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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寂寞如重金属（第2页）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所有梦想之中，最为富有的一种。

透过公开的资料，如那位叫杨长才的彝族汉子一样不断在命运中挣扎的乌蒙山铁路之梦，始于一八九八年英国人戴维斯的踏勘；一九○五年，滇省官商着手筹建；一九○九年，清朝政府正式勘察，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停止；一九一七年，北洋军政府刚刚开始考察，又因军阀混战而再次停止；一九二三年，国民政府也曾谋划过，其后来决定改建公路，实因工程浩大，且国共两党内战愈演愈烈，国力不济下的不得已而为之。等到一方溃颓，一方辉煌之际，这铁路在地理上也变明晰了许多。到底是用钢铁来铺，比不了河流的畅快，一九六二年共产国际内部论战升级，苏联专家突然撤离，铁之路到底还是没有走近乌蒙山中的河流。

一条路，一条以钢铁作为筋骨的路，最初的命运是在无可奈何之中经受着战争的挥霍。当年的抗日战争，迫使交通阻滞的大西南成为战略后方，为便于军运，川滇铁路终于闪现出历史中第一次辉煌。可惜仓促之中建成的从昆明到沾益的一百七十三公里路线，只维持到一九四八年前后就被彻底废弃。到了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第七舰队一百二十五艘军舰、六百余架飞机开进北部湾，明里扬言，暗中使招，都是为了要教训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暂时放弃对诗歌的酷好，直截了当地说：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要准备打核战争！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毛泽东甚至还用上更加直白的语言：“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没有铁轨，把沿海铁路拆下来，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不需要诗的时候，最有影响的语言是命令。一条比梦想更长的铁路就这样在与迫在眉睫的战争赛跑中突然变成了现实。只是对乌蒙山来说，一千零八十三点三公里长的成昆铁路，全部建筑在最方便战争机器运转的别处。

虽然战争造就的那条铁路同样堪称世界奇迹，那些如《高尔基土豆》一样的诗文反而更有理由表达自己的悲怆。在乡土最底层里滋养着极贫极困日子的洋芋，注定要等到只会用灵魂与血肉赋诗的两位诗人相逢，才能了却这整整一百年的大梦。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后，某一天，在一个聚会上与诗人刘益善谈起彝良和昭通，谈起我对《高尔基土豆》的创意。慢慢地，终于说到一九九六年情人节那天的遗憾。刘益善突然将声音提高好几倍，用那毫无诗意的语气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年两份青年报上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消息，其中因为妻子丢了家中仅有的两角钱，而被丈夫剁掉两根手指的惨痛事故，就发生在昭通。我惊愕于刘益善的肯定，就在他所说的昨天，因为要写一段文字，他还将这件被岁月尘封的往事从日记中找了出来，像我一样，久久地对着那绝难相信的真实再一次惊愕。

我是在这大梦成真之后的第四年来到昭通，来到依旧不改高寒的乌蒙山区。怀想当年毛泽东之诗歌豪情之后，反而是忧郁重重压在心头。穿越云贵界河进入彝良县境的那条简易公路，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修筑的一条施工便道，目的是方便建筑那条由苏联人规划的百年大梦一样的铁路。在一些湍急河流的悬崖绝壁上，至今还能看到当年没有铺上铁轨的路基残骸。偶尔还能在山水道路最险要之处，遇上一座座连野兽都不愿藏身的隧道。那种孤独与孤单，犹如人在伤了一只眼睛后，残存的另一只眼睛，会用双倍力气将所打量的东西盯得隐隐作痛。对铁路的梦想与抱怨经过多年生长，已经成了这遗迹上弥漫着的春花秋叶，接受和不接受都是这些了。

只要是种子，哪怕被抛弃也会生根发。毕竟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的痕迹，被铁路抛弃的彝良，收拾起历史慷慨弃之的施工便道，一年接一年地爱护成自己的交通动脉。

从格闹河升起来的黄昏，爬上了一处分水岭一样的高山。

司机主动说这儿离县城还有三十公里。越野车走了一个小时，前方出现一个小镇，我们以为目的地到了，司机却说还有二十二公里。以越野车的良好性能，时速也只有八公里，除了沉默不语，实在无法再对这道路说点什么。一个外来者，当然不会太在意这样的速度，何况道路两旁还有充足的乡土山水来满足似我这类陌生者的心情之猎。山高水小，被雨淋湿的高山峡谷，轻轻一抖，就有各种各样的飞瀑不断地冒出来，让条条大河小溪涨得满满的。丝毫不用怀疑，只要有弯道，迎面出现的肯定会是乡土山水永不重复的美妙身影。乡土正是如此成了一对互为心病的矛盾。那些美丽的情与物，通常被施舍给浮光掠影的外来者。没有人带得走的艰难时世，总是吝啬地留给自身，成为行走的阻滞，成为收获的灾难，最终成为幸福的天敌。

