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第五章意识形态的煤（第2页）

在十七世纪早期法院的一宗案件记录中，一位居民指责矿工都是“下流人，是各郡县的渣滓、糟粕，像藤蔓一样从各郡县蔓延开来”，还说有些矿工是贼，有些是“可恶的诅咒者”……一面是小地主阶级，资格较老生活稳定，一面是来自各郡县的劳工阶级，贫困而动**，挤在临时棚屋里，在这二者之间已经很自然地滋生出一种对抗的情绪。

矿工及其家人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排斥，通常被视为异类，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位历史学家认为，“煤成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一条鸿沟。中世纪的农民和工匠，无论多么贫困，多么令人讨厌，也从未像十七世纪大多数矿区的煤矿工那样遭到邻居们的疏远。”久而久之，这些被孤立的矿工形成了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的口音和习惯。当这些被社会放逐的人们因无法得到某种日益重要的日用品而生存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像战争时期的战士那样，萌发出团结的强烈愿望。最终他们会逐渐认识到，如果把力量凝聚起来进行反抗，他们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正是这种认识，激发了后来一些声势浩大的英国和美国的劳工运动，给社会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从某种角度来说，十七世纪的英国煤矿工人是幸运的。至少他们没有生活在苏格兰，整个矿工一族的命运都被煤矿牵制着，他们其实已沦为一种工业时代的农奴。有时，矿工不得不在矿主的协议上签字，受其奴役，而换来的只是一点点薪水或者一双鞋。矿主也会给矿工新添加的孩子举行洗礼，借以劝诱矿工让孩子长大后也为矿井工作。而孩子一旦进入矿井，他的一生就要葬送在这里了。

通常情况下，在苏格兰，采矿是一种家庭劳动：

男人们在井下采矿，女人和孩子们把煤拖到地面上。就像很久以前的农业封地时代一样，这些家庭被视为一种矿井的附属财产，如果矿井被转让，他们也随之被卖掉。他们如果逃跑，就会被戴上“专为矿工、女巫和声名狼藉的犯罪分子准备的镣铐”。

话又说回来，暴力和威压并不是苏格兰矿主给予手下矿工的全部待遇。显然，一些矿工挣的工资其实比当时其他普通矿工要多，这表明，这些矿工除遭遇屈辱之外，还保留了一定的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肉体摧残的威胁和金钱的**是防止矿工逃跑的两大手段，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矿工们在地面之下的处境。

很难想象，还有什么工作环境比十七世纪的煤矿更恶劣、更危险。黑暗、潮湿、狭窄、阴冷，矿井随时可能在你头顶坍塌，空气令人窒息，极易中毒，也许它在你脸上爆炸，也可能会有水突然冲进来，把你淹没，使你永远被困在井底，挖煤是几项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古代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构成要素是土、空气、火和水，而在这四个方面，矿工们都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采矿也许是那个危险的时代里最危险的工作，生动而毫不夸张地证明一个社会为了获取燃料而付出的代价。几个世纪前曾有一个道德学家总结说，人类要在如此可怕的环境中工作，正是上帝对人类原罪的一种惩罚。〔《煤的历史》巴巴拉。弗里兹（美）〕按照十七世纪一些相关著作中的说法，煤矿工人们面临的三种毒气是最危险的。第一种二氧化碳。那些一不小心进入到这种气体较浓的区域的人，大多数会在不知不觉中死去。偶尔有暂时没有毒死被拖到一旁的人，同伴们会在泥土中挖一个坑，将救治者脸朝下，嘴巴伸进坑里，然后再翻过来，将上等的啤酒灌满他的胃。这种做法也许存在着两个道理，一方面寄希望于啤酒中的压缩气体嗝出来时，顺带激活濒死者的呼吸；另一方面也可以算成是人生中最后一次豪饮，即便是不治了，也会多出一种满足。第二种毒气叫一氧化碳。那个时期的著书立说者，不晓得真不清楚这类气体没有任何气味，还是出于对其中毒而死去的人的惋惜，偏偏要说：一种芬芳的香味在矿井中散发开来，在紫罗兰的幽香中，又含有一种甜甜的滋味；矿工们并不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可事到临头，总像受到**。那些忍不住去呼吸这浓烈芳香的矿工，无一不是突然翻身倒地，在虚妄的享受中永远地睡去。好在历史资料还能明白无误地表现当时的残酷。活在十七世纪煤矿中的人，及时发明了用小动物那无辜而可怜的生命，来探测有毒气体是否达到了危及人的生命的程度。然而，巴巴拉。弗里兹却引用了一份一六六二年的新闻报道来证明，当时的煤矿经营者，甚至懒得先将一条狗沿着竖井放下去作为试探，而宁肯让第一个用绳子吊到井下的人被活活毒死。

