向延安打的报告，并不是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