在中药里，天麻自然是非常著名的。说起那名叫小草坝的地方，晓得的人肯定是少之又少。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又有谁会去想种种衣食的原产地哩！甚至吃得越好穿得越暖，越是无人记得衣食之母的乡土与乡村。那一天，我们离开著名中药天麻那不著名的原产地小草坝后，乘坐的汽车曾经在一处原始森林旁边，堵了整整四个小时。紧挨着原始森林的乡村公路，被下了两天的雨水一泡，有近一百米长的一段翻浆了。先到的车在两端排成了长队，一排新砍下来的合抱粗的大树横躺在公路上，二十几个衣服已与泥泞成为一色的当地人，用着传统工具装载着沙土，不紧不慢地往树上铺。据说，这样来应对如此交通意外，已经成了当地人在实践中采取的最有效的防治措施。

在海拔四千二百米高度上的高原草甸中，大大小小的河川势必会依照高原规则，流高原之所流，淌高原之所淌。海拔只有两千来米的小草坝，没有学会高原草甸上令行禁止的规则，其行为就像乡土中的经典譬如：满罐子不**，半罐子**，又像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有没有悟出文学真谛无所谓，也要及早将放浪不羁的习性操练得出神入化。小草坝草甸宛如时尚城市中的高尔夫球场，哪怕每一只水滴都怀有泛滥的野心，也只能是永远想念河流而不得。于是，这些心性生来低不了的高山之水，便从每一棵受着粗壮葛藤缠绕的古树下面出发，所到之处，青草用来深植于高原的心劲，都被它们在暗中据为己有，那些性急的等不到攒足力量，便匆匆忙忙地爬上横亘在前的那条道路。

这种亲密使得河流与道路的关系达到极致，也使得高山大岭上达到极致的亲密有了另一种称谓：沼泽！

用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作引申，完全可以说，山大了什么样的河流与道路都有。彝良境内山峰之高大，简直就是乌蒙山之最。山越大反而越显得脆弱，就像好不容易爬上去的那座山，万丈绝壁竟然依靠着一株大树，只要一声断喝，崖头上就会摔下冷汗般阵阵水滴。一条仅有的道路，从这样的水流之下发端，绕过那棵仿佛高过万丈的笔挺大树，小心翼翼地镶嵌在崖间的缝隙里，又从一道惊天飞瀑后面暗度陈仓湿漉漉地穿过。最难想象的是半路上还有密密麻麻的许多小木棍，撑着那块如同房顶一样的巨大岩石。当地人一直在延续着他们的古老愿望：谁用木棍撑了这岩石，谁的腰就永远不会疼痛。

河流也是有腰的，所以会在干涸的季节中疼痛。道路也是有腰的，所以会在绝壁断崖上疼痛。乡土中人在有河流的道路上行走，最疼痛的不是腰而是心灵。从彝良开始，在昭通一带的乌蒙山里一路走了四五个县，不说那些连接乡镇的乡村公路，就是冠以省道国道的等级公路，也是我二十多年来所行走过的名符其实的最差最差。三年前，我的小说英文译者带着来中国过暑假的妹妹在湖北乡村中走了走。即使是精心挑选的乡村，仍使得异国情调的女孩张皇失措。那位坐在汽车上的美国女大学生吓得号啕大哭的道路，起码要比我三年后才见到的这些好上几倍。当我也开始为如此恶劣的交通状况提心吊胆时，免不了会情不自禁地假设，那位美国女大学生如果再次同行，只怕要学那杜鹃啼血了。当我每每追问道路状况如此之差的根由，所得到的回答似乎是高考之政治试卷的标准答案。都说是某人从本地调任省城某大机关要职后，那些因各种原因与之存在过节的人，一直乐此不疲地寻着对方的踪迹寄送那谁见了都会讨厌的匿名信。一怒之下，某人痛下杀手，所用理由莫不是冠冕堂皇，自此十余年，乌蒙山区的道路建设资金连日常维修都不堪使用。