法国作家左拉在他的长篇小说《萌发》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工人运动领袖艾蒂安第一次进入煤井，惊异地看到自己的矿灯发出蓝火苗，外面还带着一个微弱的光圈。十五岁的瘦弱女孩卡特琳却老练得多。

“来，我给你看个玩意儿，”她用亲近的态度低声对他说。她把他领到掌子面的尽里边，指给他看煤层中的一个缝隙。有什么东西从那里轻轻地往外冒，声音很小，像鸟的吱吱叫声一样。“把手放在那儿，你会感觉到一股风……这就是瓦斯。”他惊呆了。这就是那个东西吗，就是使一切爆炸的那个可怕的东西吗？她笑着说，因为今天这东西多了，所以灯的火苗才这样发蓝。……时间越长，安全灯的烟火，人们呼出的热气和瓦斯的窒息，会使空气中的毒气变得更浓更热。瓦斯像蜘蛛网似的粘上了眼睛，只有到夜间通风时，才能完全清除出去。他们钻在自己的鼹鼠洞的尽头，在深深的地层下面，胸口闷得喘不过气来，但是仍然不停地刨着煤层。

左拉笔下的瓦斯正是十七世纪中以煤为生的人为之色变的第三种毒气。为了对付这种厉害的毒气，欧洲的煤井里很早就有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后来被称为消防员，当时他们穿着一身特制的亚麻衣服。这种人必须趁着瓦斯刚刚聚集在煤井的某处顶部，还不会引发大爆炸之机，用火点燃它们，然后，紧紧跟在火团后面，不时地用手里的木棍吓唬它们，直到它最终缩成小小的一团，安安静静地呆在一个角落里。

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曾经在《煤的历史》中有过如下描述：

无烟煤井很危险。每年都有数百名工人死于坑道陷落、爆炸、毒气和洪水。一次较大的事故可以使一百名或者更多的矿工丧命，因此政府出台了一些防止大型事故的安全立法，但诸如小塌陷这样的事故仍不时威胁矿工的生命，却没能引起管理者的重视。矿工们只好转而求助于其他安全措施，譬如与井下的老鼠友好相处。人们都知道井下的老鼠比地面上的老鼠更大，更卑下，更丑陋，但它们在矿井作业中却被当作敏锐的感应器：如果它们突然转身就跑，矿工们也跟着跑。一位观察者写道：“常常可以看到一名矿工养着六只或者更多的老鼠，他节约自己的口粮给它们吃。它们大多很温顺，当矿工坐下来吃午餐时，它们就爬到他的腿上，挤在他旁边，等着分享他的午餐，这都是他平时教的。”

曾经有一次，两位苏格兰的垂钓者，发现面前安静的河水突然开始微微喷发，并且伴随着阵阵流水声响。所幸他们及时地意识到这是地下煤矿发生透水事故了，赶紧跑去警告。矿工们从矿井里纷纷逃出来时，地面上那只透水小口已经飞速坍塌成为一座大坑，整条河里的水以及漂泊在河上的那些移不走的船，全都倾入矿井，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鱼儿在**的河**拼命地蹦蹦跳跳。由于水的浸入造成矿井内空气的压力过大，导致河水又从无数地缝中喷射出来，偌大的地面上都在冒泡，就像一只正在沸腾的大锅。

这种平静的笔调是注定要穿透古今中外的。已知史料中无可否认地将英国人对煤的发现与使用远远抛在中国煤炭史的后面。然而，英国人从煤的燃烧一步一步地发展到对蒸汽机的发明，进而全面有序地推动本民族进入工业化社会反过来将最先发现煤的经济价值的中国，远远抛在现代文明进程的后面。

二○○五年夏天，我第一次去北戴河的“中国作家之家”

小住。放下行李，就去闻名遐迩的老虎滩一带游泳，赫然发现与迷人海滩相距最近的竟是煤矿工人疗养院。因为机会难得，更因为五岁的女儿对游泳着了迷，哪怕刮风下雨也要缠着我带她下海去，我们天天都要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门前的那片海水里泡上至少两个小时。

无论是去是回，每次从那门前经过，我都会努力地张望，企图从出入煤矿工人疗养院的或是风度翩翩、或是白面虚胖的人群中，找出像煤一样黑铮铮坚实的男人。或许是因为在此地呆的时间太短，没有碰上机缘，无论我如何试图望穿那些晚来开放的霓虹灯和白天紧闭的水晶门，在地球上最恶劣煤矿矿井中工作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就是不肯用哪怕是唯一的身影，来安抚我在北戴河的视野。

