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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2页）

刘成贵的师傅“抓炒王”是见过慈禧的人，据他师傅说，老佛爷精力充沛，食量惊人，只要肚子稍稍感觉到空，只要是没什么事情好做了，就得吃东西。有一回在颐和园景福阁刚吃完小吃，往谐趣园走。景福阁和谐趣园相隔不远，几步路，还是下坡，老佛爷不要坐辇，说要遛遛食儿。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不知为着什么，要吃鱼羹。厨子就得拿出带着的小灶，当场制作，当场品尝。

刘成贵对我父亲说，我师傅告诉我，老太后实际是死在嘴上，怹太贪吃，太没有节制。有时候半夜醒了还要吃“烧猪肉皮”，最喜欢的清炖肥鸭几乎顿顿要上，夹肉末的马蹄烧饼和炸三角要吃刚出锅，一咬流油的。一个七十多的老太太怎禁得住这些油腻？深秋时节，秋燥，调理不当，拉肚子了，成了痢疾，硬是拉死了……宫里的御膳并不都好，太精细，吃几顿可以，老吃就停在肚里不走了，弄得皇上和几位太妃的胃肠都不好。民间吃得糙，大眼窝头麻豆腐，绿豆杂面腌菜帮；吃着舒坦，拉着痛快。

这些话，好像不应该是从御厨嘴里说出来的，刘成贵自己在砸自己的行当。几十年后我才悟出刘成贵的道理，器具质而洁，瓦瓮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布衣暖，菜根香，恬淡平静的百姓日子是最值得珍贵，最舒服养人的。

此经验非一番磨砺不能得出。

自从刘成贵在父亲的怂恿下开始登堂人室以后，东直门外粉坊的豆汁和麻豆腐就经常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出现。豆汁和麻豆腐同属绿豆淀粉和粉丝的下脚料，将绿豆泡涨，捻皮，加水磨浆，倒入大缸发酵。下沉者是淀粉，上浮者是豆汁；豆汁酸而浊，一股泔水味儿。麻豆腐是做粉丝的剩余物，颜色青绿，有豆腐渣的嫌疑。

刘成贵是个狈，动嘴不动手。在他的指导下，下里巴人的麻豆腐被莫姜做得精致无比。羊腰肉切丁，香油烹炒，放入青豆、雪里红、胡萝卜丝，单搁出，再炒黄酱，然后将麻豆腐倒入，炒至香味四溢再把备好的作料掺进去，充分融合，起锅，盛入淡青色盘中，中间打个窝，浇上现炸的辣椒油，四周撒上青韭，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麻豆腐就可以端上桌了。炒麻豆腐的味道往往传得很远，胡同里一旦飘出那特有的香味，人们便知道，金家乂在吃麻豆腐了。

相比，豆汁的做法比较麻烦，刘成贵在送豆汁的时候还要捎带从东直门棺材铺带些锯末来。熬豆汁切忌滚开大火，大火熬的结果是渣是渣，水是水；在锅里还浑然一体，盛到碗里，不待上桌，便汤水分离了。刘成贵的做法是，豆汁烧开用锯末熬，点着的锯末永远处于似燃非燃状态，豆汁便永远处于似滚非滚模样，水乳达到充分交融，喝起来酸中带甜，酵味实足。父亲翻出一本老旧的书，上头有说豆汁的：

糟粕居然可做粥，老浆风味论稀稠。

无分男女齐来坐，适口酸咸各一瓯。

鸡鸭鱼肉固然高贵，却不如其貌不扬的豆汁滋味悠长。

但是我拒绝刘成贵拿来的豆汁和麻豆腐。这些吃食，隆福寺小吃摊上都有，不稀罕“老混蛋”的赐予。然而，我的不屑，我的矜持，不久就被饥饿冲淡了消解了。

1958年底，我家前边两进房子被当时的街道公社征用改为敬老院，东南小院的老厨房也在其内。为此，莫姜不得不在后院的小土屋盘灶做饭。这以后她那高超的厨艺再无从施展了，不惟是换了厨房、改了灶眼，更是因为空前的大饥馑已经在全国蔓延开了。

三年自然灾害开始了，粮食日趋紧张，副食也开始计划供应，每人每月半斤清油，一斤肉，连碱面和肥皂也要用购货本去买。莫姜纵然有天大本事也再做不出一咬流油的炸三角来了。莫姜有些失落，有几次我到厨房去找吃的，看见她控挲着手在厨房里转，不知道该干什么。每人每月二十八斤半粮食，按说不少，却突然变得不够吃。每月24号是发下月粮油票的日子，一大早就有不少人到粮店排队，买下月粮食。买粮的任务多由我和莫姜承担，我记得很准，24号天不亮，我们就已经站在西口粮店排队的行列中了。两人手里拿三条面口袋，一个装米，最小，一个装白面，一个装棒子面；装棒子面的口袋最大，我和莫姜都背不动，得老七来接。

