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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关之战（第2页）

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嫁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地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官绅地主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

在北京的追赃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由于反应相当强烈，李自成也发觉这样搞法对大顺政权的稳定和进而统一全国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他在四月初八日便亲自出面干预，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赃助饷，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饷额，一律释放。但是，这一果断措施只限于对明廷官僚，各地方的追赃活动仍然在雷厉风行地进行。

七、均田问题

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查继佐在《罪惟录》一书中说，大顺政权“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56]。大顺政权是否提出过均田的政策或口号，目前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论著认为，史料中的“均田”指的是改革赋役征收办法，只求做到赋役的相对平均，并不包含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意思。应当承认，在明清官场用语中，“均田”一词确实有时是指按田亩和人丁的多少均出赋役。不过，正如不能把史料中出现的所有“均田”字样都解释为均分土地一样，也不能把这个词都解释为均出赋役。在明末土地高度集中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改变“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鲜立锥”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就连当时统治阶级中的一些人物也提出过限田的主张，例如崇祯九年，吏科都给事中颜继祖的奏疏中就说到，有人主张“追富家千石外之田以没官”[57]。崇祯十三年，工部主事李振声又上疏，“请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顷、屋百间，其下递减”[58]。试问：身为官绅的人尚且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提出了触及土地问题的建议，为什么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在革命的高涨时期，反而不可能提出均分土地的政策或口号呢？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于明末农民战争带来的土地关系的变动，不可能做出确切的叙述，但是，起义农民连根铲除某些大地主，实行占田屯种的事例却是屡见不鲜的。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管辖的一些地区，确实出现了剥夺宗室、勋戚和官绅地主田产的行动，有的正是在当地大顺政权的直接支持下展开的。著名的例子如山东诸城县官僚丁耀亢所述：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59]

日照县官僚地主厉宁在本县和诸城县拥有四千多亩土地。当地大顺政权建立后他畏罪潜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60]。这两个县属青州府管辖，该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禄粮和庄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61]。山东青州地区的农民们在大顺政权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产，可以视为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变动的一个缩影。[62]自然，不能据此而推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顺农民革命浪潮激**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冲击，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收回或夺得了部分土地，则无疑是个事实。这年五月，江西临川绅士曾益写了一篇《讨贼檄》，以官绅地主代言人的姿态破口大骂大顺军“掠我资，均我产”[63]，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带来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财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叙述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时，应当指出均田在大顺政权的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明末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下，农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民军到达的地方，明宗室、官绅大批地被消灭或者窜往他乡，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土地问题反而不显得那么突出。现存史料中涉及土地关系的比较少见并不奇怪。总之，我们不应该否认大顺政权曾经着手解决贫苦农民的耕地问题（均田），也不能过分渲染大顺政权的均田政策。

八、打击太监和厂卫

大顺军迅速攻克北京，同明朝太监开门迎降是有关系的。李自成进入京城时，太监王德化领着内官三百余名排班迎接。这些昔日倚仗明朝皇帝权势作威作福的家伙，现在又聚集到李自成的周围了。太监杜勋奉李自成之命在进京谈判时，曾私下对他的同伙说：“吾辈富贵自在也，可无虑。”[64]然而这一次他们却打错了算盘。四月初一日，李自成下令“尽驱阉宦出城，不许复入，群呼打逐老公。寺人贵贱老少，哀泣奔走，失履裂衣坠帽，首面血淋漓”。“一钱不得随身，都人大快之。”[65]有的史籍记载，李自成在设置官职时规定：“太监不得过千人。”[66]这同明朝末年内官数万相比，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改革，对明中期以来飞扬跋扈的宦官集团是个沉重打击。但是，它也说明，李自成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已经在逐步继承封建帝王的遗产。

对于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大顺政权断然地予以废除[67]，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办。这件事深得人心，连当时一个敌视大顺政权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赞扬的口气说道：“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68]

大顺政权对那些世袭的所谓开国功臣、靖难功臣之后和皇亲国戚，则给以摧毁性的打击。三月二十二日处死了成国公朱纯臣。两天以后，又押解勋卫武职官员二百多人斩于平则门外。[69]