女儿在海水中纯真的嬉戏，被掺进一股良知的沉重。女儿此时此刻的快乐，正如我那花开几朵的童年快乐。

记不得是从父亲的收音机里听来的，还是由乡村有线广播中传来的；也记不得是哪一年，或许我的童年时代一向如此，因而就有了对北戴河的最初记忆。我用自己幼小的乡村情感证明：我们那一代人对北戴河认识的根深蒂固，不是来自毛泽东的那首关于北戴河的诗词，“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和“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完全是后来的事，能够如此吟诵，显然已经是学习分子的少年了。我的情感能使自己充分相信记忆的不错与非谬。时至今日，耳边仿佛还在回响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矿工人，在北戴河疗养时受到毛泽东接见的新闻电波的噼噼啪啪声。就是这种广播，让我每回见到我们四（2）班的劳动委员穿着那双白色的帆布劳保大头鞋时就激动不已。影响我童年的每一条河流全都一直向南，在几百里外一个叫兰溪的地方汇入长江。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就在兰溪对岸的黄石市袁仓煤矿当井下工人。人一生中说不清有过多少幻想，童年虽短，却产生了所有幻想中的绝大部分。在同样仰赖幻想生活的童年中，我曾经强烈地认为，有朝一日劳动委员的父亲也会去北戴河疗养，也会受到闲庭信步般的结束当天的游泳活动、从万顷大海中爬出来的毛泽东的接见。

在我们身边极端劳动着的煤矿工人，没有与极品政治人物握一次手的极端礼遇。那些看上去是代表着劳动人民的尊贵与显赫，在乡村里连昙花一现都不是。这些将家安排在两百里之外乡村中的煤矿工人，直至成了煤矿老人，也没有到过北戴河。煤矿工人疗养院夜里能够听涛，白天却难观鹤，绵绵不断的人潮与车流就像从大海里涌上来的浪涛。形形色色的目光一边惊讶地随风望去那海上的汹涌澎湃，一边诧异地随最近的潮头跌落在煤矿工人疗养院面前，沉重得半天也跳不出那些艳丽的门窗。

旧的童年过去，新来了更多的童年。相比几十年前的那些新闻效应，在一场接一场泪流满面的矿难中，再也见不到煤在往日带来的工业化浪漫怀想了。甚至于说，上海人之所以最小资，就因为那一带没有煤矿、不出产煤。而改造小资们的最好办法就是送到任何一座煤矿里，用不着干一年，只要挖出十吨煤，就不再一天到晚用那越剧腔调，说谁谁是水做的了。说乡村中的挖煤人至今也没有到过北戴河是百分之百的武断，自从搬离临时居住过的那座叫贺家桥的小镇，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位四（2）班劳动委员的父亲当年是何模样我不晓得，如今是何模样，也无从打听。我仍然敢说他们至今也没来到北戴河，却有太多太多的现实基础。

无须质疑，从来就不缺少诗人情怀的毛泽东，让一些煤矿工人去北戴河同自己一道疗养的动机。与此道理大致相同，千山万水之外的少年，情不自禁地虚构一道五彩光环，也属于生命成长之初的单纯**与简约浪漫。年少不谙男女事的那一阵，特别不能理解那些成熟的挖煤人，从几百里之外的煤矿回来，在家乡找个女人结婚成家。随着时间不紧不慢的推移，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乡村中人，开始放弃最初的信念，不再认为他们既然去了黄石市，就应该娶一个城市女子做老婆。从出现在乡村与城市的分野以来，人口拥挤信息密集的城市就在各种资讯上处于绝对主导位置。即使是在将来的高度发达时期，城市对煤所带来的功效的需要也会远远高于乡村。与此背道而驰，面对挖煤的这一群人，城市则从道德与伦理上率先抛弃了他们。在饥饿的供给制时代，来自乡村的挖煤人享有比别的行业多一些的主副食供应资格及指标。然而，在他们的现身说法中，城市女人只会在适当的时刻，适当地展其迷人的**，想让她们下嫁，无异于与花借朵、与虎谋皮。

在某些地区，矿井爆炸的惨祸经常发生，以至于矿主们请求当地的报纸不要进行报道。……这些惨烈的灾祸比以前更频繁了，“也许这些事件实际上正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但由于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对其特别关注，所以我们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报道。”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为了不让读者们烦忧，报纸避免报道正在发生的爆炸惨案。公众原本就对煤矿工人的困苦处境漠不关心，如今更对他们的生存状态不以为然了。

