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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第2页）

在改造妓女问题上有意见分歧，有不少同志“认为是社会的害虫和渣滓”，绝不姑息养奸，遗患无穷。潘汉年不同意这种极端意见，提出“对于妓院要有阶级分析。娟妓是旧社会反动统治留下来的产物。对于妓院内的人也要作阶级分析。妓院的老板、老钨是剥削者，以吸妓女的血液为生，他们往往就是流氓分子和恶毒剥削妓女的吸血鬼。对这些人，必须坚决运用人民民主专政予以关押、判刑和强制劳动改造。至于妓女，首先应当肯定她们是劳动人民，是农村和城市贫民在饥寒交迫中被骗、被抢、被贩卖来的，是被侮辱、被迫害的阶级姐妹，但是她们进入旧社会的黑暗圈子后，受到环境的影响，沾染了不少不良习气，因此既要用对劳动人民的态度来对待她们，又要用劳动来改造她们。”

潘汉年为改造妓女制定的政策是正确的。“经过两年，妇女教养所完全变了样。她们学文化、学生产技术，走上了生产岗位。不少人建立了新的家庭，不少人成为有用之才。”最后，潘汉年自豪地向国外的来宾宣布：

“在上海没有一个妓女存在！”

这些浮在上海表面上的社会势力，是不安定的社会基础。但真正对人民政权构成威胁的，则是那些隐蔽得很深的敌对势力。对此，史家曾评说：“上海本来就一直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特务系统庞大，各种特务机构林立，除了核心的组织外，还有许多外围组织。在国民党政府逃跑之前，他们早已采取了一系列所谓的‘应变’措施，大批地被潜伏隐藏了一来。还有从南京、济南、徐州以及北方一些城市解放时潜逃来沪的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和还乡团的头目，等等，也都云集于此。各种反革命分子加在一起，数量是很可观的。另外还有美、英等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渠道埋伏下来的间谍分子以及各种黑社会势力和各种坏分子……不仅如此，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还在不断地从台湾和另一些尚未解放的地区，派遣特务分子进入刚解放的上海来，直接进行侦察、破坏，包括暗杀等一系列的颠复活动。”面对这种严重的情况，陈毅市长及时提出了“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民主自由，恢复生产”的庄严任务。而这项庄严的任务又落在了主管政法、保卫工作的副市长潘汉年的肩上。

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和有趣。上海解放以前，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是维持蒋氏独裁统治的工具，他们就像是一条条唉觉灵敏的狗，无孔不入地在搜寻潘汉年及其领导下的我情报人员；而今上海获得了新生，我情报人员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义在潘汉年的直接领导下，消灭业已转入地下的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残留分子。历史的结论是：解放前，敌人在明处，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网系在暗处，潘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搅得敌人惊心动魄，而且还配合武装斗争迎来了上海的解放；而今双方的位置转化了，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能否取得胜利呢？这是更为严峻的考验

历史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但是，这胜利是来得十分不易的。

潘汉年作为一名情报战线上的高手，自然懂得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此，他积极利用起义和投诚、以及自首立功的敌特人员，让他们协助公安部门和保卫部门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他亲自批准在上海公安局内部建立一个“情报委员会”。“选用了一批重要的起义投诚人员，让他们提供线索，积极配合，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撤退时留下来的一批潜伏特务组织和其他一些分散隐蔽着的反革命分子。有的人起到了‘活字典’的作用，为公安部门的侦破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例如：原汪伪政权时代的“特工总部”的头子胡均鹤和刘毅，经饶漱石批准、中央情报部同意，协助上海公安部门参加肃反工作。他们为了表示立功赎罪，主动向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人员表”―即国民党的军统和中统，供我肃反时参考使用。这对上海肃反工作的顺利展开，起了不小的作用。

再如，在匕海解放前夕起义的原敌特人员厉培明，为了表明自己决心归顺人民，向我有关部门提供的敌特潜伏组织和电台的线索达二十六处之多，为上海的肃反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潘汉年为了取得对敌隐蔽斗争的胜利，他还安排了一位原先打入国民党特务系统工作的同志，“继续与台湾方面保持电台通讯联系，借以了解其对潜伏和派遣特务的部署。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必要的、正确的。”上海市公安局曾根据这位同志提供的线索，破坏过三起．重要的敌特案件。

