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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潘汉年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据1955年4月3日公安部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请求批准逮捕潘汉年的报告中，罪行主要有

一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进行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了组织；

二是说他在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职务时，在饶漱石、杨帆“包庇掩护”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问题上负有责任。

越八年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罪行三项：

一是说他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就“秘密投降了国民党，充当了国民党特务”，“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

二是说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秘密投降了日本特务机关，当了日本特务，并与大汉奸汪精卫进行勾结”；

三是说他“在上海解放后，掩护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并供给盘踞在台湾的敌人情报”，“致使敌机在1950年春天对上海进行了连续轰炸”。等等。

细心而公正的读者阅毕拙作以后，自然会对上述权威式的判决作出一个结论：否。但是，一向以实事求是为生命的共产党人为什么会作出如此荒唐的结论呢？这不能不值得每一个共产党人深思，并从中引出血的教训！

潘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大冤案。“在此之前的党的高级干部中，像潘汉年这样直接指控为‘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实属绝无仅有。另一方面，因潘案而受株连，后来陆续被捕的有七八十人之多；没有被捕而由原工作单位进行审查的人就更多了。这些被株连的人，其中很多都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和潘汉年共过事的老共产党员，不少人是在党和政府以及军队里担任了重要职务的。”

株连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共产党人是最反对株连的。为什泛、“潘案”―乃至以后的数次运动中―尤其是“文革”中会越株连越广呢？如果再看看潘汉年的侄儿潘可西老人写的如下这段话，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汉年三叔是我们潘家最早参加革命的，也是潘家对革命做过最大贡献的人。但我们潘家从未因他而得到过什么好处，却因他而遭受了长期的牵连。解放前二十多年，他是有名的共产党，我们潘家被人另眼相看，倍受歧视；解放后不久，他又成了所谓的‘反革命’，我们潘家又受他株连了二十多年。连潘家从没有见过他的下一代人，在升学、参军、入党、提干等等方面，也都受到了无辜的株连。”

潘汉年是一位典型的文艺家型的职业革命家，他具有知识分子所有的优点和缺点。由于党内进行的长期的所谓路线斗争，以及建国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偏颇，从而使得潘汉年所具有的这种优点和缺点向着两极发展。而这种特殊的政治表现，唯有同时代的人才能真正的理解。例如：

潘汉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以后，他凭着共产党人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或曰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仅忘我地领导全市人民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的繁重工作，而且还能做到位高不骄和官大不变，从不忘记帮助过革命的人民和朋友。但是，自从“高、饶反党联盟”被揭露―尤其是杨帆被捕之后，他那旺盛的革命热情一落千丈，天天在自我折磨中涯度时光。他在功德林监狱漫长的生活中，据负责潘汉年案件的监管科长回忆：“很难看到潘汉年偶尔的一次笑容；每一次见到他，他都好像在凝神静思着什么，虽然并不是痴呆，但却似此状。”

潘汉年作为“反革命分子”，在审查他的所谓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受到严酷的不公正的对待”。但他绝没有正面抗议过，更没有越级指控这种“严酷的不公正的对待”。相反，他就像“文革”中被监管的所谓“黑帮”那样，以十二分的虔诚来悔过自己的所谓罪行。这也是我们的下一代―乃至于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都会发出这样的提问：

“他为什么不向荒唐的审判者抗争？……”

潘汉年毕竟属于那种良知并未泯灭的知识分子。过去，他对犯错误的同志从不落井下石；今天，他也绝不靠揭发他人的所谓罪行来解脱自己的所谓罪责。他唯有用承受一切罪过的行为，向那些因自己而受株连的战友和部属忏悔。今天年轻的读者一定会讥笑潘汉年是懦夫；可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尤其是那些遭受各种迫害的人都会竖起大姆指，称道潘汉年的正直和了不起。