这段由美国作家巴巴拉。弗里兹引自一七六七年的《纽卡斯尔杂志》上的文字，如果不注明其出处，完全可以看做是中国当下所面对的煤炭业现实。

在煤的恶之花尚未开放的早期，英国采煤的农奴们和拥有除了不采煤之外的所有煤的含义的主教们，曾经罕有地合谋，将煤当成一种有生命的植物，企图通过施肥来促使煤从地底下源源不断地生长到地面上。这种过了一千年的事情，不是不值得后来者笑话，而是后来者根本就没有本钱讥讽这种貌似愚蠢的行为，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

在山西的乡村里，青壮年男子暴死比例一直居高不下。凡是办此丧事的人家，对外都说死者患了无可挽回的急症。其实不然，山西之地，许多地方掘地不深就能见到煤层。对那些有着一身力气的人来说，挖一处小煤窑，就像在长江以南的平原上打一口水井。小煤窑挖成了，一家人里，年轻体壮的儿子在最深处用着最原始的工具挖煤；正在衰老或已经衰老的父亲，用同样原始的方法将煤一筐筐地拖至井底，再由母亲与儿媳妇在井口上面拼命摇着辘轳，让煤筐升起来。只要让这些藏在地下几百万年的东西见到天日，一天下来，可以收回现金近万元。钱是赚了，问题在于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家庭小煤窑，几乎等同于后备坟墓。在煤炭业高度普及的乡村，时常见到婆婆和儿媳一起哭丈夫的，这便是她们家的小煤窑出事时，井下的两个男人一起死了。不管是婆媳一起哭丈夫，或者是她们当中的某一个哭丈夫，闻听的人问都不问就晓得是何缘故，并且心照不宣地前来帮忙料理后事。这样的情形多了。不是没有人管，各级政府的相关机构一直都在管，却又无从管起。那样的小煤窑，一有风吹草动，只要将辘轳架搬到一边藏着，再在井口放上一块木板或者随便什么东西遮挡一下，毫无疑问，想要找到它，注定只能像电影《地道战》中进犯高家庄的日本军人那样四处碰壁。

这样的人家只是普通的挖煤人，而非“矿主”。什么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矿主？首要一条是，井下出事故死了人，自己连问都不用问，可以继续每日每夜的花天酒地。其次是，至少要在当地弄个“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的头衔，然后无论出现在哪里，只要见到挖煤的人，不仅自己要翻脸，就连家里的人也要跟着吐唾沫以自净。

每一次与来自山西的作家朋友见面，都能感受到其眼中含着的那些因为煤而生出的泪花。他们历数京城内外一些天价豪宅，如何被来自他们那里的矿主们五套十套地批量买走。每逢交易，毫无例外都是现金，那些天晓得被他们窖了多久的可怜的人民币，因为太多，还因为受潮了，以至于那些被专门聘来为“山西煤老板”点钱的售楼小姐，只有用吹风机温柔地吹过一阵，才能将从各种各样的豪华越野汽车后备箱里搬上台面的大堆人民币点算清楚。这些将京城的豪宅当成玩具一样买卖的矿主，从一开始就清楚明白，煤是钱，是财富，其他一概都不是。这些名叫矿主的人，所继承的非但不是自宋朝以来，由于煤炭业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人文进步，甚至相反，唯有坐在悍马越野车中，才肯朝着煤矿井架望上几眼的矿主们，有本事将埋藏在千年古矿道中的各种血腥与肮脏，全部寻出来翻晒一新，作为自己的全身披挂，却不愿去问候身旁比比皆是的新寡女子与孤儿。

富饶的乡村当然会风景如画，贫瘠的乡村同样也会风景如画。是那些既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将二者区别开来。唯有这样的文明，才不会只让乡村中人独自深入到黑色矿井中，用柔软的血肉之躯，用脆弱的神经骨骼，孤单地面对阴险的瓦斯，以及不是天崩地裂胜似天崩地裂、不是山呼海啸胜似山呼海啸的种种灾难。来自乡村，也只能回到乡村的挖煤人，任何稍有权威性的媒体或机构，甚至于个人，都不会将他们称之为工人。事实上他们本来也不是工人。他们用来挖煤的方法，一如在遥远身后的乡村中种种垦植。他们用来挖煤的思想，一如在昨日家中盘算田地里的收成如何能养家糊口。他们离家千万里成群结队地钻进某座矿井，唯一的快乐就是可以活着带上比黑血还要血腥的一点货币，回到妻儿与娘亲身边。

