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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女婿朱德（第2页）

闲暇时陈玉珍就陪伴朱德一起读书、朱德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后来其中的一些书由泸州市图书馆收藏，大致有1500多册，书中还保留着许多朱德读书时的批语注释。

朱德与陈玉珍都爱好音乐。他喜欢吹箫、拉二胡，她会弹琴，有时弹吹的是《牧羊曲》，有时弹拉的是《小夜曲》。清晨或傍晚，常常可以听到一阵阵悠扬的琴声和箫声从他们家里飘出。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当时的背景，封建社会习惯还很顽固，可是他们还经常邀约有思想的朋友聚在一起，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会聚餐，在一起讨论时事、交流思想，谈论国家命运、研究未来发展，探讨民主科学、男女平等等问题。

朱德与陈玉珍在一起像这样幸福生活的时日并不多。作为团长的朱德，立志要打破旧世界，改变旧中国的军人，他无暇顾及照顾家庭，每天都要从事繁杂的军务政务，经常与土匪作战。还有他那颗一直在寻求中国出路的心，岂能安心守候小家庭的幸福生活之中。

他们结婚后，也是朱德心情最迷茫的时候。护国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让中国社会摆脱黑暗，他陷入深深的徘徊和苦闷中。这时，孙炳文从南溪去了北京，朱德失去了一个交流思想的真心朋友。

当时正值军阀混战之中，朱德向云南王唐继尧请求“撤回部队，还政于民，川滇和解”的明智主张，可遭到唐的反对拒绝。唐想滇军在四川争地盘，称雄西南。朱德就感悟到自己一直被军阀利用四处打仗，于是同滇军将领回师云南，驱逐了唐继尧。

这时朱德受孙炳之邀出国留学，去寻求救国的真理，但他又经不住众多同事的再三挽留，只得答应暂时留在云南，为建设新政权效力。可面对黑暗的现实社会，又让他彻底地心灰意冷了，他就决定拒绝接受军阀的高官厚禄，离开旧军队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22年3月，被逐出云南的唐继尧乘滇军响应孙中山出动北伐之机，卷土重来，打回昆明，对朱德等反对过他的滇军将领发出通缉令。朱德便带了一连人马逃出昆明，辗转于滇北的崇山峻岭，过金沙江、大渡河，又经过雅安、乐山，两个多月后的一天，只身回到南溪家中。

陈玉珍正日夜盼望着朱德归来。朱德在经历“悲惨的逃亡”之后，终于与陈玉珍团聚，尽享小家庭的温暖。这时，在中国大地上悄然飘起了一面新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了。孙炳文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新式政党，党的创立人就是著名的《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孙便立即给还在南溪避难的朱德写信，请朱到北京，谋划出国留学寻找救国之路。

朱德就对妻子说想去北京找孙炳文。陈玉珍深知丈夫的远大志向，也知道他深爱自己和老人、幼子，不忍心离去。为了不拖朱德的后腿，帮他解除后顾之忧，她就鼓励安慰丈夫说：“你放心地去吧！儿子和老人，以及家里的一切事务我都会照顾好的！”这样才让朱德远去的心定了下来。

经历一场艰险的逃亡后，朱德终于挣脱旧关系的羁绊，来到北京找到了孙炳文。好友分离年余相聚北京，自然格外欣慰。朱德还是第一次来到北方，孙炳文就主动陪他去大同参观了云冈石窟和鸡鸣山煤矿工人的生活。这次远行，他们看到了祖国山河的壮美，历史文化的灿烂，也看到了劳动人民的困苦，更加坚定了他们改造旧社会的决心。

出国寻求革命真理夫妻分别见面更难

1922年，为了寻找救国救难的真理，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朱德和孙炳文远走天涯、走出国门，从法国辗转到了德国，找到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负责人周恩来，他们同时在马克思的故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旌旗。”朱德用这样的诗句，表露他此时的心境。从此以后，朱德走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

1926年8月，因为革命的需要，由党组织安排朱德回到四川万县开展工作，他就抽空回到了南溪与妻儿团聚。分别4年多的重逢喜悦，让朱德心里感到十分的安慰：妻子不但孝敬老人周到，照料儿子精心，还开始教育宝书读书做人了，而且，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打理得干干净净。当朱德离开南溪时，还把妻子和儿子一同接到了万县，后来带他们到了武汉，又转到南昌。

“八一”南昌起义前夕，朱德才派人把妻子儿子送回了南溪。这一别，竟是十年音信杳无。之后十年，正是国共两党生死搏斗的十年。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而他又是国民党通缉的最大“匪首”，这必然会使家乡的亲人因此而要受到牵连。因而，他不得不割断同陈玉珍和家人的联系，以免他们遭遇不幸。

在10年中国内战期间，陈玉珍不仅要含辛茹苦抚养儿子，还要照顾朱德两个年迈的母亲（生母和养母），历尽艰难躲过了蒋介石的“追杀”，整天提心吊胆地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煎熬地过着苦难的生活……

朱德已成为红军总司令，尽管他和陈玉珍这桩婚姻，事实上“不存在”了。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他才又有了与家人取得联系的机会。

