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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皇帝的杀伐日常总是在纠结要不要杀个人（第2页）

再看“杯酒释兵权”的赵匡胤，也是显贵出身。

赵匡胤的高祖赵朓，在唐朝时曾官至幽都（今北京）县令；曾祖赵珽，是唐朝的御史中丞；祖父赵敬，曾经历任营州、蓟州、涿州刺史；父亲赵弘殷，则是后汉的护圣都指挥使，在后周时任检校司徒、封天水县男爵，是掌管后周禁军的大将。

在这种家庭出生长大的赵匡胤，本身也是后周掌管禁军的大将，出任殿前都点检。有了优越的家世熏陶培育，可以说，赵匡胤也是个准军事贵族出身的官宦子弟，从小就格局远大，并非猜忌多疑之辈。

赵匡胤热爱读书人，他的精神训导，更是深刻影响了他的子孙。有宋一代，读书人地位很高，帝王也相对宽容。

宋仁宗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意思是劝成都府进行割据独立，这把当时的成都知府吓得不轻，赶紧就将这个读书人抓了起来，并上奏朝廷。没想到宋仁宗听说后却很淡定，说：“这无非是老秀才急着想当官罢了，不足治也。”

接下来，宋仁宗不仅没治这个读书人的罪，还给了他一个闲职，做司户参军。试想此事若发生在朱元璋手下，老秀才不被灭族才怪，但赵匡胤的子孙，显然气量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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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年轻的开国皇帝，往往相对开明包容；而年纪越大的开国皇帝，往往越容易陷入一个猜忌多疑的怪圈。

所以，杀不杀功臣，也关涉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开国皇帝的年龄。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建立西汉时，已经五十五岁了。在汉初人均寿命低下的年代，这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年纪。因此，老来才正式创立帝业的刘邦，难免对自己的汉帝国和柔弱的太子刘盈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感。

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称帝，到公元前195年去世，这七年间，刘邦一直忙着讨伐各个异姓诸侯王，以翦除威胁。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前后共分封了八位功臣为异姓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与韩信不是同一人）、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臧荼后又分封卢绾为燕王）、长沙王吴芮。

这八个人中，楚王韩信，韩王信，燕王臧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五个人相继被杀；赵王张敖因为是刘邦之女鲁元公主的丈夫而得以保命，被废降为宣平侯；长沙王吴芮则装疯卖傻，将自己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的子女，又将自己的部分精锐亲兵分到荆王刘贾（刘邦堂兄）帐下，由此才得以免祸；继任的燕王卢绾，则被迫逃亡，病死于北方匈奴境内。

可以看出，刘邦在建立西汉后，开始马不停蹄地诛杀功臣，这与他老来登基，作为一个老年人具有猜忌和多疑的心理有很大关系。

因为在刘邦看来，儿子刘盈暗弱，各个诸侯王在外面又独立强盛，如果不加以翦除，势必危害到汉帝国的安全，所以他才在打败项羽后，前脚刚分封，后脚就开始大规模屠戮功臣。

与五十五岁老来做皇帝的刘邦不同，刘秀称帝时才三十一岁，赵匡胤称帝时才三十四岁。由于年富力强、品性宽厚，所以刘秀与赵匡胤对于功臣并没有老人那种多疑猜忌的心理。

另外，朱元璋称帝登基时，也仅仅四十一岁。起初年轻力壮时，朱元璋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当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甚至经常感伤不已。例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朱元璋）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甚至“亲为文祭之”。

但随着年龄增长，朱元璋越来越冷酷。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在他心中种下了阴冷的种子。到了晚年，随着国事的繁冗劳累，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上皇帝后不久，朱元璋就“患心不宁”，得了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早期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细心便开始消失，经常想杀人。

回到开头所说的故事“除刺”，朱元璋与刘邦一样，也认为他的太子朱标太过文弱，担心他难以震慑群臣，帝国江山可能在他死后不稳。

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掉宰相胡惟庸，并废除中国存在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从而开启了明清两代皇帝高度独裁集权的历史。为了协助太子“除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又兴起党狱，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杀掉了功臣李善长、陆仲亭等一大批功臣宿将，“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正当朱元璋努力为儿孙“除刺”的时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突然病故。六十五岁的老头子朱元璋，无奈之下只得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承人（后来的建文帝）。

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朱元璋，觉得皇太孙朱允炆也是非常懦弱。在此情况下，他再次兴起党狱，将大将军蓝玉等全部诛杀，仅被灭族的就达一万五千多人。整个大明王朝的开国老将及其家族几乎全被诛杀，“功臣宿将相继尽矣”。

对于这位老来更加猜忌多疑、冷酷残忍的明太祖，清朝学者赵翼曾经评价说：

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应该说，朱元璋的残忍，与他老来多病和对子孙后代的忧虑有着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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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邦的屠戮功臣，后世有人评论说，当时异姓诸侯王各自拥兵、形同割据，刘邦对他们的讨伐和杀戮，其实也相当于是对汉帝国统一战争的继续。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也有道理，但从先秦汉初的时代来看，当时分封制是一种习惯做法，刘邦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杀异姓诸侯王，改立自己的子孙亲族等同姓诸侯王，并没有后世所想的那么高明和伟大。

公元前196年，就在出兵追击卢绾之前，刘邦甚至强迫自己的臣子们发了个毒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之盟”。

由此可见，刘邦的真正用心所在，是巩固自己的私家江山，并非追求一统。

是否杀功臣，也牵涉到几个问题，那就是作为开国皇帝，究竟是要行“王道”还是“霸道”？是行“集权”还是“分权”？

对朱元璋来说，他屠戮功臣、废除宰相制度，希望为子孙“除刺”，其实是一种行集权的帝王“霸道”；刘邦也是这样，在翦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建立一种集权的霸道。

对刘秀来说，他对于功臣团体的优厚赏赐，其实是一种行“王道”的仁义统治；赵匡胤也是这样，“杯酒释兵权”的背后，也是一种帝王权术、驾驭安下的“王道”。

相比“霸道”，施行“王道”的开国皇帝刘秀和赵匡胤，帝国国祚也照样延续了两百多年，并且分权行王道、连文人都不杀的宋朝，还成为一个让后人感念至深的朝代。

这种杀不杀功臣的区别，还可以从一个朝代的灭亡时刻看出分别来。

1644年，李自成进京，从朱元璋时期就开始喜欢滥杀朝臣的明代，终于走到了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敲遍黄钟，群臣都无人来朝，他只能大喊着说：“诸臣误我！诸臣误我！”最终，他在煤山脚下上吊自尽，孤家寡人，好不凄凉。

而刘秀得到的回报，是无数开国功臣的后代，历经两百多年，即使到了汉献帝末期，仍然为了整个大汉帝国奔走呼吁。其中，被刘秀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名将耿弇，他的后代耿纪，面对曹操的威权英勇起兵，试图诛杀曹操，最终反被曹操所杀，“灭三族”。为了保卫东汉帝国，曾经击破匈奴、震慑鲜卑、精忠报国的耿弇家族为刘秀和他的帝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遂与汉俱兴亡”。

不能不说，这也与功臣家族感念刘秀等东汉帝王的仁厚，有着至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