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世所钦佩。后来终于得到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唐君毅对新亚书院倾尽了全力,为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作为创始人之一,办学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弘扬中华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神。
为此,唐君毅所写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希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
唐君毅主张办学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弘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唐君毅为“亚圣”。
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统治地位的香港,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态度,以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弘扬中国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呕心沥血,专志于新亚书院的建设与发展。
1963年9月,为满足香港社会的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其他教学机构合并,成立了“香港中文大学”。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
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因此,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才得以保持。然而,中大成立后不久,其办学理念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
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行政和教学的独立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矛盾,日渐加深。其间,钱穆因不满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疾,不久去世。这一去一逝,遂使唐君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
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唐君毅就以新亚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带领新亚脱离了中文大学,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传播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唐君毅尽管处境艰迫,却能外抗尘俗,专志宏道育人,内而奋发励学笔耕。他承“新儒家”一脉,沿“返本开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继续发扬光大。
著书立说成为新儒学一代宗师
唐君毅一生著作众多,因涉猎广泛,内容极为博杂。根据唐先生自己的划分,他的主要著作概括为4大类:
第一类为“道德自我与人生体验”。如《道德自我之建立》《人生之体验》《心物与人生》《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
唐君毅写《道德自我之建立》,开始摆脱自然生命观和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的影响,而求超越现实自我,以建立道德自我为中心观念。
唐君毅在探讨道德生活的学问上,主要是“人们的追求目标是什么?人的各种目标如何会发生冲突?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事与其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应怎样相互顺成?人对他人的道德批评与道德教训,本身如何成为有效的,兼为成事的而非败事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不纯粹属于理性思辨的领域。
第二类为“人文世界的探寻”。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几本书。
唐君毅从50年代初开始,对人文精神的艰难探寻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大力弘扬,构成他思想发展历程的第二个阶段。《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是一部引领风向的开河之作。它力图会通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之两极,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宏观的概论式描述。全书纵论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缘,中国文化与宗教起源。
第三类为《中国哲学原论》,该丛集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4类著作。
这类著作从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唐君毅着手对中国哲学原典作全面的考论和系统的阐释,历尽十年艰辛,从心理、性命、天道、人道的感悟中,抒发了他的思想情感与观念,终于完成了这套空前的《中国哲学原论》。这部书3500页,它不仅奠定了唐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崇高地位,而且也使“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四类为“心通九境”。如《哲学概论》《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
唐君毅第四阶段的著作,主要有《哲学概论》,这是评论中西哲学、表彰哲学体系、凸显哲学中心观念的著,在一定程度上是他自创体系的晚年著作;《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这是他毕生学术的一大总结。他认为生命存在是心灵的物质基础,而人生的真实意义,则在于精神的不断扩充和永恒超越,以成就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九种境界。九境依次是: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这些心路历程,充分表明了他的最后归宿。
上述四类著作,在写作的时间以及所涉及的内容方面,都相对集中,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唐君毅思想的不同阶段和他一生著述的几个丛集。
唐君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充满着主观意志和自创精神的哲学家。在研究和处理中国哲学原典的方法及用语方面,唐的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保守性,他坚决摈弃用西方哲学之体系和术语来套用中国哲学的方式,坚持中国哲学的自我诠释,对现代流行的西式图解法心存极度的轻蔑。
唐君毅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教育家、哲学家之一,是全世界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中,为建立道德理想主义和人文世界而殚精竭虑,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的巨著,生前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出专著20余册,平均每年写下20余万字。唐先生逝世后,唐夫人谢廷光等合编出版30卷本《唐君毅全集》。
唐君毅先生因患肺癌大手术后,于1978年2月病逝香港,终年69岁。
为了纪念这位从金沙江畔走出去的“文化巨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香港中文大学校园,为他铸型了铜像,以昭示后人向他学习和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