九、召见明降官、耆老

山海关战役前，李自成承担的军国重务虽然很多，但还是抽空亲自接见明降官和京师城郊耆老，借以联络感情，了解民间疾苦。三月二十三日，在文华殿召见明中允梁兆阳，梁叩头说：“先帝无甚失德，只因刚愎自用，致使君臣之谊否隔不通，以致万民涂炭，灾害并至。”自成回答道：“我只为几个百姓故起义兵。”梁又叩头说：“主上救民水火，自秦、晋抵燕，兵不血刃。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神武不杀，比隆尧舜，汤武不足道也。臣遭逢圣主，敢不精白一心，以答殊恩。”自成很高兴，留坐款茶，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梁兆阳向上打躬，自成也举手作揖回礼。随即任梁为兵政府侍郎。[70]被召见的还有已委任为礼政府侍郎的杨观光，李自成向他询问了郊天典礼的有关事项，杨观光一一做了解答。自成颇为欣赏，在谈话结束时说道：“俱有至理之言，先生说得是。以后先生常进来讲讲。”把杨送到屋檐下才告别而还。[71]后人有感于李自成的礼贤下士，赋诗寄慨云：“开国先延理学臣，赐茶留坐问谆谆。亲贤下士非夸大，漫骂刘邦敢问尘。”[72]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73]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

这些事实说明，李自成注意到了争取明朝官僚和士绅、耆老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快就爆发了吴三桂叛乱和清兵进关，大顺政权完全可以进一步稳定局势，并且以对社会生产最小的破坏为代价实现全国的统一。如能在一个新兴的，领导人物起自民间、饱经阅历因而能够实行开明政策的大顺帝国统治下，我国的社会进程，无疑地将会在明朝中后期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长足的发展。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却导致了大顺政权的失败。由于清兵的南进，民族矛盾激化，连年的战祸使劳动人口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代替大顺朝执掌全国政权的清王朝，又是一个以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满洲贵族同汉族中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相勾结建立起来的新王朝，这就推迟了明朝末年凋敝已极的社会生产的恢复，从而导致了我国社会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陷于倒退停滞和发展缓慢的境地。

以上依据史实，列举了大顺政权在京期间活动的九个方面。此外，大顺军入京后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仅据《甲申传信录》卷六所载就有：四月初一日“权将军刘宗敏下营点操”；初六日，“闯尝至万寿山观将士骑射，从者数千余人”。尽管由于大顺政权档案文书被毁灭，我们无从弄清它的全部活动的具体情况，但是，在二十二天里有效地治理那么广阔的地区，从事那样多方面的工作，领导人公务之繁忙是可想而知的。正因为事实如此，我们才无法同意那种认为大顺军入京之后，领导人只顾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的论点。

第三节　山海关战役

三月，吴三桂率领辽东明军约四万人及八九万关外汉民陆续进关，暂屯于山海关至滦县、昌黎、乐亭、开平一带。[74]这里需要纠正一种常见的误解：许多史籍都以为山海关属于吴三桂的防区，甚至把吴三桂说成山海关总兵。[75]其实当时的明山海关总兵是高第[76]，下辖兵员数目约为一万人。吴三桂进关之后即同高第会合，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

三月十五日，大顺军进抵居庸关，明守将唐通投降。李自成对山海关一带的官军十分重视，他知道吴三桂所统边兵是明朝的一支劲旅，距离北京比较近，又处于大顺军和满洲贵族军队之间，如果不及时解决，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隐患。至于解决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灭还是采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以招降比较稳妥。首先，因为自从大顺军进入山西以后，除了宁武总兵周遇吉负隅顽抗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外，据守各战略要地的明朝统兵将领，如大同姜瓖、宣府王承胤、居庸关唐通等，都望风归附。在这以前投降的总兵还有白广恩、牛成虎、郑嘉栋、左光先、陈永福等。这种先例对吴三桂自然会产生重大影响。其次，吴三桂自己统兵在外，他的父亲吴襄和其他家属却留在北京，为了保住身家产业，决策投降大顺政权也是在情理当中的。另外，如果不先从政治上争取就付诸武力，吴三桂势必倒向满洲贵族。因此，李自成命降将唐通率本部兵马，带上犒赏关宁官军的银两、财物，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和高第。唐通去后，“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父子封侯”。[77]这两个明朝总兵果然立即投降了。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防务，吴三桂则带领部众向京师进发，准备朝见李自成，接受新命。

吴三桂领着兵马于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卢龙县），“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等语”[78]。一两天之后又行至玉田县。[79]就在这时，吴三桂得到消息，说他在北京的家属受到大顺军的侵犯，政治态度立即发生了变化。关于导致吴三桂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80]。另一种说法是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81]。目前因史料不足，尚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顺军触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吴三桂本来是个封建军阀，他的政治态度完全以个人利害为转移。他投降大顺政权，是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并希冀在大顺朝革故鼎新之际跻身于新贵行列。当他获悉自己的家庭受到波及时，便误以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骗来北京，将不利于己。其他地方传来的大顺政权对明降官追赃助饷的种种消息也使他不寒而栗。于是，他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关，向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由于变生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吴军击败，山海关遂被吴三桂占领。吴三桂的叛变，对于各方面人士来说都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一个当事人的诗中有这样的描写：“吴帅旋关日，文武尽辞行。士女争骇窜，农商互震惊。”[82]说明愿意跟着他背叛大顺政权的人寥寥无几。[83]唐通被击败后，带着残兵驻于关城西北的一片石，派人向北京告急。约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吴三桂叛变、山海关被占的消息。经过紧急商议之后，他一面批评了刘宗敏，对吴襄进行了抚慰，并且让牛金星代吴襄起草了一封给吴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决定亲率大军往山海关平叛。

