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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在记忆中生长（第3页）

然而，这类所谓的村民委员会，又能在实际上做些什么呢？

譬如它将面对的法律：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比例上，每九十六万农村人口才能选举一名代表，而每二十六万城镇人口就能选举一名代表，前者是后者的近四倍。如此分配政治资源的规定直接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它的法源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如果有如果的话，只需将其中比例取消，还农村人口与其他任何特定人口同等的政治尊严，乡村的诸多问题，又何必需要用感情来维系！用良心忧郁，用灵魂伤感：乡村只剩下四分之一尊严，乡村只剩下四分之一情感，以选举权为最基本的意识形态资源，在制度的规定下，一切都会以四分之一为限度，所以才有本是普照大地的阳光雨露也只会给乡村以四分之一。

与一切城市相同，风情万种的黄州，不只用浪漫的诗词歌赋送大江东去，那诡谲的政经军事真个是浪淘尽千古风流。笼罩在历史烟尘下日常岁月的黄州，一直在扮演着鄂东政治风向策源地的真实角色。有钱人家过年时，请一条龙灯来家门口戏耍祈福，普通的便无事，若是特殊了，譬如龙灯大到须有二三十人才能玩得动，譬如在家门口开了二三十桌流水席，用不着刻意传信，随随便便地就会在当晚引起黄州城内从不缺少的强力机制的警觉。

挪到大水井那地方，情况就不同了，不要说自家的龙灯想玩多大就能玩多大，那几十里山山水水之域，百把几十条大小龙灯都来朝拜，也不过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乡风习俗。往附近的落水洞中投入一节漂流得最为快速的楠竹，顺着清江急流汇入长江，没有一个月到不了汉口码头。若有快马，又能像七八月间的洪水**没有拦阻，到达最近的政经中心宜昌或荆州，也得七八十来天。然而，对于大水井这样苍茫的乡村，宜昌、荆州那等规模的城市根本无力作出最低限度的干涉行动。

在如此乡村去处，修建有九十九间房舍的大宅，不事声张地成为地方王者，是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合谋。这类王者，自然要成为乡村利益的守护人而非其他。毕竟乡村是他们能够成为王者的社会基础。所以，对外来势力进行亦明亦暗的抵御，就成了他们天然使命。那么，后来出现这类阶层的悲剧性结局，基本上也是乡村社会在更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整体失效的预告性写意。

做一片云得有使灵肉缥缈的天空，为一滴水需要让身心**漾的池塘。是鸟，就不能没有翅膀。是鱼，就不能丢掉鳃鳍。得天佑自然，蝴蝶一定属于花丛，柳絮一定属于清风。有智者承前愚人启后：任何社会都不能失去自身的中坚力量。以普遍规律来认知，那些在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肤浅的阶层，断无主导历史进程的可能，也难以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可能性进行及时监护。

失去中坚力量的乡村，一如大别山中那些将堤破了，不再设防的季节性河流。秋冬枯水，行车走路确实方便许多。不到桃花汛起，不到山洪暴涨，像炊烟袅袅的日子里，即使是有心想到了，也懒得去着急。一年去了，一年又来，被岁月打磨成了随方就圆的乡村性子，只会在浊浪滔滔扑进家园的时节才冷不丁地作一下改变。有锣的人家提着锣，没有锣的人家便使劲地敲击女人陪嫁带来的铜脸盆，任何响器都没有的人家，就只好扯着嗓门呼天喊地：大水来了！水来土掩，兵来将挡。大水来了，再汹也要阻挡。安身立命之所，哪能一点事情不做就言放弃！失了堤防，丢了中坚，身边之物能够应急的唯有家中的门板与方桌，将它们抬出来横在洪流中，只能稍许减缓一些冲击，心理上却是少不得的。

