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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第2页）

第二，“革命史范式”或者“现代化范式”问题。

所谓“范式”，按照美国学者库恩（ThomasKuhn）的说法，一些科学史著作所以能够决定和影响科学的发展，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它的成就足以凝聚一批坚定的同行，二是其成就又给科学工作者留下了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具有这两个特征的科学著作就可以称之为“范式”。近些年美国的学者们在反省他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时提出来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里所谓“范式”与本文所说的学科体系在某种意义上有相近似的地方。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研究1840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的历史学科，从20世纪初一开始就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的救亡需要而出现的，是作为当时经世致用思潮的重要一部分而存在的。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与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有极大的关系。中国近代史研究是直接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主题而产生的。

对“中国向何处去”这一百年中国主题的回答，是现代化，还是革命，还是保持传统政治的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不仅决定于近代中国的客观历史进程，也与对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的历史思考相关。因此，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考察，不仅是认识历史进程的过程，也是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的过程。

政治发展的状况在20世纪中国长期占支配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20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才取代政治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可以说，政治在20世纪始终是史家首先关注的话题，对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的影响，最大的是政治作为和政治方向。政治形势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命题，也决定着中国近代史研究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不同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折射出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主题，并且满足于那一时期社会的政治需要。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史上，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近代史研究不是作为纯学术而存在的，主要是为现实服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为人们所从事的政治运动寻找历史的依据。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们往往把理解昨天的社会和掌握今天的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出发点。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作者，为了服务眼前需要所写出来的历史，在叙述和解释历史事实的时候，免不了要联系甚或影射社会现实。总之，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和学科体系的构建。

19世纪末起，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盛一日，封建统治者故步自封，不求进取，人民群众的不满日渐加剧，以救亡图存为手段，革命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无论是在辛亥革命期间，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开展的国民革命期间，还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不同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鼓吹革命，以历史为借鉴论证革命的必要性。因此，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萌生时成为热点，在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中，革命史研究或以革命史为主要切入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长期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今天做学术史回顾时能够理解的自然过程。

通史著作常常是史学领域总体水平最典型、最充分的反映，也是史学体系建立的标志。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通史代表著作有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等。这些近代通史著作大体可归结为两种中国近代史体系：一种是将中国近代史视为在西方冲击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可称之为“近代化（现代化）体系”，或者“现代化范式”，以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一种是把中国近代史视为帝国主义入侵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和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可称之为“革命史体系”，或“革命史范式”，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为代表。“革命史范式”是近些年来在学术界颇为弥漫的一种说法，提出者的本意含有否定这种学术体系的意味。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术范式的转换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考虑到“革命史范式”这个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它反映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核心内容，且为许多学者所采用，因此在找到更为准确的提法以前，也不妨采用这个提法，当然不包含否定或轻视的意味。

蒋廷黻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首要问题就是现代化，抗战建国的关键也取决于现代化，“为了加强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这是蒋廷黻及其他人士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献身的事业”。在蒋廷黻看来，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是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的，而是从鸦片战争西方开始侵略中国之后就提出的问题，是由外侮所激发的救国之道。近代化是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中国近代化就是在与外部世界交往中学习西方，摆脱中古的落后状态，全面地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变革之路，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建构了他的中国近代史分析框架，构成这一分析框架的关键词是“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的悲剧，肇因于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还处于中古世界：一是科学不如人，当时西方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二是西方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中国的工农业还维持着中古时期模样；三是西方民族观念已发达，中国仍死守着家族和家乡观念。所以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走出中古，走向近代化。走向近代化，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也是他评价近代中国一切人和事的标准。

蒋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问题。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现代化问题，不是没有一点新意，但是，在日寇深入国土，全国人民处在悲壮的抗战热潮中，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问题的提出，几乎得不到什么喝彩。另一方面，蒋著在保卫大武汉的时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观点，比如对林则徐的“民心可用”的强烈批判，对抗战低调的提倡，等等，无异于对抗战热潮泼冷水，引起一些爱国主义者的批判。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曾专门著述《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给予批驳。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实际上也是针对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而撰述的。范著把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历史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把1840-1919年的历史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把1919年以后的历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范著《中国近代史》是完整地开辟“革命史范式”的典型著作。

