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进入不可描述地带:Y染色体将在460万年后消失
有一回,总统访问农场时[1],柯立芝夫人问向导,公鸡每天**几次。
“几十次吧。”向导回答。
“请转告总统先生。”柯立芝夫人请求说。
等总统经过鸡圈,有人把公鸡的事儿告诉了他,他问:“每一回都是同一只母鸡吗?”
“哦,不,总统先生,每回都是不同的母鸡。”
总统慢慢点了点头,说:“请把这也转告柯立芝夫人。”
——《伦敦书评》1990年1月25日
I
以下事实不免令人稍感惊讶:在漫长的文明史里,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生来是男性,另一些人生来是女性。虽然早在19世纪80年代,一位忙碌而又精力充沛的德国人海因里希·威廉·戈特弗里德·冯·瓦尔代尔-哈茨就发现了染色体,但它们的重要意义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和重视。[1](瓦尔代尔称之为染色体,是因为它们在显微镜下能很好地吸收化学染料。)我们现在知道,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男性有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这就是导致两者性别差异的原因,而这种认识,来得很晚。哪怕到了19世纪末,科学家仍普遍认为,性别不是由化学物质决定的,而是由外部因素,如饮食、气温甚至女性怀孕初期的情绪等决定的。
解决这一问题迈出的第一步是在1891年,德国中部哥廷根大学年轻的动物学家赫尔曼·亨金(HermannHenking)在研究一种火蜂(它的确切名字叫Pyrrhocoris)的睾丸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他研究的所有样本中,一条染色体总是与另一条保持距离。和如今人们想的不同,亨金称之为“X”不是因为它的形状,而是因为它显得很神秘。他的发现引起了其他生物学家的兴趣,但亨金本人似乎不为所动。没过多久,他在德国渔业协会找了一份工作,余生都在考察北海的鱼类资源,而且,据我所知,他再也没观察过任何昆虫的睾丸。
亨金偶然发现染色体规律14年之后,大西洋彼岸出现了真正的突破。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学院一位名叫内蒂·史蒂文斯(evens)的科学家在对粉虫的**做类似的研究。她发现了另一条疏离的染色体,并且意识到它似乎在决定性别方面扮演着角色(这是她的关键洞见)。她按照亨金起名时所用的字母顺序,称它为Y染色体。
内蒂·史蒂文斯本应该更出名的[2]。她1861年生于佛蒙特州卡文迪什(很巧,这里就是13年前,菲尼斯·盖奇修铁路时被一条铁棍贯穿头骨的地方)。史蒂文斯家境贫寒,她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她当了好几年的老师和图书管理员,到1896年35岁时才进入斯坦福大学就读,42岁才最终获得博士学位,此时距离她短暂的一生结束已经没多久了。她接受了布林莫尔研究所初级研究员的职位,她不光发现了染色体,同时从事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发表了38篇论文。
如果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得到更广泛的赞誉,史蒂文斯几乎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只可惜,多年来,人们通常把功劳归给埃德蒙·比彻·威尔逊(EdmundBeecherWilson),他差不多是在同一时间独立地做出了同样的发现(究竟谁第一,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并未完全理解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史蒂文斯无疑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然而造化弄人,她患上了乳腺癌,并于1912年去世,年仅52岁,从事科学工作仅仅11年。
插图总是把X和Y染色体表现为大致接近X或Y的形状,但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它们看起来并不像字母表中的任何字母。在细胞分裂过程中,X染色体确实短暂地呈X形,但此时,所有与性别无关的染色体也都呈X形。Y染色体仅在表面上与Y相似,但它们跟自己的命名字母有着稍纵即逝的相似之处,实在只是个惊人的巧合罢了[3]。
从历史的角度看,染色体太难研究了。它们大部分时间的存在形式,都是细胞核中难以分辨的团块。数清它们的唯一方法是趁细胞分裂时从活细胞中获取新鲜样本,而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按一份报告所说,细胞生物学家们“眼巴巴地站在绞刑架底下[4],为的是抢在死刑犯被处死之后,染色体又还没凝结成块之时就修复其睾丸”。即便在这个时候,染色体也趋于重叠模糊了,除了能粗略地数个数目出来,什么也没法干。但在1921年,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细胞学家西奥菲勒斯·佩特(TheophilusPainter)宣布,他获得了一些不错的图像,并信心十足地断言自己数出了24对染色体。这个数字一直保持不变,基本无人怀疑[5],直到35年后的1956年,研究人员做了一次更仔细的检验,发现我们只有23对染色体——好些年来,这一事实其实从照片(还包括至少一本流行教科书里的插图)上看已经很明显了,只是从来没人想过要去再数数看。