这样的传闻，信与不信，都不值得人去深究。乡村和乡土本来就是新旧传说的起源与归宿。没有传说，乡村在现实中的位置势必会变得更为虚浅，乡土对现实的意义将要打上一半左右的折扣。传说之于乡土乡村，只是在表达另一种真实。譬如，道路对我们设下的陷阱，一片小得不能再小的迷你沼泽，一片短暂得不能再短暂的临时沼泽，就能让方圆百里唯一能够快些行走的道路，停止在无可奈何的高原上。山水之乡，看似坚韧无比，只要出了那样一种人物，想让其变得体无完肤并不是太难做到。乡土之乡，本是朴实无华，在看不到出头之日时，用传说来打上思想烙印，到头来有可能成为华彩之史话。

此时此地，沼泽成了河流与道路完美而冷酷的**。这种状态颇似当地人一次次庄重介绍的七色花。在潜意识里，有一个形容词生硬地迸出来，一次次地对我强调：清艳！清艳！这叫清艳！秋天到来之前，从小时候的童话，到长大后的神话，早就开在想象中的七色花，头一次真实地开在眼前。因为有七色花陪在两旁，实在无法恭维的道路在客观上有一种特别的美妙，以至于还没有彻底离开，强烈的怀念便油然而生。河流与道路那理不清的亲密关系，曾经诱使我深深想过，七色花亲密的对方何在？

等待中，一串串七色花开遍了那段时光。不时地有像雨又像雾的风刮过来，七色花早已习惯这样的阴冷，一点也不收敛只属于它的清艳。同行的几位年轻女子却做不到，慌乱地借来任何男人的宽大衣裳，为求挡一挡风寒，宁肯舍弃所有的风姿绰约。不断膨胀的风寒逼着人退缩到车上。隔一片泥泞，车外仅有的砂土地上，那个看上不会超过十二岁的小女孩，显然是特地赶来做小买卖的，背篓里装满了货物，旁边放着几只开水瓶。只是数过那些散落四周的废纸盒，仅方便面一项，女孩就以毅然决然的铁价每盒十元，卖出了十五盒。临时沼泽旁的这个女孩，与我在格闹河边初次见到的那个背背篓的女孩，有太多的相似处，然而那大不相同的一点，比让我们步步退缩的风寒还要浸骨。女孩看人时，格闹河边的那道目光，是高高的，一丝丝地亲近，一点点地送别，哪怕过去了很久，还能感受到那淡淡的温暖、温馨、温情和温良。临时沼泽旁边的这目光是低低的，非要看人了，也像空谷惊鸟稍纵即逝，留下来的痕迹，莫不是关联艾怨、忧伤、郁闷和凄楚。都说这一带气候无常闹瘴气，夏天披件薄薄的棉衣上山也没有不合适的，然而，面对茫茫苍苍的乌蒙山，我所经历的最冷时刻明明是这瞬间一瞥。

我不会去判断女孩是否希望如此沼泽每周都临时来一场。

我只想断定，对七色花的怀想与咏唱，可以是所有人的抒情和审美。在乡土真实中，唯有七色花是用来点燃乡村女孩的心性，辉照她们的明眸的。有那么一闪念，让我认为实际上只是叶子追随季节变化的七色花，正是道路边女孩的前世，河流边的女孩则是七色花的今生。清艳对七色花如影相随，正如清艳是乡土女孩的命中注定。清艳！清艳！我高兴自己说服了自己，接受这种既不同于冷艳，更不入娇艳俗流，只有用踝骨、脊骨和颅骨才能区分的彻骨之美。很显然，这样的形容，目的是与时尚界流行的骨感美显著区分开来。

从临时沼泽脱得身来的那一天，客车在黄昏与黑夜的关系进行到最微妙时刻，终于驶入一座久负盛名的古镇。历史上这里一直是乌蒙山中主要出产，输往附近四川省的必经之地。夜色之下，当年马帮叮叮当当走过的古巷，让外来者的心变得格外幽深。一切仍在河流与道路不可分开的普遍规律的掌控之中。大约是历史在这里过往频繁，连地名都叫得顺口和通俗。夕阳晚照之下，说太宽不够格，称为天堑却有谦虚之嫌的一江秋水，将山顶上的月亮和星星洗得洁如镜面，因而，河流叫白水江尚能符实。相传这一带以出产美女而久负盛名，让人难以捉摸的是古镇的叫法：牛街！牛街！当地人频频炫耀的最大理由是：

