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艾丽西亚及其团队围绕这“一席之地”设计他们的新战略时,我和他们在一起整整待了两天。艾丽西亚使用改变之轮作为模板,告诉整个团队,他们只需要做4种决定:选择一件事去创造、保留、消除或接受。以下就是他们的讨论结果。
创造:为了确保公司有更聪明的员工队伍,特别是在他们的高科技投资组合业务中,该团队聚焦于提高招聘标准。新战略的中心,是从著名企业和顶级大学中招聘更多人才。
保留:该团队花了将近一整天时间讨论这个。对于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他们最终落脚于公司文化。该部门向来有团结和谐的氛围,每个人之间都可以畅所欲言,几乎没有任何明争暗斗。不用特意要求,大家就会积极工作。他们说“我们不论做什么,都不要丧失这种感觉”,这个时刻是感人的。在该团队做出这个选择之前,我并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看重自己创造的这种独特的和谐环境。
消除:这是艾丽西亚的建议。如果我们要花更多时间促进公司发展、赶赴各所大学和招聘会,那就意味着我们领导团队办公的时间会变少。她告诉大家:“我们如果继续忙于日常管理,就无法承担更多战略任务。”他们同意把更多“旧工作”授权给下属。他们甚至制定了具体的量化目标:每个团队成员花在文书工作上的时间要减少30%。
接受:改善公司的员工队伍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一两年时间都不够。他们要打一场持久战。而且即使他们做得很好,也不敢保证他们能得到满意的效果。业务管理人员会把所有成绩都归为他们自己的功劳。他们最终理智地接受了这些:花多长时间来改变、由谁享受最后胜利的光环。
这就是改变之轮的简洁美丽。我们如果坦率指出自己能够改变什么、不能改变什么、应当舍弃什么、应当保持什么,大胆挑战自我,就往往会为其答案的大胆简洁而感到惊讶。
对个人来说,改变之轮也同样有用。哪怕是在一个黑暗安静的房间里独处,专心致志地思考未来,我们依然会因自己头脑里嘟嘟囔囔或者大喊大叫的杂音而分心。思考更远大的问题时,我们希望能排除杂音、忽略琐事和日常杂事的干扰。但只要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就没有什么对错可分。我想起一个名叫史蒂夫的客户,他是曼哈顿的一名财务主管,但是住在哈德孙河另一侧的新泽西州,他这样回答改变之轮中的问题:
创造:更短的上下班通勤路程。
保留:美好的家庭生活。
消除:我当前的通勤路线。
接受:以后难以继续提高我打高尔夫球的水平。
通勤、家庭还是高尔夫?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样的组合。我开始误以为史蒂夫太草率了(尽管他确实面临通勤问题)。但是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这个答案显现出了它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确实,史蒂夫痛恨每天花3个小时从新泽西郊区的家到曼哈顿市中心的办公室上班。它吞噬了他那么多时间,本可以多陪陪妻子和3个孩子的。热爱高尔夫球是他选择住在郊区的一个原因,那里有球场。但是他的答案揭示了通勤、家庭和高尔夫球之间优先级的此消彼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比我最初想象中要紧密得多。
承认高尔夫球在他的生活中没那么重要,并且接受这一点,意味着他没理由继续住在郊区。他可以轻松搬回曼哈顿,在那里他可以走路上下班,从而大大减少通勤时间,从而增加他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所以他卖掉了新泽西的大房子,搬到了一个离办公室只有10分钟路程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能按时下班回家吃晚饭。在工作中,他依然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生活中最头疼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当我们扪心自问,自己需要创造、保留、消除、接受哪些事物时,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但是我怀疑很少有人真正这样做过。发现什么真正重要是一份礼物,而不是负担,坦然接受它、认识它吧。
在检查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理想的自己时,我意识到,我浏览了一份消极选项清单,是它让我们思想僵化、抗拒任何改变的机会。没错,当我们谈到我们为什么没有做成某事时,消极因素是避不开的。