在资本积累原始之际，何止城市，乡村里同样也在实践着能一百倍时决不九十九倍地变本加厉。只要有可能，任何人都会不择手段力图在最短时间里，获取最大的利润与利益。新兴的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不会乡村文化与文明的群体，甚至根本就是那种乡村中坚阶层消失后，才有可能横行乡里的痞气十足者。在政治管治与乡村利益之间，他们不仅没有起着调和与过渡作用，更多时候，反而是在扮演两方面的为虎作伥者：当管治者势力强大时，他们会目光短浅毫不留情地抛弃乡村。等到乡村人民怒不可遏了，他们又调过头来，期望在推波助澜中同样谋取暴利。对他们来说，暴利不仅指金钱，更是处在原始期的新型社会的意识形态资源。

在人伦道德中显出一派温情脉脉的乡土，不需要任何过渡，说变就变了，甚至使他人闻之色变。二〇〇四年年初，弟弟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送母亲来武汉，在同济医院做一个最终花费一万三千元的手术。司机是比我早半年进同一家工厂的工友。

他听说了手术的预计花费后，不停地摇头，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县城里，起码有百分之八十人家不会花钱做这样的手术。在我离开工厂后不久，工友也到一座水电站当负责人。再后来，县里将所有水电站全部卖给了私人，工友就买了一辆二手桑塔纳轿车，专门跑长途出租。县里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一些单位没钱养车了，改为有事租车，所以工友的收入还算不错，甚至弟弟也数次动了买台车跑出租的念头。

我们从县里卖水电站的事，慢慢聊到一个农民。

那位农民养着一头不到两岁的小牛。被卖给私人的水电站有输电线路从他家附近经过。天晓得为什么，那根电线杆突然倒下来，低垂的电线正好落在没戴笼头没穿鼻绳自由牧草的小牛身上。被农民寄予厚望的小牛，当即被强大的电流击倒在地，抽搐一阵后，就不再动弹了。农民气愤地跑去交涉，有钱买下水电站的当老板的男人强硬地表示，小牛将电线杆弄倒是咎由自取。

走进乡村，充耳所闻的是林涛吹响，流水动静，心里向着天籁，偏偏那一阵阵从某个角落里冒出来的鸡鸣狗吠，总是使人不得不回过神来。下一步，当眼际里出现一头头无人干涉的牛，事关乡村的印象就会格外刻骨铭心。这样的牛在任何季节里都能见到，那根偶尔被人牵在手里的长长鼻绳，一道接一道交叉绕在牛角上，黄牛的牴角相对较短较直，水牛的牴角一定很长并且反转成为女人怀抱婴儿一般的臂弯。春来夏到，乡土之中到处都是碧绿的，耕牛们信步牧草时，一个人紧赶慢赶将要做的事做完，将要走的路走完，回转来再看，它们几乎还在原地。地上嫩草很丰盛，用不了多大一块就能将老牛喂得很饱。之后的秋天与冬天，放牧的牛就会辛苦许多，流水清清的河滩里，草也是要枯萎的。山坡则更加甚之。这时候的牛，变得更加自由自在，它会一口气走完一条小河，或者漫不经心地翻越几座小山，总之是要不负主人的美意，将瘦瘪了的肚子喂得圆圆的。这样的情形在农活最忙时，也会一如既往。人累了要歇一歇，牛累了同样要歇一歇。一头牛身上痒痒了，就近找棵树，或者找根电线杆靠上使劲摩擦，无论是树还是电线杆，只要不够粗壮，就会被力大无比的牛们摩擦得地动山摇。

工友在这个故事的最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无奈呀！后来我一直在品，这语音所要表示的还可以是：无赖呀！作为前者的理解，也是真实：乡村诸事越来越无奈了。作为后者的理解，同样真切：乡村中人越是无赖越能当道。乡村中此类痛感深深的社会启蒙，发生时我还很小。