牛街出美女！

行走在所谓大地方，孤陋寡闻是避免不了的！然而，以牛街之小，一旦发现自己乃是孤陋寡闻之身，其刻骨铭心简直难以言喻。从记事以来，只晓得有分校、分局、分院、分厂，何曾听过这世上还有分县这种东西。猛地从当地人提供的资料中读出这一内容，久久地叹为观止。从清王朝光绪三十四年到民国三十三年，即一七八三年至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这块被两边大山挤压得小得不能再小的地方，居然一直被设置为彝良县牛街分县。这天荒地老以来的稀世奇闻，肯定不是因为这地方曾经有如云美女声名远播。

牛街是河流与道路必经之地！牛街美女是那从山上滑落下来的云以及从河里飘浮起来的雾！曾经如春花遍地，秋叶满山。不仅仅是美女，还有那踢踢踏踏响得如同金银流淌的马蹄声响，一切都在那个倚在自家门口郁郁诉说的老医生的怀想中远去了。老医生还记得**爆发时从昭通城过来的最后一队马帮，他没有说是不是马帮驮来了所有的美丽，也没有说是不是马帮驮走了所有的美丽。老医生只是马帮啊马帮地说个不停，让人分明感觉到，往日的马帮是深山小镇的生命活力。也是当地人提供的材料上说，牛街上小小繁华的消失，根本原因是那时期乡村供销社体制的建立。大到耕牛，小至针线，一切物资都由国家统购统销。马帮的生存不在于乡村耕种收获，更不在于乡村女子美丑，根本因素是它得有让大队人马无忧无虑活下去的利润，不求极大，必须却是必要的。

一帮外来者在曾经独树一帜地叫过牛街分县小街上奔突许久，异性之美几乎全挂在儿孙满堂的年迈妻子们平静的沧桑之中。其实，不用多费口舌也能明白，今日之乡土，哪怕是仙境一样的香格里拉与九寨沟，也难容下本地年轻人太多的梦想，更何况那些生就了要将自己挂上彩虹的女孩！也不是一个也见不着，与那位老医生说完话后，走在前面的人群已经消失在小街中央一处不是断桥，只是旧得可以的老桥那一头。或许是外面的喧哗惊动了深闺，或许是有意躲在深闺之中回避这样的喧哗。我终于见到两位美丽的牛街女孩，一个将自己纯洁地藏在自家门后，另一个同样将自己大方地藏在自家门后。绝对不能说成是惊艳，有意无意于最后露面的女孩，将羞涩与大方完美地融于一身，感觉中宛如用小街高处的那户人家堂屋里的一汪井水洗过身心。

一条牛街，也不惊艳。每当河流与道路完美地融为一体时，山岭再大也挡不住，峡谷再深也藏不住，命定的小镇小街就会应运而生。正像那些最深刻的记忆总是藏得最深，每每想起来了，便会一次次重复着既往就有的惊心动魄。

为了求证诗人刘益善的话，我曾用搜索引擎“百度”在互联网上一次次地搜索和重新搜索，在结果中查找、再查找、再再查找。当我依次输入“情人节”、“妻子”、“丈夫”和“昭通”等关键词后，忽然找到下面这个地址：。tianyanewpublit。互联网上的这些文字与照片，是一位叫于全兴的记者真实记录下来的。

在城市里，二十二岁年纪只能是一朵含苞待放的香水百合。

昭通大山包乡车路村二十二岁的尹丽萍，已经是四口人的一家主妇，六亩地收成洋芋三千斤、荞麦一百八十斤。全家半年无口粮，政府救济一部分。丈夫外出打工，今年带回一千元用于买粮、盐和烤火煤。二十六岁的韩庆兰是离尹丽萍家不远的小龙洞乡宁边村人。全家四口人，四亩山坡地收成二百斤包谷、八百斤洋芋，全年缺三四个月的口粮。她每天帮别人喂猪，过年过节时家里才有猪肉吃。三十八岁的陶兴美与韩庆兰同住一地，全家四口人，两亩地收成二百斤苞谷和洋芋，只够吃两个月。其夫在本地打小工，每天能有四元（或给粮食）收入。十五天前她在家里的地上生下一男婴，吃的是村民送来的苞谷饭。阅读过于全兴提供的图文，我便不再寻找了，这些同在乌蒙山区的女子，这些将昭通作为同一地址的女子，如果命运不济，也像一九九六年情人节前的那位同乡妻子一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地丢失了仅有的两角钱，那样的话，除了发生一场感天动地的痛哭，还有可能失去比两根手指更重要与更残酷的生命。