人所相信的是眼见为实。在我的那种由“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童年时代，同班同学的煤矿工人父亲，其身份还是十分可疑。即便是特意穿上矿工的劳保服装来学校看儿子，也难得有人认同其是地位崇高的工人老大哥。不仅家里的菜地是他必须种的，每到双抢季节，他还得赶回来，等不了进家门，就在田边挽起裤腿，一步步地迈入泥泞中，帮助妻子多挣几个工分。

所谓休假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借口，就连与爱妻共度久别之后的春风，也不过是扔在长途汽车上的一场美梦。又譬如，也是那个年代里，不要说那些动辄有事惊天动地的钢铁工人，也不要说那些必须军事管制才能控制的铁路工人，就连洁净柔顺的纺织女工都能够组织起来，间或做出几件足以使人叹为观止的造反业绩来。在举世皆惊的红卫兵大潮中，不是没有出现煤矿工人的旗帜，只是他们连风都没来得刮一阵，就如云雾一样散去，后来发生的一场场暴风骤雨，基本上再没有他们的事了。

与英国煤所带来的变化相比，思来想去，一切都在指向意识形态。最早的煤，大家都一样将其等同于金钱，后来，有的变化了，进步了，认识到煤的背后是文明。那些不愿意变化的，不肯进步的，则继续原始形态，只看见那些拼得性命从千百米深处挖掘出来黑色物质在散发着金钱的光泽。

矿难的状态无疑也是乡村的状态。那些频繁发生的矿难，是由于意识形态等各种综合因素而导致苦难的一种最为尖锐的爆发。又由于它们通过煤在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因素，而变得与在乡村中司空见惯的灾难与众不同，才导致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如果乡村还有更多的活法，如果乡村还有更多的幸福可能望见，如果背井离乡去挖煤只是许许多多选择的一种，如果乡村有足够力量吼一声———狼崽子才去卖命挣钱，那些在面对可以免除矿难因素时的冷血不仁就不会如此盛行！矿难之于乡村正好让那些年轻的挖煤者，横下心来用生命赌一个明天。

当年的恩格斯就曾有过切肤般提醒，任何一种行当，当利润达到二十倍以上时，哪怕有杀头丧命的危险，也难阻挡人们的铤而走险。除了肉身与力气，再也没有其他资源的乡村，下一次井能赚到几十元人民币，已经远远超过所谓利润的二十倍了。打开无数乡村之门，往近处看和往远处看，都无法排除与贫瘠两相依和落寞生生不息的风景。假如乡村有资质，煤的本质并不难识透，可惜在堆积如山的肉身与力气之上，是可叹的渴望，以及可叹得只能在渴望之上风雨飘摇的幸福曙光。假如乡村可以用生命去赌博生存，那些炼狱般的采掘巷道就不得不重新按照与文明相符合的标准来修建，不如此就无法取得那些不必深入到几百米深的地下也能衣食无忧的人们对此类工作的信任。换一种更为通俗明了的话来说，乡村生计只要达到城市生活最低收入的社会保障水平，那些顽固得像癌症一样的矿难就会不治而癒。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鲁迅先生在黄埔军校的一次演讲中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鲁迅先生说的是他自己的一段真实，从一八九九年进校到一九○一毕业，先生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院当了三年“对于功课并不温习，而每逢考试辄列前茅”的学生。当然是与这段经历相关，先生才会在后来的《中国地质略论》一书中，称自己的祖国为“世界第一石炭国”。在专业论述之外，还描述了列强们对中国煤炭贪欲之心，先生曾说：石炭者，与国家经济消长有密切之关系，而足以决盛衰生死大问题者也。盖以汽生力之世界，无不以石炭为原动力者，失之则能令机械悉死，铁舰不神。虽日将以电生力矣，然石炭亦能分握一方霸权，操一国之生死，则吾所敢断言也。……李希霍芬曰：“世界第一石炭国！”吾以之自喜，吾以之**。然有一奇现象焉，即与吾前言反对者，曰“中国将以石炭亡”是也。那个时代的鲁迅只能理所当然地优先看到国之将亡，祸根在于外来的列强，所以先生才大声呐喊，将盛赞中国煤炭的那个德国人称之为：“日后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那个时代的国父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用更大的热情阐明：“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的主要物。”

在山西省阳泉市“天下第一川”公园的纪念碑上，至今仍镌刻着国父当年的梦想。近百年来，国父的梦想，几乎要换写成：以乡村血浸现代煤。在文明的天平上，乡村这只意识形态砝码，有一点点不确定，社会和谐就只能是痴人说梦。曾经担心中国将因煤而亡国的鲁迅，所放不下来的是外族的侵犯与掠夺。以后人之见来看，还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得更为深远：唯有煤能铸铁，薪火之煤都不好，哪来江山如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