一九六七年夏天，当售货员的母亲被调动到另一所供销社，我们不得不又一次搬家。新地方有两眼著名的温泉。新的租住屋位于从温泉里流出来的永远是热气腾腾的溪水旁边，我们的梦里都在弥漫着浓浓的硫黄气味。新房东家境很好，租借给我家的房屋也是完整的，墙壁上没有可以透过星星和月亮的巨大裂缝，外面也没有一端顶在墙上、一头撑在地上的防止墙壁倒塌的木柱子。那些从小喝温水长大的孩子，满嘴牙齿早早枯黄的样子，也让我们喜欢。

母亲还在继续做一名普通的售货员。那些年，物资极度匮乏，日用商品几乎都要票证。想来房东家之所以接纳了我们为房客，自然是希望通过母亲买一些紧俏商品。那些要求其实也很可怜，无非是买一斤红糖、冰糖或者半斤猪肉、猪油，再就是买牙膏时能得到中华牌或者白玉牌的。母亲的地位决定她无法对别人有求必应，包括我家的新房东。新房东曾经是当地的大队干部，因为犯有经济错误而遭罢免。母亲后来生气时，曾经说过，新房东若不是犯经济错误，哪能盖起如此气派的大房子。新房东家的房子很大，又是独立地建筑在供销社、卫生院和作为当地最高政府机构的人民公社中间。很显然，这样做是犯了忌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那个时期，有太多与之相同者，没来得及修养出作为乡村中坚分子断断不可或缺的韬光养晦。下台之后的新房东，长年推着一辆俗称线车的独轮车，给附近的一家棉织厂运送货物。在当时，这类每天都有现金收入的好事情也不是老实巴交的人所能谋得的。

房东租给我们家一间半房。所谓半间是在一间大屋正中垒上一堵半高的墙，那边住着房东家刚刚有女孩子上门定亲的儿子。开始时，我们经常隔着半高的墙说着各种各样的话。有一天，房东的儿子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黄牛。一家人里只有爷爷没有对越来越浓烈的牛粪味公开抱怨过。母亲最先意识到，房东家是在故意这么做。母亲无权，不敢将一匹布卖到最后时剩下来不足尺寸的零头自行做主便宜卖了。供销社有规定，这类布匹零头必须集中起来，到月底盘存时，由相关负责人决定如何卖和卖给谁。房东家多次在母亲面前表示，想用这样的零头花布，为小女儿做件花衬衣。母亲总也不变的解释让房东生气了。事实上，房东家翻脸也是有道理的：那些卖剩下的各色布匹零头，向来是内部处理给各种关系特别的人。享有这种好处的人，经济上的所得十分有限，重要的是口碑，是能够使人另眼相看的乡村政治资本。就像后来，谁能从供销社弄到两只日本进口尿素包装袋，缝一条裤子穿在身上四处招摇，同样是乡村中一种莫大的荣耀。

那一阵，说是苦苦支撑一点也不夸张。上学的路，有四五里远。每天背着书包离开家或者学校后，头上就会笼罩着暴力阴影。房东的儿子，指使一群附近垸里的孩子，其中一个姓钱的少年，只要碰上了，不管在哪里，一定要走到我面前，狠狠地表示，他一定要打我一顿。姓钱的少年，是现任的大队干部的儿子。因为父亲的缘故，姓钱的少年在当地威风十足，一天到晚都被别的少年簇拥着。他有两把弹弓，还有一把用子弹壳做的土手枪，添上从鞭炮里掏出来的火药后，可以发射削尖了的木楔子。他所说的打，就是用这两样东西。姓钱的少年，说到做到，他连我母亲都不怕，故意在供销社门前，将没有装石子的弹弓拉得满满的射击我。再就是用土手枪了，有一次，趁着我们正在供销社门前玩得高兴，姓钱的少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冲着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轰地开了一“枪”。平静下来后我才猜测，他终归还是不敢往枪膛里填上木楔子。每一次事发之后，姓钱的少年与身边的伙伴，总是用放肆的大笑来对抗母亲的斥责。在余下的半个学期中，我总在提心吊胆，星期天上山砍柴，从他们家附近路过，会不由自主地大汗淋漓。熬过一九六七年冬季，我们如释重负地告别还没有喜欢够的温泉，举家搬到别处。几年后，我进了工厂当工人，再碰到姓钱的，他已经成年了，在县城的另一家工厂当工人。因为工厂间的文艺会演而经常见面，我们没有叙过一次旧。不过，看上去他总是面带微笑，比从前斯文多了。在厂部公布的先进生产者名单里，年年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偶尔再去温泉那地方，曾经住过的那一片房屋全拆了，新盖了一座颇具规模的缫丝厂。房东家的儿子据说当过兵，又回来了。他家的大房子却是一点痕迹也找不着。

