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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抗战爆发后文化精英在流亡（第5页）

春城昆明，阳光灿烂，山清水秀，四季花香。昆明湖碧波**漾，清澈的湖水，**涤了那些逃难学者们身上的尘埃，心灵上的阴霾。

因此，从各地搬迁汇聚在昆明的单位，又出生了生机，焕发了精神，在这里重新开展了生气勃勃的工作。

史语所考古组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考察团，到大理进行文物发掘，获得了巨大的收获。语言组赵元任、李方桂等，又在筹建语音室，并开始筹划大规模的南方方言调查整理工作。

在昆明期间，傅斯年还为学生陈述、吴富荣这对“逃难恋人”，专门举办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在结婚仪式上，傅所长还为这对新人证婚。

陈述与吴富荣，是真正意义的“患难夫妻”。他们这一对惊鸿，搭建在流亡和空袭中的爱巢，为苦难的学者们，还是带来了一丝幸福的喜气。

西南联大搬迁到昆明来后，没有校园，教学上课都是到处租用民房，四处散在昆明各处，实在是无法正常开展教学工作。校方请求当地政府支持，云南省政府就给西南联大划拨了100多亩廉价的土地，用于建设西南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请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为联大设计校舍。梁林二位，精心设计、加班加点，设计的方案很快就完成了。但校方却因为经费超出预算，请求二位重新设计。

梁林二位又埋头苦改，反复修订，把原来设计的高楼改成矮楼，矮楼又改成平房，砖墙换成了土墙，青瓦屋顶也统统变成了铁皮和茅草。他们费尽了心思，付出了辛劳。林徽因每次修改自己设计的作品时，痛心的眼泪，滴滴答答地掉在设计的图稿上……

学校终于建起来了，开课之后，林徽因就到西南联大担任教学老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济大学师生员工同仇敌忾，曾通电全国声援，并组成前敌将士后援会，举行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将募捐到的全部款项，立即汇交前方将士。

同济大学是20世纪初，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在上海创办的德文医学堂，次年改名同济德文医学堂。1912年与创办不久的同济德文工学堂合并，更名为同济德文医工学堂。1927年成为国立同济大学，是中国最早的7所国立大学之一。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以理、工、医、文、法五大学院著称的综合性大学。

上海的“八一三”事件，黄浦江与东海的波浪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水，闸北和浦东也被战火的硝烟，燃烧成一片黑暗的废墟，在上海的同济大学不能幸免，一夜间同济化为尘土。惊恐的同济人，还没来得及打点行装，就仓皇大撤离。

同济大学经过数次迁校，辗转浙、赣、湘、粤、桂、黔、滇等地，越过千山万水，冒着日寇飞机轰炸扫射，忍着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行程几千公里。

1937年11月，金华不断遭受日机空袭。学校决定第3次迁校，从金华迁往江西赣州。

1938年1月底，正式复课。当时同济大学有学生1000多人，教师73人，其中德国教授13人。

在战乱中，同济大学一面搬迁，一面坚持教学工作，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8年下半年，因战事关系，德国政府停止了给予教授的特种补助及其他补助金，于是，大部分德国教授相继回沪，中国教师挑起了教学的担子。

战火燃烧，势局突变，九江危急。同济大学又从赣州迁到了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其间，有千余公里的水路。同学们经过步行、乘车、坐船，前后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忍饥挨饿到达了八步镇。

当学校前期人马刚刚迁到八步镇，正准备维修校舍复课时。日军大举进攻华南，广州沦陷，战事危急，又不得不再次搬迁。校方决定，搬迁到昆明。

同济大学从广西迁往昆明时，兵分两路：毕业班同学、女生、患病的学生和教职工为一路，乘汽车从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生组织的步行队，翻越十万大山到南宁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马龙州会合，再乘汽车至越南同登，又换乘火车，从梁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一路颠簸，一路风尘，于1939年春节，全校师生才陆续抵达昆明。

同济大学迁到昆明后，“宝隆医院”（产权一直归德国人所有）绝大部分德籍医生，没有随同济医学院前往昆明，医学院院长柏德辞去院长职务。宝隆医院不再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实习医院。为此，学校在第五重伤医院和诊疗所的基础上，组成了医学院附属医院。

在昆明期间，同济大学又开设了实习工厂、电工实验室和化学实验馆等，保证了教学工作的开展。但学校困难重重、经费缺乏，校舍分散，七零八落，散在10多处。尤其是教学读书、工作生活面临困难的境地。

尽管面临很多困难，同济大学在昆明的两年中，仍然坚持办学。医学院在八省会馆设有解剖馆，由昆明地方法院提供无人认领尸体，供解剖学之用。

同济大学曾计划在昆明海埂修建新校舍，设计了校园建设图纸，并积极地筹措建校经费，进行新校园的建设工作。

前面已经讲述了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在逃难路上（晃县），遇到热心的几位年轻航校学员。抵达昆明后，他们再次相逢。相逢的机缘，起于林徽因的弟弟林恒。林恒他们的航校已搬迁到了昆明。当他们提及在“晃县相遇”时，自然就与梁家结成了“亲人”。

因此，那些航空学员，家在外乡，就把同学的姐姐当作亲人。每逢节假日，林恒总要带几位同学、战友到姐姐家聚会。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那些飞行学员还请“梁林”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仪式。

毕业不久，飞行员们就开始对日作战。在作战中，噩耗也陆续传来。因为这些飞行员的亲人无法联系，当有人为国捐躯后，个人的遗物和阵亡通知书，都会寄到梁家。

一天，梁思成收到了那个拉琴的王忠实的阵亡通知书，交给林徽看时，她就像王忠实的亲人一样，含着悲痛的泪水，为王处理好后事……

1940年日本鬼子战到了长沙，威胁到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日军飞机经常对昆明也进行了狂轰滥炸，人们开始频频躲避日军的空袭。那些才拿起教鞭的老师，捧起书本的学生，坐下研究学问的学者们，又没法安宁了，不得不离开教室，再也找不到一张安放平静的书桌了。

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人，心急如焚，他们开始酝酿把史语所、社科所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从昆明迁到四川的事宜。

面对严峻的局势，敌机无休止的轰炸，傅斯年这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也是束手无策。但是，傅所长坚信，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总能找到一个比较隐蔽、比较偏僻、比较安静的环境；同时，那里又要接纳他们。可这样的地方去哪儿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