直到最近人们才刚刚知道,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一部分人是男性、一部分人是女性。1990年,来自伦敦国家医学研究所和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ImperialcerReseard)的两支研究团队才在Y染色体上确定了一个决定性别的区域,并称之为SRY基因,意思是“Y染色体上的性别决定区域(Sex-DetermiheY)”。经过了无数代制造小男孩和小女孩的繁衍之后[6],人类终于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了。
Y染色体是个奇怪的小矮子。它只有大约70个基因;其他染色体则有多达2000个以上的基因。1。6亿年来,Y染色体一直在萎缩。据估计,按照它目前的恶化速度[7],再过460万年它就会完全消失。[2]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会在460万年以后消失。决定性别特征的基因,大概会转移到另一条染色体上。此外,我们操纵生殖过程的能力,在460万年里可能会变得更加精湛,因此,没必要为此大惊小怪彻夜难眠。
有趣的是,性别其实并非必需。相当多的生物体已经放弃了它。在热带地区,人们常常会看到壁虎像真空粘钩般贴在墙上,这种绿色的小蜥蜴就彻底抛弃了雄性。如果你是个男人,大概会为此稍感不安,但我们为支持生育的政治派别带来了莫大的好消息,足可轻易打消这种不安。壁虎产卵,而这些卵是母体的克隆体,它们将长成新一代的壁虎。从母亲的角度看,这种安排非常圆满,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的基因得到了100%的遗传。而按照传统的性别遗传,伴侣双方只能传递一半的基因——并且,这个数字会随着下一代的延续不断减少。你的孙辈只有你14的基因,曾孙只有18,曾曾孙只有116。如果你渴望遗传不朽,那么,两性延续是很糟糕的实现途径。正如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Mukherjee)在《基因传》(TheGeimateHistory)中说,人类实际上根本就不再生[8][3]。壁虎是再生,我们是重组。
性别可能会稀释我们对后代的个体贡献,但它对整个物种来说功莫大焉。靠着基因的混合和匹配,我们获得了多样性,这带给我们安全和适应力。基因多样性让疾病难以在整个种群内蔓延,还意味着我们可以不断演变。我们可以保留有益的基因,抛弃那些妨碍人类共同幸福的基因。克隆一次又一次地带给你相同的东西。两性繁衍则带给你爱因斯坦和伦勃朗——当然,也带来了一大堆蠢货。
就人类存在的领域而言,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比性更缺乏确定性,或者说,更难以启齿进行公开讨论的了。光是“pudendum”这个词,就足以说明我们对生殖问题是多么敏感了:它的意思是“外阴”,来自拉丁语,意思是“为之羞耻”。除了视为消遣,也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有关性的可靠数据。有多少人曾在亲密关系中对伴侣不忠[9]?数据为20%~70%不等,一切取决于你参考的是诸多研究里的哪一个。
问题之一在于(而且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一旦受访者认为自己说出的答案他人无法核实,就不自觉地说出与事实不符的话。在一项研究中,女性受访者[10]以为自己跟测谎仪接在一起,她们回忆起的性伴侣数量就增加了30%。尤其值得指出的一项研究来自1995年在美国所做的“性问题的社会构建”调查,由芝加哥大学和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进行,受访者在接受访问时,可以让他人(多为孩子或现在的性伴侣)在场陪伴,在这种情况下,调查几乎无法得到完全坦率的回答。事实上,事后的调查显示,如果有他人在场,回答前一年跟不止一个人发生过性关系的受访者的比例,就从17%降到了5%。
该项调查的其他许多不足之处也遭到了批评。由于资金问题,只有3432人[11]接受了采访,而不是原先计划的20,000人,而且,由于所有受访者都是18岁以上人士,报告没有就少女怀孕、节育措施或其他对公共政策至关重要的问题给出结论。此外,这项调查只针对家庭,因此它排除了大学生、囚犯、部队军人等过着集体生活的成员。这一切,令报告的结论受到了质疑,甚至有人认为它完全没用。
性事调查的另一个问题是,人有时候就是蠢,对此,我实在没有找到什么委婉的说法。剑桥大学的大卫·斯皮格尔霍尔特(DavidSpiegelhalter)在《从数字看性:有关性行为的统计数据》(SexbyheStatisticsofSexualBehaviour)这本了不起的书里报告了另一项分析,调查者问受访者,在后者眼里,什么构成了圆满的性行为。差不多有2%的男性受访者说,插入式**不够格,这让斯皮格尔霍尔特禁不住好奇[12],在“他们感觉做完全套之前”,到底还想要等到些什么。
由于存在这些困难,两性研究领域给出的统计数据可疑,是有悠久历史的。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Kinsey)在他1948年的作品《男性性行为》(SexualBehaviorintheHumanMale)中报告称,近40%的男性曾有过获得性**的同性恋经历,近15在农场长大的年轻男性曾与牲畜发生过性行为。如今,人们认为这两个数字都高度不可信。1976年的《海特报告:全美女性性行为研究》(HiteReportoy)及随后出版的《海特报告:全美男性性行为研究》(HiteReportoy)更令人生疑。作者雪儿·海特(ShereHite)采用的是问卷调查方式,研究的应答率很低,而且非随机,选择性极强。尽管如此,海特仍自信满满地宣称,84%的女性对自己的男性伴侣不满意,70%的结婚5年以上的女性有婚外情。这些发现在当时就受到了严厉批评,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书都成了大热门的畅销书。(“美国国家健康和社会生活调查”设计得更科学,调查日期更近,按它的说法,15%的已婚女性和25%的已婚男性表示自己曾有过不忠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