人让鬼打了，是不能计较的，更别说报复。要报复鬼，除非自己先死，那是多么划不来呀！

一九六八年的夏末秋初，我再次转学就读的中心小学终因文化革命而彻底停课了。一群十二岁上下的孩子不时地到学校附近一带转一转，这当中就有我。到学校去的动机有各种各样，只有两点上是相同的：找书，游泳。在宣布不定期放假之前，学校的图书室就被形形色色的人洗劫一空，我们没有找到一本书，只在一处尘土飞扬的阁楼上，找到一只已被人抠去莫斯科和华盛顿两处地名的地球仪，和一只必须不停地打气才能使用的篮球。学校附近有一口水塘，那是上体育课时，体育老师领着我们学游泳的地方。从学校出来，我们很自然地选择了去那水塘里游泳。我的游泳技能与体育老师的教授毫无关系，只符合当年的伟人毛泽东所宣扬的：游泳池里学不会游泳，要到大风大浪去锻炼。为了这样的锻炼，我肯定挨过母亲十次以上体罚。那一天，我在同伙中出类拔萃的游泳本领，终于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因为在水塘中逞能，我得罪了生产队长的儿子，他将水里的无可奈何，转移到岸上，一把抱住我，重重地摔向地面，然后双手掐住我的脖子，直到我两眼翻白。说我两眼翻白的是一起去游泳的其他少年。他们吓得惊叫起来，生产队长的儿子才松手。我不记得这些，我只记得自己从地上爬起来，坐在潮湿中长久地发呆。我的那副模样让在场的少年都不敢离开，直到有人发现我的母亲手里拿着一根棍子，顺着通往水塘的小路快步走来，大家才一哄而散。剩下我硬着头皮顺着田埂走向母亲。

母亲一如既往地体罚了我。在我长大后，从母亲身边一次次离开，而后又一次次地回到母亲身边时，母亲总是愧疚地说，小时候就我挨打最多。我则更为愧疚地表示，那时不懂事，太让母亲操心了。少年时节，母亲一直让我闻风丧胆。处于成长的年纪，我总也分不清她所强调的那些道理中的是非对错。每当我将相同的错误一犯再犯时，母亲的愤怒是真的，母亲手里棍棒也是真的，看上去呼呼作响的杖责多半不是真的。我的恐惧是真的，我的懊丧是真的，所出现的肌肤之痛却是从胆怯中夸张出来的。在我后来的阅读中，这类雷声大雨点小的杖责只要一出现，譬如《红楼梦》中贾政狠揍贾宝玉时，贾府里其他人的说法想法等，就会让我会心一笑。当年纪逐步积累到四十岁以后，这样的情节就不再让我笑了，只要一想到母亲当年那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心里就格外酸楚，恨不得立即匍匐在母亲面前，让她放开手脚痛快淋漓地将儿子杖责一场。

所谓干部子弟，是被乡村少年欺负的一群，除非自闭地躲在家中，断绝与外界的交往。所谓少年神似小猫小狗，即使是天天被大猫抓、大狗咬，也还是要与其搅和在一起。那些事，母亲不是不晓得，多数时候母亲晓得了，也只能发一声长叹，而不可能找上别人家门。

