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史官的变迁——从地位崇高到毫无节操
记者这个行当,在中国,到晚清才出现。古代并没有记者,但是有一群人,他们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们为了记录真相,秉笔直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他们向往公平正义,哪里有黑暗,哪里有不公,都会被他们原原本本地书写下来。
后人称他们写下来的文字为“信史”,内容确实可信,没有掩恶溢美,能够取信于当代,流传于后世。
这群人就是史家(史官),古代版的“调查记者”。
01
当上皇帝后,宋太祖赵匡胤有段时间迷上一项休闲运动:弹弓打鸟。有个御史见了,认为赵匡胤有玩物丧志之嫌,于是,在某次皇帝玩得正起劲的时候,谎称有要事禀奏。
赵匡胤无奈放下弹弓,接见御史,脸色不太好看。等御史奏完事,赵匡胤更郁闷了,因为奏的是件芝麻绿豆的平常事,哪里来的十万火急!
他质问御史,你什么意思?御史不怕,答道:臣以为此事再小,也比打鸟的事大。
赵匡胤怒不可遏,当场“以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御史没有跪地求饶,他缓缓俯下身子,捡起被打落的牙齿,藏到怀里。
赵匡胤纳闷了,你捡起牙齿,莫非还想当物证,到哪里去告我不成?御史回答:臣到哪儿都告不了陛下,不过,自然有史官记下这个事儿。
这可把赵匡胤吓坏了,他赶紧道歉,给御史赐金帛,然而历史还是都记录下来了。
论监督,没有人监督得了皇帝。御史敢监督皇帝,不是因为他们不怕死,而是因为他们有靠山——史官,一群随时处在事发现场且坚守如实记录的人。
赵匡胤怕自己的不当言行上史书,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还有一次,早朝后,他很不高兴,原因是思及一件事情处理不当,怕史官记录:“早来前殿指挥一事,偶有误失,史官必书之,故不乐也。”
宋代宫中还有女史,专事内起居注的写作,时刻不离皇帝,记录其行动,当晚交给史馆。她们的住处外面钉有金字大牌,上书“皇帝过此罚金百两”。
按照传统,皇帝不能翻看当代史,包括本朝、本人的一切记录,这是为了防止皇帝利用权力篡改历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多次提出要调看关于其日常言行的历史记录——起居注。他给出的理由很正能量:“朕看了,才能‘知得失以自警戒’,不然自己做错了都不知道。”
第一次被谏议大夫朱子奢制止了,他认为皇帝亲览起居注的做法传示后代,必然使史官不能秉笔直书,信史就无从谈起。
第二次是七年后,李世民还是不死心,死皮赖脸要看起居注。当时的谏议大夫兼起居注官褚遂良同样明确拒绝,说起居注记录人君言行,善恶毕书,自古迄今,从来没有哪个皇帝躬自观史。
言下之意,皇帝您不要开这个恶例,要是开了,那也是要上史书的。
李世民问,朕有不善的言行,你真的都记下来了?尽管听出李世民语带威胁,褚遂良还是一字一顿地回答:不记下来,那就是我的失职!
黄门侍郎刘洎站出来为褚遂良打圆场,劝皇帝说,人君有过失,就算褚遂良不记下来,天下人也会记下来的。
多数皇帝怕史官,是因为真相悬在天地之间,而古往今来的史官,为了捍卫真相,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这,是中国古代史官的一项传统。
02
凡是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史家,都会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奉为职业圭臬。你的职业精神到哪里,你的作品可信度就到哪里。
早在春秋时期,史官就有这种自觉性及职业荣誉感。
最著名的故事是“崔杼弑其君”,为了写下这几个字,当时齐国一个史官家族兄弟四人被杀了仨,杀得崔杼没脾气,只好放弃,最后四兄弟中的小弟幸存下来。
与此同时,齐国另一个史官家族南史氏,听说崔杼在杀史官,立马举家抱着竹简赶赴现场:你如果把太史一家杀光了,我们接着写,接着用头颅来捍卫真相,捍卫历史的尊严。
当时的史官是世袭的,史官秉笔直书,为了天下,也为了捍卫家族荣誉。从此,史官和青史的权威就奠定下来了。
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写“古代史”,也写“当代史”,写到他生活的年代——汉武帝时期为止。武帝连年对匈奴作战,是当时一个尖锐而敏感的现实问题,司马迁在史书中客观记述了征战造成的恶果:不仅民众困苦不堪,连文景时期韬光养晦积累下来的财富也被耗尽了。
司马迁自述心迹,说他写这些“负面”东西,是要留下一部信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不过,记录真相的阻力之大,时常超乎想象。这种阻力,不仅来自专权残酷的上层,还来自盲目自信的精英。
当时很多社会精英,恰恰认为武帝时期是大汉崛起的关键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这些东西,是他们所不愿看到的。一直到东汉时期,还有人说司马迁专写大汉的污点,《史记》是一部“谤书”,以武帝不杀司马迁为恨。
还好,史官的价值观还是一致的。他们互相抱团取暖,推崇司马迁的史书为“实录”,并将他作为太史、南史之后秉笔直书的新榜样。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替与皇帝轮换,跟走马灯似的。乱世中,无道之事更多,对史家的考验更大。
这时候,一些史家已经被异化,开始堕落。有的畏惧权势,谁当权就替谁粉饰太平;有的把手中笔当成个人求取富贵的工具,谁给好处,就把谁及其祖先捧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