顾彩莲，二十六岁，云南邱北县官寨乡山心村人。

全家四口人，两亩山坡地，今年收成不到一千斤的苞谷。经济收入靠编竹箩，每年能挣一百元。家无牲畜。她说，如果谁能帮她一些钱，养一头母牛，转过年来母牛下了小牛，她就可以还钱。周廷艳，二十岁，云南西畴县法斗乡猛后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半地，收一千斤苞谷。她外借一千二百六十元钱买了一头小牛、四头小猪，期盼着明年能有好的收入。杨正莉，二十七岁，云南威信县扎西镇玉京山村人。有两个女儿，五岁的大女儿帮别人放牛，报酬是每天能吃上饱饭。不到三亩的土地，今年收成三百斤苞谷、一百多斤洋芋、六十多斤的红薯。她说，结婚六年没有买过一件新衣服，现在穿的都是外省人救济的。她活这么大，最难忘的是去年政府给他们家一头猪、一袋化肥，今年又给了五十元钱。李兰芬，三十六岁，云南邱北县双龙营镇太平村人。两个女儿，十一岁的大女儿没有读过一天书。有六亩地，今年收成一千五百斤苞谷、六十斤小麦。全家四个月无口粮，靠政府救济。家无牲畜，耕种靠换工借牛。夫妇俩上山挖药材，今年能有一百五十元收入。白罗松，二十七岁，云南金平县者米拉枯族乡顶青村人。全家四口人，水田一亩八分，年收稻谷一千五百斤。家有一头牛，去年靠种植草果收入三百元人民币。罗秀花，二十三岁，云南金平县金水河镇南科村人。全家三口人，有新开挖的水田两亩，年产稻谷六百斤，无牲畜。全家靠她编织穈垫的收入补贴家用。吴永香，三十三岁，云南西畴县法斗乡长冲村人。全家四口人，三亩地，今年收成两千斤苞谷。她赊来四头小猪喂养，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能够上学。陶登林，三十八岁，云南威信县双河乡天池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多的坡地，今年收成四百斤苞谷、一千斤洋芋，粮食不够吃，靠政府救济。家里供不起孩子上学。喂养的两头小猪是一个月前政府救济的。丈夫在本村帮工，全年有一百元的收入。国萍，三十岁，云南文山西畴县西洒镇石夹牛村人。全家四口人，三亩地，今年收苞谷八百五十公斤，全家每年缺三到四个月的口粮。徐秀英，二十七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高寨村人。全家三口人，八分田去年收稻谷四百八十斤，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无牲畜。周小卯，二十四岁，贵州紫云县板当镇沙子哨村人。全家三口人，两分水田收稻谷两百斤，一亩半山地收苞谷三百斤，无牲畜。经济来源靠卖油菜子，去年收入二百元。平洪兰，二十八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高寨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半田地去年收稻谷八百多斤，人均收入三百元，有两头耕牛。王小盆，二十七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四口人，山坡地两亩三分，全年收苞谷七百斤、红薯二百斤，无牲畜。家里已经七年没有杀过年猪，她说，农闲时她每天上山挖药材，今年卖了四十元，过年时买些肉给孩子们吃。梁忠英，二十九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四口人，两亩半山坡地，去年收苞谷八百斤、红薯一百斤，全家三个月无口粮，六个月没油吃，家无牲畜。丈夫二月份外出打工，八月份回家时仅带回二百八十元钱。杨花妹，四十一岁，贵州紫云县水塘镇格井村人。全家四口人，三亩山坡地，全年收苞谷一千斤、红薯一百五十斤，两个月无口粮，政府救济一百斤粮食，家有一头耕牛。丈夫外出打工、她上山挖药材供孩子们上学。席二界，二十四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排烧村人。全家七口人，三亩八分田地，去年收稻谷两千斤、杂粮一百斤，人均收入四百元，有一头耕牛。潘酒，二十五岁，贵州三都县水龙乡水龙村人。全家四口人，不到八分田地，全年收稻谷八百斤、杂粮三百斤，无牲畜。卖蔬菜有七十多元收入。潘明英，三十岁，贵州三都县拉揽乡排烧村人。全家四口人，一亩七分田地，全年收稻谷九百斤、杂粮一百斤，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元，有一头小猪。

