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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3页）

“我母亲是家政课老师，”她说，“贝蒂·克罗克[6]是她的女神。”这是她第一次和他谈起母亲，语气就像在说一个秘密——原本深埋已久，现在终于可以把它告诉自己信任的人了。

詹姆斯很想回报她的信任——这是一份私密的礼物。他曾经含糊地提到自己的父母在一所学校工作，希望她会觉得他们是老师。他没向玛丽琳描述过学校的厨房是什么样子的——好比走进了巨人的房子，所有东西都是庞然大物：成排的锡纸卷足有半英里长，蛋黄酱的瓶子装得下他的脑袋。他母亲的职责是把巨大的东西分成小块，比如切甜瓜，把黄油分进小碟子里等等。他也没有告诉过别人，母亲舍不得扔掉剩菜、把它们带回家的举动，遭到其他厨娘的一致嘲笑。回到家里，父母会一边等着饭菜热好，一边向他提问：你在地理课上学了什么？数学课上学了什么？他会回答：“蒙哥马利是亚拉巴马州的首府”“质数只有两个因数”。虽然听不懂儿子在说什么，但父母都会点头，为儿子学到了他们不会的东西而感到高兴。趁着说话的工夫，他会把饼干压碎扔进芹菜汤，或者揭下奶酪三明治上的蜡纸，同时回想自己在学校度过的一天。五年级时，因为害怕讲英文有口音，他不再和父母说中文，而在此之前，他早就不和父母在学校里讲话了。他害怕告诉玛丽琳这些事，担心一旦和盘托出，她就会像他一直以来看待自己那样看待他——瘦骨嶙峋的弃儿，吃剩饭长大，只会背诵课文和考试，还是冒名顶替的骗子。他怕她形成了这个印象之后，就再也不会改变对他的看法。

“我父母都不在了，”他说，“我上大学后他们就过世了。”

他大二那年，母亲死于脑瘤，六个月后，父亲也去世了，医生说死因是肺炎并发症，但詹姆斯清楚事实，他的父亲只是不想独活而已。

玛丽琳什么也没说，但她伸出双手，把他的脸捧在手心，詹姆斯恍惚觉得，她柔软的手掌有着当年剩菜加热后的温度。虽然烤箱的定时器很快响起，玛丽琳不得不过去查看，但刚才的瞬间足以温暖詹姆斯的心。他想起母亲的双手——上面有蒸汽烫出的瘢痕、擦洗锅具磨出的老茧——他想要亲吻玛丽琳掌心生命线和感情线交汇处柔软的凹陷。他暗自发誓，决不会让这双手变粗变硬。玛丽琳把油光闪亮的烤鸡从炉子里拿出来的时候，他完全被她的灵巧迷住了，酱汁厚度均匀，恰到好处，土豆烹制得如同棉花般松软，这在他眼中简直像变魔术一样。几个月后两人结婚时，他们达成了一条约定：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停止问问题，向前看，决不向后看。

那年春天，玛丽琳在给她的大四生活做计划；詹姆斯完成了博士课程，期待着能被本校的历史系录用——系里有个职位空缺，他已经提出了申请。而且系主任卡尔森教授暗示过，迄今为止，詹姆斯是他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也在到处参加面试——纽黑文、普罗维登斯。但内心深处，他坚信自己会被哈佛录用。“卡尔森几乎是明着告诉我，我一定会留在这里的。”每当谈起这个话题，他就对玛丽琳这样说，玛丽琳会点点头，亲亲他，然后拒绝去想自己明年毕业后会怎么样，谁知道她会去哪里的医学院。哈佛，她边想边用手指打着对勾。哥伦比亚。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一所比一所没有可能。

接着，四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卡尔森教授告诉詹姆斯，他非常非常遗憾地通知他，系里决定录用他的同学威廉·麦克弗森。当然，他们知道詹姆斯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很多机会。“他们解释原因没有？”玛丽琳问。詹姆斯回答：“他们说，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玛丽琳再也没有提起这个话题。四天后，一个更大的惊喜降临了：玛丽琳怀孕了。