这时，满洲贵族在关外建立的清廷，已经度过了由于皇太极去世而出现的内部动**，注意力又集中到如何利用明朝内部的阶级大搏斗实现自己进取中原的夙愿。在大顺军占领北京以前，清廷曾希望联合农民军推翻明王朝，分享胜利成果。这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派迟起龙等人充当使者，取道蒙古部落地区给大顺政权送来一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是诚至愿也。[85]

这封信送到大顺军镇守榆林的大将王良智手里时，李自成已经率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了。尽管王良智立即奏知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对清廷“协谋同力，并取中原”的建议却未予理会。大顺军摧枯拉朽式的进军，使满洲贵族们既为之眼红，也感到极大的不安。他们不禁考虑到一个新兴的、朝气蓬勃的汉族政权代替原来腐朽没落、不堪一击的明王朝之后，自己将无油水可捞；而且一旦大顺政权完成了汉族地区的统一事业之后，必将凭借强大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重新解决辽东问题。因此，清廷在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的策划下，决定乘大顺军立脚未稳之时出兵干涉。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顺军占领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举兴师。《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了朝鲜使臣郑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节谈话后写的一件紧急报告，其中说：

……（清使郑命寿）又曰：“顷日九王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臣问：“所谓本坐空虚者何事耶？”曰“为土贼所陷”云，而更不明言。所谓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86]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和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等，带领满洲、蒙古八旗兵员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汉军大举“伐明”[87]。进军路线是采纳汉奸洪承畴的建议，准备由蓟州、密云地区破边墙而入。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遇上了吴三桂派来的使者副将杨坤和游击郭云龙，告以山海关形势危急，“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88]。同时面呈书信一封，内称：“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89]多尔衮大喜，除留下使者杨坤外，还派妻弟拜然随郭云龙前往山海关探其虚实。同时下令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兼程进发。在给吴三桂的回信里，多尔衮避而不用“合兵”一词，却趁机向吴三桂进行招降：“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90]吴三桂得到回书后，果然决定投降，并决心驱迫关辽兵同大顺军恶战一场，借以提高自己在满洲贵族面前的地位。

山海关战役是顺、清之间关键性的一战，它决定着究竟是大顺朝还是清王朝能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大顺军的失败，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首先，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在一片凯歌声中滋长了骄傲轻敌的思想，对于随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现的满洲贵族的武装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计。这主要表现在，大顺军渡河东征时调集的兵员不够。当时，大顺军兵力总数在百万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区后派驻各地的军队数量过多，占领山西、北直隶、山东等地后，又在各战略要地分别驻军，使兵力进一步分散。因而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用于对付吴三桂等部的明朝官军虽然胜任有余，但要同强大的满洲贵族军队决一雌雄，就显得力量不够了。

清廷方面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从皇太极到多尔衮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原地区阶级斗争的演变，并随时根据获得的情报而决定自己的对策。到大顺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进军之时，清廷已经认准农民军是自己的真正对手，紧张地筹划出兵干涉了。顺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摄政诸王启》里明确指出：

盖以为明劲敌者我国也，抑则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97]

到了大顺军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后，清廷就在极短的时间里几乎空国而来，“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因为多尔衮等人深知，“成败之判，在此一举”[98]。

一方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若无睹，一方是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在这种情况下，前者的惨败和后者的大获全胜就是必然的了。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战役中用鲜血写下的教训，直到现在仍然值得记取。

第四节　大顺军放弃北京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带着败军回到北京。此时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固守北京等待援军的到来呢？还是趁清军围城以前主动放弃北京？刚回京时，李自成就下令火速拆除关厢民房和羊马墙[99]，说明他曾一度考虑过固守北京，但只过了两天，李自成却毅然决定在北京举行即位典礼后立即向西撤退。做出这样的决策是痛苦的然而却是正确的。当时大顺军在距北京不远的地方虽然有不少驻军，但不可能组织起一支足以挡住清军（包括已经投降清方的吴三桂部）的武装。其他军队则因分驻在西北各省和湖广、河南、山西等地，短期内无法调来。在外有跟踪而来的强敌，内有仇视农民革命的残余反动势力的情况下，李自成以新败之余据守孤城，后果是不待龟卜的。大顺军领导人有鉴于此，终于决定了主动放弃北京。