1937年10月中旬，朱德指挥八路军同国民党友军配合，展开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忻口战役。在这一阶段，朱德日夜辛劳，奔忙于总部和各部及友军之间。可他于11月6日，给妻子陈玉珍写了一信——

玉珍：

由南溪来信数封均收到，悉一切情形，又家中朱礼书来信亦悉。许明扬近到我处，见面亦谈及家中情况。十年来的家中破产、凋零、死亡、流亡、旱灾、兵灾，实不成样子。我早已看到封建社会之破产，这是当然的结果。尚书死去，云生转姓，后事已完，我再不念及。惟两老母均八十，尚在饿饭中，实不忍闻。望你将南溪书籍全卖及产业卖去一部，接济两母千元以内，至少四百元以上的款，以终余年，望千万办到。至于你的生活，望你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我担负革命工作昼夜奔忙，十年来坚苦生活，无一文薪水，与士卒同甘苦，绝非虚语。现时虽编为（革）国民革命军，仍是无薪水，一切工作照旧，也只有这样才能将革命做得成功。

近来转战华北，常处在敌人后方，一月之内二十九日行军作战，即将来亦无宁日。我这种生活非你们可能处也，我决不能再顾家庭，家庭亦不能再累我革命。我虽老已五十二岁，身体尚健，为国为民族求生存，决心抛弃一切，一心杀敌。万望你们勿以护国军时代看我。望你独立自主，决不宜来前方，亦不应依赖我。专此布复。并望独立。

朱德十一月六号

从这信中可以看到，朱德一方面嘱咐陈玉珍变卖南溪家中的书籍财产，以接济“尚在饿饭中”的两位老母，一方面嘱咐她“独立自主的过活，切不要依赖我”。这种坦诚，既包含着朱德对她的信赖，也可以从中看出她是多么明理贤惠的女人。陈玉珍接到朱德的信后，立即就给丈夫回了一封信。

朱德接信时已在华北五台山前线，他又立即给妻子回信：“知道你十年的苦况，如同一目。家中支持多赖你奋斗，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在信中还将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捷的好消息告诉了陈玉珍，让她分享胜利的喜悦。

可想而知，在动**激烈变革的大时代，陈玉珍嫁给了像朱德这样投身于时代大潮中的革命者，是不可能建立一个稳定温馨的小家庭。可以说，她一生都在期待、风险、艰难中度过，她以无限的爱心照料了朱德的母亲，特别是对宝书养育管教特别好。她受过师范教育，是一个充满个性化人格的后妈，对孩子不歧视、也不娇惯，该教的就教，该管的就管，当地人根本就看不出他们是继母子关系。

红军到达陕北后，朱德在繁忙之余，常会勾起对离散多年妻子和儿子的思念之情。1937年8月，朱德到南京开会，从当时的国民党抗日将领龙云那里得知朱琦在龙的部队里，就向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吐露：立即抓住抗日救国这个“历史机遇”，要自己的儿子尽快上战场杀敌立功、精忠报国，决不误此光阴！

周恩来颇能体味朱老总这番情愫，就亲自安排人员依线索寻找，并将朱琦送往延安。当朱琦被带到朱德身边时，朱德不由自主地扳过他的头，在右耳际处轻轻摸了一下，当触到胎生的“拴马柱”时，便抑制不住激动地说：“没错，他是我的儿子保柱。”

朱德深知陈玉珍对他的感情，为他奉献了一生，也可以说是为中国革命牺牲了一生。陈在苦苦熬过了八年抗战，在期盼中度过了解放战争，终于盼来了解放。在庆祝新中国建国开国大典仪式上，她知道了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民抬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走过天安门时，在她的心中涌动着奔腾的幸福暖流。

1950年2月，朱德又给陈玉珍写了一封情深意笃的信——

玉珍：

自别后，你多受惊恐，无日不神飞左右，你的深情，我是深知的。谢谢你。我们分别是为了革命所需，不是其他。今日南溪已得到解放，你们是能家居做事的，当无他顾虑，努力从事生产，自能享受余年，亦应努力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更多光荣。

南溪当道，今日当然是我们的同志，无论军政党都是保护你们的，多与他们见面，如果在南昌时一样态度对之，自然使你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你们家中事亦可如此好好解决。我今年六十又四，食少事繁，身体日弱，个人私情、家事等等，不能不使我置之度外，望你好自为之，自作主张。来信云，你事繁任重，希望你努力加餐，为国珍重，将我和家乡忘掉好了，这是你真正的名言，是真知我爱我的。今后如有十分困难时，当托同志照顾一切，如能自立总以自立为是。你的侄儿女辈，如有革命志愿，家中不依靠他们为生活的，我可介绍培植为社会服务的有用人才。

祝你的身体好，并祝你的伯母健康。

朱德二月十日夜

如今，朱德写给陈玉珍的信件，都分别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和朱德故居纪念馆，充分发挥着特殊的“以信育人”的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作用。

l956年12月，时任铁道部铁路管理司司长朱奇，受父亲朱德委员长之托，专程前往南溪家中，看望抚育教养了他10多年的陈妈妈，并陪伴陈妈妈住了几十天，以尽儿子之孝。

陈玉珍于1967年11月病逝，终年68岁，安葬在南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