在非常时期，有资格横刀立马将乡村印把子抓在手中的人，必须具备文能巧言善辩、武敢行蛮耍横的本事。掐我脖子的少年，父亲是有名的老队长。因各种原因派下来的工作组，每来一次就会将其撤换一次。工作组一离开，队长又会官复原职。队长家的公子———当地人喜欢如此称呼小小年纪就会掐人脖子的少年。奇怪的是，对于我，当地人从未叫过一声：区长的公子。在乡村的视野里，像我们这样操外地口音的人家，其地位总是很古怪的。相反，对队长家的公子，他们却一直没有间断地预估，说将来一定会子承父业，也能当上队长的。不久前，在武昌一家名为老房子的酒店，与一帮小学同学相聚。席间有人提起“队长家的公子”。据说，他还真的当了队长，并且一直在当，只不过现在的称谓不同，职务上却是类似。从前的少年，曾经丢下队长不当，跑出来打工，一旦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属于他，便又回乡。只要他在家，队长一类的最为直接面对乡村的管治小吏就非此君莫属。用小时候大人们爱说的话来表示，这家人太狠，他们不当队长，就没有人敢当队长了。

在乡村中，这样说人狠时，重要的是在表示，惹不起。最惹不起的“狠人”就是种种无赖了。

当时的乡村让我们极为无奈，多少年后回头去看，所有不好的感觉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庆幸。在乡村的环境中成长，哪怕不做任何事情，凭着时空的发展，也比陷入无奈和无赖的迷魂之中更加有效。关键不是当时自己是否取得了优势，而是后来的命运和人生，那才是一辈子的事。在乡村，熟用无赖与野蛮，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了眼前利益。如果以此作为最佳途径来展现自身价值，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到头来就会出现致命损伤。损伤之痛波及的还是无辜的乡村。

在母亲的病床前听工友谈话，我心里就在不断地闪现，那位买了水电站的人，会不会是当年掐我脖子的、或者是当年打我弟弟耳光的、再不就是拿着弹弓与土手枪指向我的少年？这不是凭空猜测，而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土改后的乡村舞台上，富裕阶层消失了，斯文的读书人消失了，甚至老老实实勤扒苦做的农民也见不着了，浮现在各种事务之上的几乎都是眼前利益的投机者。其景象宛如田野间旋风突起时，舞动得最夸张的总是一些最无用的东西。

有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传说中，日常当中的鸟类，为何独独只有喜鹊是那样的招人喜爱？二〇〇五年春天，一对野斑鸠，飞到我在东湖边家中的窗台安营扎寨。每天隔着一道玻璃与它们打照面，免不了也会进到我的想象中。越来越被人当作俗物的乡村，本质上决非俗物，只是因为社会的境界低俗了，时代的审美低俗了。乡村的精髓本是处在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上，没有人能独占，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予以摧毁。就像那种与斑鸠迥然不同的喜鹊。乡村的模样，恰如喜鹊的模样。乡村的声音，也恰如喜鹊的声音。无论是独立枝头，还是穿越云天，喜鹊是从容的，安详的，优雅的，高贵的，哪怕摧毁就要发生，也还是有尊严的。斑鸠们除了正好相反的品行外，还有一些习惯让人生厌：鬼头鬼脑，从不正眼看人，永远有事没事地故弄玄虚，好好地也要猛地一拍翅膀，发出惊心动魄的音响，不晓得的还以为真有惊怵悬念发生，定下神来去看，卖那么大的关子，根本不是要一飞冲天，往往只是蹿出百步之遥。

这些事物的深处萌动着关于乡村的认知。什么是乡村的中坚力量？什么是乡村的稳定因素？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是斑鸠的，还是喜鹊的？

在城市的某个夜晚，与几个颇谈得来的朋友凭着东湖边一处酒吧的临水栏杆，静坐在夜风里。这酒吧有些年头了，十年前，八年前，五年前，大约是这样分期的，先前的主人坚持不了，经过一次次转卖，才变成重温乡野归还自然的主题，于是人气就旺得不得了。有湖水，有泥塘，有荷香，有清露，分明是从附近高楼刮过来的风，吹在肌肤上的感觉就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