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常常呈现一种残酷的对称——当某个数字被众人疯狂追逐时,往往意味着另一群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明朝万历年间,江南织机昼夜不停,产出的丝绸远销海外,换回白花花的银子,看似盛世景象,却无人深究这繁华背后是多少织工“日佣值西分”的血汗。金融世界的法则同样如此:每一个高得反常的收益率背后,必然对应着某种被隐藏的风险转移,或者一个正在加速膨胀的债务泡沫。林立强的和与合系向投资者承诺的年化6%-10。5%的收益,尤其那个的上限10。5%,绝非天上掉下的馅饼,而是一张需要有人买单的昂贵账单。
要理解谁在为这10。5%买单,我们必须拨开层层迷雾,审视这个金融游戏最底层的逻辑。李蔓的“秘密账本”揭示了部分真相,但更残酷的图景,需要我们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战场。
第一层买单者:被扭曲的地方财政与未来的纳税人
俞大雷提供的“城投债结构化发债”业务,是和与合系宣称的“优质底层资产”的重要来源。这些项目承诺给和与合系的“劣后资金”年化回报率往往高达15%-20%,甚至更高。如此高昂的成本,最终由谁承担?
答案指向那些急需资金的地方城投平台,比如赵立东所在的滨江城投。他们为了获取融资,不得不接受俞大雷设计的复杂结构和近乎高利贷的融资成本。这笔钱最终会以“财务顾问费”、“融资服务费”等形式,从募集的资金中划走,进入和与合系和俞大雷的腰包。
那么,城投公司支付的这笔巨额费用从哪里来?理论上,应该来自项目自身的收益(如土地出让、基础设施运营)。但现实中,很多这类项目自身现金流覆盖能力薄弱,甚至根本就是“借新还旧”的循环。最终,这些成本要么转化为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要么通过拖欠工程款、降低公共服务质量等方式变相转移,其终极买单者,往往是未来的地方财政,或者说,是广大纳税人。这就像给一个饥饿的人喂下掺了兴奋剂的蛋糕,短期精神焕发,长期却透支了健康。
第二层买单者:信息不对称下的“优先级”投资者
在俞大雷的结构化设计中,和与合系的资金作为“劣后级”,享受高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安全垫”的风险。而更多的、不明真相的外部投资者(如那些被忽悠进来的小银行理财资金、资管计划),则扮演了“优先级”的角色。他们获得的收益率可能只比市场平均水平略高(比如6%-7%),却承担了项目主要的信用风险。一旦城投公司出现偿付问题,首先受损的就是这些“优先级”资金。他们用相对较低的收益,承担了较高的风险,实质上是为和与合系和俞大雷的高收益提供了隐性补贴。他们是这场游戏中沉默的、不知情的买单者。
第三层买单者:资金池内循环中的“后来者”
然而,即便算上从城投项目榨取的高额回报,要覆盖给所有投资人(尤其是那些通过拼单进来的散户)承诺的6%-10。5%的综合成本,加上公司运营、销售提成、林立强等人的奢靡开销,依然是捉襟见肘。李蔓的资金池总览表清晰地显示,真实的资产端收益(扣除俞大雷等人的分成后),远远不足以支付资金端的承诺支出。
巨大的缺口如何填补?答案就是经典的庞氏骗局模式:用后来投资者的本金,支付先期投资者的利息和本金。陈芳早期获得的“稳定收益”,并非来自她投资的那个“城投项目”产生的利润,而很可能来自王阿姨、李大爷这些后来加入者的投资款。在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中,只要新资金流入的速度大于流出的速度,游戏就能继续。一旦流入速度放缓甚至逆转,崩盘便瞬间来临。
那么,谁是这第三层的买单者?就是那些在泡沫最大、风险最高时进入的“最后一批投资者”。他们投入的真金白银,绝大部分并没有投向任何能产生真实回报的资产,而是首接填进了前面投资者收益和公司运营成本的窟窿。当音乐停止时,他们将发现自己手持的只是一张无法兑现的凭证。
第西层买单者: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与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