所以，詹姆斯没能留在哈佛，最终收到了寒酸的米德伍德学院的聘书，但他还是如释重负地接受了聘用。俄亥俄的小镇取代了波士顿。婚礼取代了医学院。计划不如变化快。

“孩子，”玛丽琳对詹姆斯不停地重复着，“我们的孩子，真是太好了。”他们结婚的时候，胎儿只有三个月，外人不会看出来。她也安慰自己：等孩子长大一些，你可以卷土重来，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然而玛丽琳不知道的是，几乎要到八年以后，她才会重新踏足校园。她向院长请了无限期的长假，坚信自己的人生梦想——进医学院，成为医生——都在等待着她的回归，好比一只训练有素的狗等待它的主人。然而，当玛丽琳坐在宿舍门厅的电话旁，告诉长途接线员她母亲的电话号码时，每说一个数字，她的嗓音都会颤抖。母亲的声音终于从电话那头传来，玛丽琳忘记了问好，只是含糊地说：“我要结婚了。六月份。”

“他叫詹姆斯·李。”

“是学生吗？”

玛丽琳觉得脸上有了温度。“他刚读完博士，美国历史专业。”她迟疑了一下，决定撒个小谎，“哈佛打算雇用他，秋天的时候。”

“这么说，他是个教授，”母亲的语调突然变得欢快起来，“亲爱的，我真为你高兴，我等不及要见他了。”

玛丽琳如释重负，既然母亲都没有因为她提早离校而生气，她又为什么要介意呢？难道她不正好是满足了母亲的心愿——认识了一位优秀的哈佛男人吗？她读着备忘录上的信息：星期五，六月十三日，十一点半，由治安法官证婚，然后在帕克餐厅吃午餐。“婚礼派对不大，只有我们、你，还有我们的几个朋友。詹姆斯的父母都去世了。”

“李，”她母亲若有所思地说，“他和我们认识的人有亲戚关系吗？”

玛丽琳突然意识到母亲在想什么。当时是1958年，在弗吉尼亚的一些乡村地区，他们的婚礼是违反法律的。甚至在波士顿，有时候她也会看到路人不以为然的目光。虽然她头发的颜色比童年时代深了许多，但在电影院里、公园长椅上、沃尔多夫餐厅内和黑头发的詹姆斯坐在一起时，还是会招来别人的注意。这时，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一帮女孩从宿舍楼上下来，其中一个等着用电话，其他人围在门厅的镜子旁边补妆。有个女孩一周前听说玛丽琳准备结婚了，甚至特地去了她的宿舍，为了“看看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玛丽琳一手捏着听筒，一只手按着肚子，尽量保持愉快的语调。“我不知道，妈妈，”她说，“你为什么不当面问问他呢？”

于是，她母亲从弗吉尼亚赶来，这是她第一次离开弗吉尼亚州。詹姆斯的毕业典礼才结束几个小时，玛丽琳就和他站在月台上，等待母亲的火车进站。她告诉自己：无论如何，母亲都会来的，哪怕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她母亲来到站台，看到玛丽琳，脸上迅速掠过一丝笑意——同时还掺杂着骄傲——那一刻，玛丽琳觉得自己的推测完全是正确的。当然是这样的。然而，她母亲的微笑如电光火石，转瞬即逝，她的目光很快便在女儿左边的金发女人和右边瘦削的东方男人之间扫射，寻找传说中的詹姆斯，却不敢确定。终于，她明白了。几秒钟后，她就握住詹姆斯的手，告诉他，她非常非常高兴见到他，还允许他帮她拿包。

