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秒里,谈话室里只有空调出风口微弱的嗡鸣,和记录员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改革总有阵痛。”赵达功缓缓说,“当时中江财政困难,很多国企都在改制,都要花钱。红峰的情况不是特例。
作为主要领导,我要考虑的是大局,是全市几十万国企职工的出路,不能因为一个厂的问题,拖垮整个改革进程。”
“所以你知道安置款没到位?”李主任追问。
“我知道有困难。”赵达功纠正,“但我要求市里想办法解决。后来钱凡兴同志向我汇报,说正在协调,我也就没再深究。”
“没再深究。”李主任重复这西个字,语气里透出讽刺,“然后红峰的职工上访十七次,被打,被威胁,有人家破人亡。这些,你也不知道?”
赵达功的脸色终于变了。
那层精心维持的平静面具,出现了一丝裂痕。
“李主任,”他声音冷了下来,“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在中江工作十几年,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呕心沥血。你不能因为现在出了些问题,就全盘否定过去的工作。
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要触动利益的,是会得罪人的。我赵达功做事,对得起组织,对得起良心。”
他说得铿锵有力,像是排练过很多遍。
但话音落下,谈话室里陷入一片更深的寂静。
孙平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凉茶,眉头微微皱起。
李主任双手交握放在桌上,食指有节奏地轻敲手背。记录员低着头,笔尖悬在纸面上方,等着下一句话。
就在这时,谈话室的门被轻轻敲响。
三声,不轻不重。
孙平说:“进来。”
门开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探进半个身子,手里拿着一台银灰色的笔记本电脑。
他快步走到孙平身边,俯身耳语几句,然后把电脑放在桌上,打开,调整屏幕角度。
赵达功看见了屏幕上的画面。
是红峰厂区。
灰白的天,破败的厂房,黑压压的人群。
还有那个穿着深灰色夹克的男人——祁同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