遗憾的是，这却成了潘汉年“供给敌人情报”的一大罪状，搞得他有口难辩。

与此同时，潘汉年还成功地运用了“逆用电台”。

所谓“逆用电台”，是把破获的国民党电台，利用特务用的波段、信号，把我们有意制造的假情报送给敌人，借以坐收情报战中的奇效。应当说及的是，这些“逆用电台”的工作人员中，有的．是我们早就打进敌人内部的秘密情报人员，有的则是被我破获之后迅速争取过来的反正人员。使用这些“逆用电台”，不仅能及时截获敌人不少情报，并掌握其动向，而且还能准确地获悉敌人向潜伏组织所下达的指示，以及进行联络的任务，等等。自然，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我方也必须编造一些既有一定价值，又不至于造成多少危害的情报资料，提供给敌人。这是为情报常识所允许的。

潘汉年作为一名老情报战士，当然知道“逆用电台”的特殊作用。“在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并主管公安、政法工作后，就指示原上海的情报系统负责人把过去已经掌握的‘逆用台’继续很好地掌握起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他在一个短时期内，还曾直接指导过一个由地下党员秘密控制的‘逆用台’，以了解和掌握一些重大的敌情。这些‘逆用台’所获得的情报资料，包括像敌特机关派遣刘全德来搞暗杀活动的情报，对于我公安机关掌握敌情，制定措施，有效的和敌人作斗争，都确实起到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而破获刺杀陈毅同志案，就是在“逆用电台”和自首投诚的敌特分子积极配合下，取得的成功之例。

那是1949年11月，退守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关阴谋杀害中共党政要人的计划，已经实施两次而未能得逞。保密局长毛人风亲自部署，派遣了职业杀手刘全德为首的六人小组潜伏上海，“第一打击目标，为共军军事领袖陈毅。”刘全德小组的行动，很快就被我情报部门获悉。但在上海的茫茫人海中捕获他们决非易事，因此，潘汉年的确有些紧张。

刘全德是何许人呢？他“原是中央红军的一个保卫人员，1934年派往武昌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后叛变，投降军统，成了军统的得力打手；抗战期间，曾奉军统之命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行动计划，深得军统头目的赏识。”由于刘生性狡猾，有着丰富的特工经验，还有一手好枪法，被毛人风选中。他遂“以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的身份，率领同伙潜到上海，行动十分诡秘，每晚换一住处，很难查出他的踪迹。有一天，他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混进了市政府大楼，察看地形和通道，一直窜到了市长办公室的门外，居然未被察觉。”

潘汉年和公安局负责人杨帆亲自部一署、破案。首先派遣大批公安人员在车站、码头、旅馆和各种可能隐藏的场所加紧搜捕；其次，“又特地物色了一个名叫高激云的原国民党特务分子。他过去曾和刘全德在上海一起共事，对刘比较熟悉。上海解放后，他即向我公安机关投诚自首，获得宽大处理，并被当作‘工作关系’，供随时调派用场。为了加强对刘全德的搜捕，公安机关让高激云也参加了搜捕活动。”

11月9日，“特情高激云发现刘全德的线索，杨帆亲自分析案情，布置侦察。下午，高激云来到匿藏刘全德的山西南路七号史晓峰家。高激云与刘全德是故友，他进门后就将刘全德缠住。少顷，高假借上厕所与市局采取联系。于是，在杨帆的严密组织下，刘全德潜入上海后惊魂未定，便神不知鬼不觉地当场被捕。刘押送北京后，此案受到中央公安部嘉奖。”

由此可知，使用“逆用电台”和投诚的敌特分子，对破获这一重大刺杀案立了大功。

正当潘汉年以肃反的胜利喜讯送走1949年，并和上海人民一道准备欢度春节的前夕―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的飞机突然飞临上海，对这座刚刚获得新生的工业城市进行狂轰滥炸。一时间飞机的马达声、投下的炸弹的爆炸声，以及刺耳的防空的警报声合成一支最为恐怖的乐曲。很快，潘汉年获得了更为震愕的消息：上海发电厂和自来水厂相继被炸，业已不能供电和供水。他忍着极大的愤慨，陪着陈毅市长赶到被炸的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