潘汉年这种正直的表现，必然获罪于奉命而为的那些荒唐的审判者。结果：“他被大量的审讯、反省、检查和交待弄得精疲力竭，心绪难宁。苦恼和悔恨交织在一起，使他总是沉默不语。”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董慧的幻影才会扑入他的心头，忆念中的温馨慰藉着他那冰点下的寒心。他不只一次地发出这样的自问：

“阿慧，你在哪里？……”

董慧也被关进了功德林监狱中。由于防止她和潘汉年见面，订立所谓的攻守同盟，他们夫妻二人虽然催难于同一监狱，却谁也不知道对方的下落。董慧向以正直（朴实而受到同志们的称道。她被关进监狱中以后，遂又增加了一条优点：善解人意。无论审判者作出何等的非理之事，她都很能理解审判者的所为。很快，被狱方视为态度好的典型。再者，她仅仅是因为潘汉年的夫人而获罪入狱的，遂又赢得了审判者的好感和同情。

但是，董慧对待自己的所谓问题，对待审判者有意诱导的一些同志的所谓罪行，她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绝不瞎说，一句假话。因为在她的理念中始终认为：瞎说不仅要坑害战友，更重要的是对党组织不忠、不负责任。

董慧在对待潘汉年的态度上更是令人敬佩：无论审判者拿什么样的旗帜来吓唬，她依然镇定自如，从来没有怀疑过敬重的丈夫―潘汉年对革命的忠诚。每当审判者要她交待潘汉年的所谓反革命罪行的时候，她都默默地为心爱的潘汉年打抱不平，从而也就更增加了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敬爱！

啊！这才是人世间憧憬的矢志不渝的爱情哟……

面对不公正的审判，潘汉年和董慧的心态和表现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的良知迫使自己正视现实，用严以律己的行为保护战友，使得名震中外的“潘案”，并未像昔日的延安整风、当代的清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恶性发展。这不能不感激潘汉年和董慧。

1957年秋天，潘汉年的案情审查基本结束了。但是，“潘案”因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抓的大案，虽说以陈毅、罗瑞卿等五人领导小组写出了罪行报告，由于毛泽东同志没有亲自指示，最高人民法院也不能独立执行判决。这样一来，潘汉年从“严酷”的审判中解放了。换言之，从此以后，他不再为受不完的审讯、写不完的“罪行”交待而伤神。蓦然之间，他住的那间宽敞而舒适的牢房显得是那样的寂寥，他那为搜索枯肠回忆所谓罪行历史的脑海也停止了活动，似乎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成了苍茫一片……他真不知道如何打发未来遥无期限的时光，唯有在常人难以忍耐的孤独和苦闷中等待着自己最终的下场！

随着时光的悄然逝去，潘汉年又很快适应了这种孤独和苦闷的监狱生活。更为有意思的是，遂又以共产党员修养的高标准来解剖自己。从他所写的材料中可知：他从未敢直言逮捕和审讯他是错误的。说到当年会见汪精卫一事，他也是真诚地批判自己欺骗了党组织、辜负了毛泽东同志对他的信任。他从未敢写这样一句话；“我有错误，但不是内奸，逮捕我是功过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时，潘汉年的内心中还有着理想的希望之光―相信他热爱的党组织、他所敬仰的伟大领袖会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的结论，他还能顽强地生活下去！

潘汉年是一位十分重情的共产党人，在这孤独而又苦闷的狱中生活，唯有追念他和董慧的真挚的爱情，才能获得精神上的最大慰藉心从某种意义上说，虽然他和董慧未谋一面，然而董慧不同时期的形象，却长伴他涯度漫长的狱中时光。古人曾云：歌不足舞之，舞不足蹈之。他是毛泽东同志亲定的“罪犯”，监狱也不是他一泻情感的舞台。怎么办？他只有把对董慧的思念之情化作他所善长的古体诗歌，悄悄地记在纸上，供自己默默地吟咏。例如：他在“惯于长夜空对月，默念心中有情人”的时候，写下了如下三首怀念董慧的七言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