乡土的疼痛是骨子里的。我昨天从长春回来，在火车上，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她穿着二十五年前的衣服，扎着一块二十五年前的腈纶头巾。我说，二十五年前，这种服饰在乡下流行过。老太太要去辽西的朝阳看望老母亲，我见她已经八十几岁的龙钟模样，便惊讶于她母亲的高寿。她一边哭一边说自己才六十二岁，乡下的日子苦死了，她和老伴种五亩地，一年到头一张嘴能填上就不错了，她去年出去打工，给一个老太太做保姆，可老头不愿意，到处吵闹，说她跟人家跑了，说她让娘家给卖了，卖了三千块钱，无奈，她只好回来伺候那被她伺候了一辈子的老头。她说她活够了，没有温暖没人疼，老头使唤她，两个儿子也不管她，因为儿子们自己在村子里日子也艰难，孩子书都读不起，她说她一想起老妈就心酸，自己这么穷一点能力都没有，想把老妈接来同住，一来老头发脾气不让，二来自己的日子也不叫日子。半夜时分，火车到锦州，她要在锦州住下，乘第二天早上的汽车去朝阳，当我帮她把两只装满鸡蛋和黏米的破旧的人造革兜子拿出站台，问她晚上怎么住时，她说在票房子蹲一宿可以省下住店的钱。我要帮她她不让，怎么着都不让，她说我不能白要你的。她和我母亲同龄，她说自己一辈子都遗憾没生下个闺女，有个闺女自己好歹也有个人疼啊，起码闺女穿剩下的衣裳还惦记着给妈穿，也不至于这个样子出门回娘家呀。我哭了，为一个人，一个女人，为那些仍在苦难中挣扎着的我的父老乡亲，他们也是人啊。

不管是教授、诗人、记者还是自己，所做的一切力所能及的事，莫不是从乡土中来，又向乡土反哺的河流。那所有的情感莫不是从乡村走来，又向乡村感恩的道路。至于所有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情绪、情感及情操中的忧虑、忧患与忧伤，莫不是由于担心千条万条的道路，如何承受女人们沉重的脚步；千条万条的河流，如何洗净女人们蒙垢的泪眼？

河流是一种地理，道路是一种地理，河流与道路相互依存到不可能再割裂时，就会蜕变成一座漫不经心的村庄和一处涂鸦般随心所欲的小镇。五彩缤纷的乌蒙山上的七色花，可以为人间实实在在的女人作证，同牛街上清纯与苍老的美丽女人一道，蓦地隐入想象的那幅山水画的浓墨与飞白之中。

有没有一种花，还没开放就早早凋零？

以此形容终日在河流与道路上奔走劳作的女人肯定不错。事实上，乌蒙大山里随处可见的小小七色花，就是这样的。对于七色花，花蕊花蕾花瓣，无异于与这花朝夕相处的女人对一切美丽事物的梦想。我所晓得的七色花，是唯一等不来**绽放便早早地凋零之花。因为对自身命运有不同看法，七色花才在后来将那些几乎是不落的叶子，当成了自己的花，一年开四个季节，每个季节开三个月，三百六十五天里恨不得天天都用不同的容颜，来与斯时斯地最娇艳的别样花开一争妖娆。

正是在那一瞬间的冥思，让我终于明白，牛街之所以以牛命名，不就是美女之美无法替代辛勤之牛吗？在牛街分县设立之前和之后，那些在不堪的寂寞中受着日子煎熬的女人，一定有过想自己生下一头牛来的念头！在良心里，何时涌出这样的想法？陷入情何以堪的我却不得不相信这种可能。在比艰难还要艰难的日子中，不只是女人，普天之下的人，只要有可能减少半分艰难，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作出抉择。一头牛只是命名给一个地方，这地方便有了既开花又结果的季节生活。若能在无边寂寞时与一家之主妇相伴相随，这样的一头牛又岂止是从天而降的半个神仙！牛街呀牛街，那些环绕四周的山岳峰巅，盛夏之日也要强调高处不胜寒，正是为了说明那些用每一片叶子盛开的七色花，只有绽放在险峻处才能如此清艳的真理！

与乡土息息相关的山川地理寂寞了还能拟作重金属，其中最寂寞的是人，再其中更为寂寞是又是女人———这样的寂寞真没有东西可以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