从整体上来说，20世纪中国政治的演变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演进影响最大。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向的变化，折射着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变迁，尤其是折射着100年来中国社会政治思潮的起伏涨落。纵观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每一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对中国近代史的总体判断，主要地不是来自学术本身，而是来源于对当时中国现状与未来走向的判断。每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潮、政治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政治心理，往往构成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话语和基本概念。这种学术话语所形成的学术氛围，规定和控制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左右着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命运。

范著所开创的“革命史范式”，在50年代以后得到规范和发展，成为很长时间里中国近代史学者所遵循的基本学术范式。当然，范著的缺点也为此后的学者所注意。如：范著基本是一部政治史，或者说是一部革命史，依据主要历史事件作了纪事本末式的叙述，有的地方史料根据不足，由于服务现实斗争存在着简单地影射现实的现象，科学性不足。刘大年在主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时，根据历史演变的时间顺序讲述事件，不只讲政治事件，也讲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不只讲汉族地区的历史，也讲国内各民族在斗争中与全国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中国史稿》第四册注意到了政治状况、经济发展、思想文化、阶级斗争，以及汉族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就是总结了建国以来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理论建树和研究成果，加以概括和升华，给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或者说对革命史的学术范式作了新的概括和完善，进一步强调了近代史研究著作的科学性，强调了经济史研究对于突破近代史研究局限性的必要性。

蒋廷黻在1938年提出现代化范式以来，经过了半个世纪，没有得到响应。20世纪50-80年代出版的通史一类的著作，大体上还是按照“革命史范式”来写的。70年代末起，由于国家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现代化事业成为国家和人民共同关注和进行的主要事业，这很自然影响到中国近代史研究者的视线，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以现代化为主题的主张被再次提了出来。1998年出版的《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是一本用新范式为指导撰写的近代史著作。在这部著作的总序中，作者写道：“这种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这里的概括，主要是对所谓旧范式的概括，是很不准确的，但是他所说社会的转型、时代的变换是学术范式转型的先决条件大体上是对的。这方面，下面还要分析。

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话题很快进入了中国近代史前辈研究者的笔下。1990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建所40周年，举办了以“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名誉所长刘大年在开幕式上讲话。他说，近代世界的基本特点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近代化。适应世界潮流，走向近代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核心，就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向近代化”。“近代中国没有实现西方那样的近代化，但它凭自己的力量打开了走进近代化世界的大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也应邀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演讲。关于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他说了下面一大段话：

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地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行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切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以合法的途径实现民主化、近代化的主张都不能成功。致力于振兴工业、振兴教育的好心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并不能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这些善良的愿望之所以不能实现，就是因为有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的严重的阻力。

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是很艰难的。要在十分落后的社会基础上，战胜已经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势力，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这样做，才能改变中国所面临的恶性循环的命运。就是说，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

刘大年、胡绳是力主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著名学者。这时候，他们都在思考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他们有关近代中国的近代化问题的看法是大致相近的。

1995年12月，胡绳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写了再版序言。再版序言特别提出三个问题：一个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其次是对外开放问题，第三是可否以现代化问题为主题来叙述和说明中国近代的历史。对于第三个问题，胡绳的答复是：“这种意见是可行的。”胡绳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是很有意义的。”1996、1997年，刘大年再次提起近代化话题。他说：“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中国人民百折不回追求民族独立，最终目的仍在追求国家的近代化。1949年，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那就是解决近代化问题了。”他还说，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特定内容。“民族独立是要改变国家民族被压迫的地位，推倒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关系的问题。近代化则是要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地位，要发展以近代工业生产力为主干的社会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解决生产力的问题。两个问题的内容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人们无法来实现两个任务同时并举，或者毕其功于一役。”结论是只有先走革命的路，取得民族独立，打开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两位去世未久的前辈学者的思考，大体是相近的。刘大年坚持了自己一贯的意见；胡绳则提出了以现代化为主题，叙述中国近代历史的问题。

