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成接着说:‘是啊,而且涉及几百名职工安置,弄不好会引发群体事件。’其他常委要么沉默,要么附和。”
“第二次,我说国际工业园的污染问题必须解决,该关停的关停,该整改的整改。钱凡兴又说:‘李书记,工业园贡献了全市30%的税收,关停了,财政怎么办?几万人就业怎么办?’陈仲成补充:‘环保问题要科学看待,不能听风就是雨。’”
“第三次,我提议压缩不必要的政府投资,把钱用在民生上。这次连钱凡兴都不说话了,但会后,省里就有人给我打电话,委婉地提醒我:‘东方啊,要顾全大局,要注意团结。’”
李东方掐灭烟头,烟灰缸里又多了一具尸体。
“十个月,我提了七次,被挡了七次。现在常委会上,只要我一开口,其他人就知道我要说什么,然后就开始打太极拳——这个要研究,那个要调研,这个要考虑影响,那个要顾及稳定……”
他抬起头,看着祁同伟,眼神里有一种深切的疲惫。
“祁特派员,我不是没想过硬来。但我硬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李东方说,“我身后还有家人,还有孩子。赵达功在边西经营了三十年,关系网深不见底。我如果硬来,可能……可能连这个市委书记的位置都坐不稳。”
他说出这句话时,声音很低,低得像是在忏悔。
祁同伟静静地看着他。
没有评判,没有安慰,只是看着。
“所以你现在,”祁同伟问,“是什么状态?”
“独木难支。”李东方苦笑,“每天都在挣扎,每天都在煎熬。看着那些材料,知道问题在哪,知道谁该负责,但就是动不了。
有时候晚上做梦,会梦到那些职工,那些村民,他们围着我,问我为什么不为他们做主。我答不上来,然后就吓醒了。”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
“祁特派员,说实话,您来之前,我己经……快要放弃了。我想过调走,想过装傻,想过就这么混下去,等任期满了,拍拍屁股走人。反正中江的问题不是我造成的,我也尽力了。”
“但你没走。”祁同伟说。
“是,我没走。”李东方抬起头,眼睛里有了点光,“因为我不甘心。因为我看到那些老百姓还在受苦,那些问题还在那里,一天比一天严重。
如果我走了,下一个书记来了,可能还要从头开始,可能还不如我。那我这十个月的坚持,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