那天，玛丽琳和母亲单独吃了晚餐，直到上甜点的时候，她母亲才提起詹姆斯。她知道母亲会问什么——你为什么爱他？——她已经做好了回答的准备。然而，母亲根本没问，没有提到“爱”这个词，她只是咽下嘴里的蛋糕，打量桌子对面的女儿。“你确定，”她说，“他不只是为了绿卡？”

婚礼当天早晨，他们都在法院里等着的时候，玛丽琳的母亲一直在摆弄她提包上的扣环。他们早到了近一个小时——因为担心交通堵塞、无处停车、临时找不到治安法官等等问题。詹姆斯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藏蓝色羊毛西装，不停地拍打胸前的口袋，确保里面的两枚戒指没有丢失。他那个紧张羞怯的样子，让玛丽琳很想在众人面前吻他。再过二十五分钟，她就是他的妻子了。这时，她母亲靠过来，手像铁钳一样紧扣住玛丽琳的手肘。

“你的口红需要补一下。”她说，把玛丽琳推到了女厕所。

她应该知道这一幕迟早要来。整个上午，她母亲看什么都不顺眼——玛丽琳的裙子不是纯白，而是奶白，看着不像结婚礼服，太素，跟护士服差不多；她不明白玛丽琳为什么不在教堂举行婚礼，附近就有许多教堂；她不喜欢波士顿的天气，为什么六月份还这么阴冷？雏菊不是婚礼用的花；为什么不用玫瑰？她为什么这么赶？为什么现在就结婚，不能再等等？

如果她母亲能够当面骂出来，直接羞辱詹姆斯，挑剔他太矮、太穷、不够有本事，事情就简单了。可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样不对，玛丽琳，这样不对。”却不点明“这样”指哪样，而且任由这个词在她们之间的空气中回响。

玛丽琳假装没有听到她的唠叨，从手袋里拿出口红。

“你会改变想法的，”她母亲说，“过一阵子你会后悔的。”

玛丽琳转动塑料管，弯腰照镜子。她母亲突然过来，绝望地扳着她两边的肩膀，她眼中闪现的是恐惧，仿佛玛丽琳即将冲向悬崖的边缘。

“想想你将来的孩子们，”她说，“你们要住在哪里？你们在哪里都不会合群。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别说了，”玛丽琳喊道，拳头砸在水池边上，“这是我的人生，妈妈，我的。”她挣脱母亲的钳制，口红被甩了出去，掉在地板瓷砖上。不知怎么搞的，口红在她母亲的袖子上留下一道长长的划痕。她没有多说便推开了盥洗室的门，把母亲一个人留在里面。

站在外头的詹姆斯紧张地凝视着他的准新娘。“怎么了？”他靠过来小声问。她摇摇头，自嘲地低声回答：“哦，我母亲觉得我应该嫁给一个更像我的人。”说完，她就揪着詹姆斯的衣领，把他拽过来亲吻。简直荒唐，她想，明显荒唐，根本不用我说出来。

玛丽琳和詹姆斯一吻完毕，发现她母亲已经走出盥洗室，静静地站在远处看着他们。她用毛巾不知道擦了多少遍袖子都没有去掉那道看上去像血迹一样的红痕。玛丽琳抹掉詹姆斯上唇沾到的口红印子，得意地笑了起来。他又拍拍前胸口袋，检查戒指在不在。不过在她母亲看来，这个动作就好像詹姆斯在自我祝贺一样。

在玛丽琳的记忆中，后来的婚礼场面就像一帧帧的幻灯片：证婚法官的双光眼镜上那条白色的细线可能是一根白发；她的捧花里面有一束满天星；她曾经的室友桑德拉起来祝酒，高脚杯上雾蒙蒙的。桌子下面，她的手握着詹姆斯的手，结婚戒指凉凉地贴在皮肤上，感觉有点怪。桌子对面，她母亲精致的发型很是费了一番工夫打理，她脸上扑着粉，为了掩盖歪斜的门牙，只好一直闭着嘴巴。

这是玛丽琳最后一次见到她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