有的学者明确提出现代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有的学者认为用现代化史观考察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包纳了百年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而且涵盖了像戊戌变法这样的改革运动和其他众多的社会变迁，这就比革命史观广泛得多，也较接近历史的真实。显然，这位作者是希望在考察近代中国历史时，用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

观察用现代化范式编著的若干著作，对于现代化范式，大概有这么几种见解：

一是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前述《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体现了这种趋势。该书主张“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试图用这种观点重新解释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在这种范式下，洋务运动变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戊戌维新运动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义和团运动“貌似爱国，实属误国、祸国”，辛亥革命的前提条件不足以成立，“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等等。这些用现代化范式重新审视过的观点是否符合历史的真实，已经有学者提出了讨论。这里要指出：用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其结果，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面貌的解释，与人们通常熟知的中国近代史知识完全相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替代。一个主张研究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进程的美国著名资产阶级学者费正清在他的《观察中国》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了耻辱，正是这种耻辱唤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并激发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革命是近代中国的基调，美国人要想了解这一点，必须首先要懂得中国的历史。”这是一个符合基本历史事实的观察，因而是一个正确的观察。费正清是一个生活在最先提出现代化理论的国家的学者，而且并不反对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结论何以与我们主张现代化范式的学者相差如此之远？是现代化范式出了问题，还是我们主张此一范式的学者在运用中过于标新立异、不求甚解？

提出替代主张的学者，对革命史范式的否定并不符合事实。说“旧范式”把中国近代史仅仅看做是一场革命史、“以农民战争为主线”，显然是一种严重的歪曲。用“革命史范式”写的中国近代史书，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写了革命史、政治史，但是决不仅仅是革命史，更不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戊戌维新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辛亥革命的历史呢？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历史呢？难道这些都是“以农民战争为主线”吗？哪一本中国近代史书不写洋务运动开始的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不写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写清末统治阶级的内部状况，不写北洋军阀的历史，不写近代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不写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难道仅仅写了一场革命史吗？

二是以现代化为主题研究中国近代史，或者说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史。这种研究主题，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不尽相同，它并不追求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它与胡绳所期望的似乎比较切近。这类著作我们已经看到了几种，诸如《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中国现代化史纲》上下卷（陈勤、李刚、齐佩芳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中国现代化历程》三卷（虞和平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等。这些著作，大体上是用经过中国学者改造过的现代化研究理论和方法，观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分析现代化事业在中国的迟滞、发展和曲折。这样的观察是有意义的，它使读者通过另一个视角看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察和研究，也终究不能把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现在是否可以说，关于现代化范式，大体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另一种是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可以从政治现代化的角度说明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但很难从历史进程的方向叙述完整的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认为，撰写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撰写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并行不悖的两种写作模式，其间并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

从现代化的视角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也不失为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现代化的视角如果不与革命史的视角相结合，仅仅用现代化理论揭示近代历史，也难以科学地复原历史的真实面目。胡绳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并不妨碍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相反的，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关现代化的许多复杂的问题恐怕是很难以解释和解决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至理名言。因为，要分析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要分析“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这些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题目。在近代中国这样的阶级社会中，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十分复杂的，并不是一个单线的发展。在中国，有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有封建地主阶级的现代化，有民族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有无产阶级追求的现代化，我们如果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如何去分析这样复杂的社会现象呢？

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从革命的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革命事业的成败相联系。一部中国近代史，如果抓住了这个基本线索，就能够顺藤摸瓜，理清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用“革命史范式”撰写中国近代史，局限于革命史的视角，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注意不够。如果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注意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多关注社会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反作用，就可以完善“革命史范式”的某些不足。反过来，如果不注意“革命史范式”的主导，纯粹从“现代化范式”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史，很可能改铸、改写中国近代史，而使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面貌变得面目全非、令人不可捉摸了。这样的研究，新意是有的，但是脱离了历史真实的新意，将为智者所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