莫姜会用棒子面和白面做金银卷，其实就是花卷，一层白面一层棒子面，棒子面是用开水烫好的。一层白的一层黄的，白的是层薄薄的皮儿，里面的黄很厚很厚。

菜也是定量供应，早晨菜铺将一筐鲜菜送到我们家院里，这是附近几户的供应，多少斤是有数的。由我们家代做售货员把菜卖给大家，再把钱给菜铺送去。这也是困难时期北京商业的售货办法之一，否则那点有限的蔬菜没法分配。十几户街坊，有时候是一筐烂小白菜，有时候是一筐蔫萝卜。最可怕的是冬瓜，十几户分一个冬瓜，每户一小块，分匀了太难了，分不匀彼此有意见。开始卖菜的活儿由莫姜干，她把每户的秤都给得高高的；怕亏了人家，怕人家不高兴，结果是我们家没菜吃。后来母亲接了这个活儿，她把分量掌握得很好，剩到最后，菜虽然不好了，分量却差不了多少。

父亲因了他的职务，每月多有供应；但极有限，无外是黄豆和伊拉克蜜枣，有时是几斤咸带鱼。莫姜不会做咸带鱼，她拿着那干瘦的长条问母亲，是用温水发还是上屉蒸？我由此推断，慈禧老太太是绝没吃过咸带鱼的。

看来在吃上，也有莫姜干不了的事。

最后连菜也少见了。入冬，每户每人配给了五斤粮票的白薯，一斤粮票买六斤白薯，我们家用架子车拉回一车，堆在院子里。父亲见了那些白薯高兴地说，这回可以吃拔丝白薯了。

莫姜愁眉苦脸地说，四爷，拔丝好做，油呢？糖呢？

父亲说他就是说说而已。

那一阶段，莫姜和母亲常出东直门，到人家收获过的地里去捡剩。捡剩的城里人挺多，老娘们儿们常为半截萝卜、一块菜帮而打架。逢有争执，都是母亲出头。莫姜不会吵架，她连大声说话也不会，她只会用头巾遮着半张脸，在旁边呆呆地站着。母亲回来，得意地张扬着她的收获，莫姜则一头扎进厨房再不出来。好像一切都变了，都倒过来了，南营房出身的母亲在此时此刻展现了她无可替代的优势；贫苦人莫姜变得小姐一般的无能。

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酷，不少人出现了浮肿。莫姜面对的不再是抓炒芙蓉鸡片、清蒸鲥鱼，而是如何向我母亲学做疙瘩汤，如何将豆汁饭做得黏稠腻糊。当我发现自己的腿按下去也成了一个坑的时候，母亲哭了，一向“顺其自然”的父亲也背过身长长地叹了口气。

父亲太老了，他不顺其自然也得顺其自然了。

我们期盼着刘成贵送来豆汁，在饥饿面前，我再不能矜持，即便是“老混蛋”拿来的东西，也照喝不误了。

粉坊成为了国营，还在生产着淀粉和粉丝，市面上豆汁和麻豆腐早已绝迹。刘成贵负责夜间看门任务，大约是本单位的职工，还时时能分得一些豆汁。“老混蛋”提着豆汁，迈着瞒跚的步子，进东直门，拐北小街，将豆汁送到莫姜手里……我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东直门外那个国营的粉坊，没有刘成贵那些随时供应的豆汁，我那年迈的父亲是否还能熬过那艰难的岁月。

不知是我们家的豆汁救了莫姜，还是刘成贵的豆汁救了我们。

想起了莫姜的话：过日子，能说谁养活谁呀？

1963年经济条件相对好了些，我肺上的窟窿终于盖上了盖儿。此时的我复课才上高中，比同班同学大了许多。高中学生的活动范围和自由程度都非小学时代能比。我对同班同学顾寅颇有好感，下学常约了顾寅到隆福寺东边夹道去喝豆汁，摊上的豆汁尽管没有家里的地道，但是有焦圈可配，还有咸菜丝。更主要的，是有顾寅在旁边。并不是为了喝豆汁，我们主要是欣赏豆汁摊的环境，头顶一个白布棚子，一个绷着脸，目不斜视的老头子，两条长板凳，一张小矮桌，周围是闹哄哄的人，左边是卖炸灌肠的，右边是卖切糕茶汤的……这是谈恋爱极好的掩护。

此时的我，再不会让莫姜做奶酥六品来为我壮门面，足见我对这场恋爱的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