四月三十日晚，清军进抵蓟州，得到了大顺军已撤离北京的消息，多尔衮即命多铎、阿济格和吴三桂等人统率精锐急速追击，自己则带领一部分军队赶往北京。五月初二日，多尔衮到达北京。当时都中的明朝官僚和市民并不知道吴三桂已经投降清朝，纷纷传说吴三桂打败了李闯，夺回了明太子朱慈烺，将奉太子来京即位。于是一群官僚便聚集东郊迎接，内官们也准备了卤簿法驾。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傲然而来的却是胡服辫发的清朝摄政王，转眼之间满洲白旗兵已经布满城垣。许多人不胜错愕，惶遽而退。一部分鲜廉寡耻的官僚则将错就错，竟把多尔衮迎接进宫，居之于火后仅存的武英殿。

五月初三日，大顺军退至保定，“虽钲鼓喧阗，而骑无行列，弧折筈残，人尽阻饥”[103]。但农民军仍严守纪律，“掏珠易饪”[104]，用财物向当地百姓购买食品。为了阻滞追兵，担任殿后的部队把“大内锦绮缠挂树上，铸金为瓴甋抛置道右，啖追骑以可欲，少缓须臾，一日夜行三百里”[105]。五月初八日，清兵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追上大顺军。蕲侯谷英麾兵还战，双方战于城东。大顺军饥疲交困，士气不扬，被清军击败，谷英不幸牺牲。[106]大顺军继续南撤，又与清军战于真定，再次失利[107]，遂经井陉退入山西，留精兵防守固关。[108]追击的清军也因“马困人疲，不能远逐”[109]，又需要巩固对京师和畿辅地区的占领，不得不在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110]

清军是在为崇祯帝复仇、“吊民伐罪”的黑旗下出兵镇压农民军的。为了在汉族地区站稳脚跟，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采取了一些笼络汉族官绅地主的措施。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111]。由于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都投降过大顺政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担心吴三桂和清兵入城以后，会把自己视作“从逆伪官”。清廷有鉴于此，“大张榜示，与诸朝绅**涤前秽”[112]。只要归顺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同时明确宣布，凡属被起义农民夺去的田产一律归还本主[113]。这些保护汉族官僚地主的政令一公布，那些曾饱受农民军铁拳打击的明朝官绅地主，无不弹冠相庆，“故朝野一时欢然服从，如大旱之得时雨也”[114]。“是月终旬，长安市上仍复冠盖如云矣！”[115]完全是一派全面复辟的景象。

[2]　刘尚友：《定思小记》。

[3]　赵士锦《甲申纪事》中说：“昌平降兵陈一元谓予曰：昌平巡抚何老爷（何谦）于大兵未至，十四日借守居庸之名出城。吾辈于十七早闻大兵至，禀李总爷守鑅即襄成（指襄城伯李国桢）之叔云：‘吾兵只得去降。’总爷不肯。吾辈又云：‘老爷虽不肯，吾辈去矣。’李回马至门房自缢。我兵至三里坡，已有老人、生员在前迎接。刘老爷（指宗敏）先至，吾辈跪云：‘昌平守兵降。’刘老爷云：‘圣驾在后。’须臾，皇爷（指自成）至，跪降之。”据此则大顺军占领昌平在三月十七日。关于李守鑅之死，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的说法略有不同，“十七年三月乙未（乙未为初七日，当为乙巳），李自成陷昌平。总兵官李守鑅骂贼不屈，格杀数人，死之”。（卷六，《大事记》）

[4]　许多史籍都说大顺军经过昌平时，将明十二陵烧毁无遗（如文秉《烈皇小识》卷八就说“闯贼破昌平，将十二陵享殿悉行焚毁”）。清初，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说，被烧毁的只是康陵、昭陵的明楼和定陵的殿庑门。他在《恭谒天寿山十三陵》诗中又说：“康、昭二明楼，并遭劫火亡。定陵毁大殿，以及东西廊。”（《亭林诗集》卷三）屈大均在《自代北入京记》中也说：“定陵全毁于贼，昭陵、康陵仅明楼被焚。”（《翁山文外》卷一）顾炎武、屈大均都经过实地探访，所记完全相同，可证一般史籍之误。最可笑的是光绪十一年《昌平州志》卷六《大事表》，竟然也说“贼遂焚十二陵享殿”，简直是闭着眼睛说瞎话。被义军烧毁的康、昭、定三陵在西边，其他九陵在东边，也许能说明义军当时行经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