但是我们还有希望。纳迪姆通过改变他在公共场合的行为,化解了一个假想敌;伦尼通过随身携带一张小卡片,变成了更好的经理人;斯坦通过回避家庭会议,减少了家庭纠纷。
这些行为习惯的改变,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纳迪姆花了18个月,才得到同事们的认可;伦尼现在开会时,依然要带张卡片提醒自己;斯坦抱怨了好几个月“他自己”的基金会不让他插手,最后才终于安然接受家里的新局面。
诚然,他们都有我这个外部力量的帮助,来指出环境对他们行为习惯的不良影响。但是这种解释我们行为方式原因的洞察力,也只能帮我们这么多了。它描述的主要是我们的过去,而不是前方的道路。
改变是一个过程,它需要警惕和勤奋的自我监督。它需要一种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精神,我们一开可能会认为这种精神过于简单、有失尊严,甚至有失身份。最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唤醒了我们从小就有,却在长大享受成功、害怕失败的过程中逐渐丢掉的本能:积极的尝试。
这些年来,我至少在课堂上组织过一万人观看并讨论这部电影。格里高利·派克在片中饰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弗兰克·萨维奇将军,他把一个“倒霉的”美国轰炸机中队改造成随时处于备战状态的精英团队。在此过程中,他表现出了以上全部领导风格。
另一个比较近的例子是电影《球场雄心》,这支印第安纳州米兰镇的高中篮球队赢得了1954年州冠军。吉恩·哈克曼在片中饰演球队新教练,他表现出了严格的指导式领导风格,让他的球队重新学习基本功。后来则演变成教练式领导风格和支持式领导风格。在电影的**部分,他最终改变领导风格为授权式领导。在比赛胶着、己方获得发球权的时候,哈克曼在万众瞩目之下进行了最后指导,他打算用明星球员吉米·齐特伍德作为诱饵。球员们沉默了。
哈克曼问:“有什么问题吗?”球员们想让他们的球星来投最后一球。齐特伍德看着哈克曼,推翻了这个计划,说:“让我来投!”教练看到,他的明星球员有担负这项任务的**、能力和信心。当然,最后齐特伍德完成了绝杀。
有时候更有勇气的行为,不是大声说“我必将渡过难关”。高尔夫球手们相信,一场平淡无奇的比赛就是一场伟大的比赛。面对一个四杆洞,你第一杆把球打上球道,第二杆把球打到洞口附近,第三杆打出小鸟球(Birdie),或者用两杆推杆打出标准球,然后走向下一个球梯,继续这样做。连续这样打完18洞,你就将打破个人最佳纪录乃至球场最佳纪录。如果可以选择,高尔夫球手宁愿选择这种简单枯燥的打法,而不愿意每次都打得惊心动魄。
[1]我曾听说,大卫·莱特曼在登台演出之前会把他的深夜脱口秀现场的气温调到凉爽的12。7摄氏度。他在20世纪80年代试验了各种温度,发现他讲的笑话在12。7摄氏度时效果最好,这时候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加明快清脆,观众也更加聚精会神。
[2]当然,受访者们很少会把这种洞察运用到自己身上。至少,在一次与他们无关的采访之后不会如此。
[3]《晴空血战史》这部1949年的老电影差不多已经被人们遗忘,但是在商学院,它依然被视为情境领导的绝佳案例。
[4]唯一的例外是伦尼。我后来得知,他在举手表决后就在小卡片上写了一句“不要插嘴,不要评论”,并把卡片塞在了玻璃杯下边,随时都能看到。
[5]如果你曾对亲人或者同事做出看似无心的草率评论,结果双方争吵升级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不可挽回地伤害了双方感情,你就一定会理解我的意思。
[6]我私下里将这种态度称为“戏剧性的错误”,指我们接受了太多挑战,故意给生活添油加醋,好像我们的生活就是一场电影,剧本中的我们总能战胜看似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根本不需要回避它们。这在体育或娱乐活动中是可以的,比如参加铁人三项,但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去面对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会带来太多不必要的风险。
[7]我经常听到这种说法,本应丝毫不会感到惊讶,但是我还是十分吃惊。这是我多次邀请客户到我家讨论“你的余生要做什么”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没有思考过这件事,他们没有进入创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