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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第3页）

[3]　《国榷》卷一〇三，甲申年十二月癸酉日记。

[4]　费密：《荒书》。

[5]　李蕃：《雅安追记》。

[6]　费密：《荒书》。

[7]　同3。

[8]　马守应原来奉李自成之命攻取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一带地方。罗、贺事件发生后，他同李自成的关系恶化。李自成主力入陕以后，马守应统兵“下袭江陵”，迫使自成派驻荆州的守将任光荣、防御使孟长庚退走，遂据有荆州。十二月，张献忠来到荆州，“自称西王，诡慰士民，并授文武官职”，“而所谓马回回者，当车之臂亦饱于雀腹矣”。马部随大西军入川后，任光荣、孟长庚回到荆州，恢复了当地的大顺政权。见康熙二十四年《荆州府志》卷四○，《备遗》。

[9]　杨鸿基：《蜀难纪实》。见乾隆四十二年《富顺县志》卷五，《乡贤》下。

[10]　关于大西军在万县停顿三个月的原因，《绥寇纪略》卷十说，是“水涨，不得上，留屯者三阅月”；其他史籍也大抵采用这种说法。但大西军入川为正月、二月，应当是江水枯浅之时。何况，如果大西军真已经云集万县，那么长江水域最险要的地段已经顺利通过，为什么反而不能前进了呢？可见，这是出于吴伟业等人的臆想。笔者做的解释是根据下面几条史料：光绪六年《巴东县志》记载：“十七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大（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饿毙者积尸满道。”（卷十四，《事变志·寇乱》）康熙三十六年《宜都县志》记载：“十七年三月，献贼入蜀，积尸蔽江而下，臭闻数十里，一月方尽。”（卷十一，《事变志·灾祥》）又，康熙五十四年《巫山县志》也说：“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藉。大江舟楫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这些材料说明：一、由于山陡路险，队伍拉得很长；二、粮食十分困难，饿死的人很多。

[11]　同治《涪州志》；光绪元年《南川县志》卷六，《兵燹》。

[12]　李馥荣：《滟滪囊》卷二。

[13]　浮图关在今重庆市大坪。

[14]　道光二十三年《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五年《巴县志》卷二，《城池》。据当时任明朝四川按察使司佥事的张一甲奏报，大西军攻克重庆的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见《国榷》卷一〇三。

[16]　乾隆八年《双流县志》卷四，《外纪》。

[17]　《纪事略》，见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版《甲申纪事》。

[18]　杨鸿基：《蜀难纪实》。

[19]　黎玉田原是明朝辽东巡抚，大约和吴三桂同时投降大顺政权，被委任为四川节度使。

[20]　马科原为明朝总兵，投降大顺军后被封为怀仁伯。

[21]　彭遵泗：《蜀碧》卷二。又见《绥寇纪略》卷八。

[22]　《蜀难叙略》记八月初五日大西军抵成都。《纪事略》说八月初六日大西军用火药崩塌城墙，占领成都，所记时日有误。据《国榷》卷一〇三载，四川按察司佥事张一甲向弘光朝廷的奏报说，大西军“八月初五日围城，九日大炮破城”。其他史籍也说攻克成都的日期为八月初九日。

[23]　光绪《井研县志》卷二八，《纪年》二。

[24]　《蜀难叙略》。

[25]　同4。

[26]　《纪事略》等书把大西军进兵汉中，说成是李定国未取得献忠同意的擅自行动，甚至说献忠“恨定国挑衅”。据《蜀难叙略》记载，大西政权曾“于田里起征戍之兵，而排门征运粮人夫，乘有事汉中也”。这显然不是一个前方将领所能决定的。又，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记载，顺治元年张献忠“入寇汉中”，二年“还据广元，于葭萌山下修御营”（卷八，《兵事》附）。看来，汉中之战是张献忠亲自指挥的。

[27]　张献忠称帝的时间，诸书说法不一。李馥荣《滟滪囊》卷三记：“十月初八日，贼僭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佚名《纪事略》说：“献忠遂于八月十五日僭位。”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载：“献忠以十一月十六日即伪位，称西王，国号大西，改元大顺。”《明史》卷三○九《张献忠传》亦从此说。乾隆十二年《遂宁县志》卷八记：“甲申十一月十一日，流贼张献忠僭号成都。”当时四川简州人士傅迪吉谓，十月初四日，大西军发兵至简州招安，“始知献忠僭位，改元大顺元年，国号大西，改成都为西京”（《五马先生纪年》）。这里所说的“僭位”不一定是指称帝，有的是指“僭称”大西国王。但《纪事略》等书在记献忠“僭位”之后，紧接着说立刘氏为皇后，并只下令百姓皆“立西朝皇帝万岁牌位于大门前，供以香花”。显然是认为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的时候就已经称帝。《圣教入川记》根据两位混迹于大西政权中的西方传教士的记载，说张献忠于公历一六四四年九月五日进入成都之后，“随即称王”；到一六四六年二月，“适值阴历正月”，才在新年佳节之际正式称帝。诸书说法不一，确切情形尚有待于考证。此外，《昆山王源鲁先生遗稿》，残明前编，《张献忠屠蜀》条，记张献忠攻克成都之月“建号大西，又自称秦王，改元义武”。关于张献忠称秦王的问题，孙可望后来要求南明永历朝廷封秦王，说是“国继先秦”，又称张献忠为“先秦王”，看来必有所本。我们知道，张献忠早年自称西营八大王，崇祯十六年在武昌称大西国王，在四川建立政权时也以大西为国号，那么秦王的称号从何而来呢？这可能是李自成在甲申正月于西安建国时，曾经封张献忠为秦王，所以张献忠初进川用的是大顺政权永昌年号。后来见李自成败于清军，未必能成大事，又因马科统兵进川使双方矛盾激化，才干脆称尊建号的。国号大西是自己的传统，年号大顺，很可能是因为一度奉过大顺政权正朔，一下子全改过来会给人以突兀的感觉，所以移花接木地把大顺国号借作年号。这只是一种推测，尚须通过发掘史料加以检核。至于说张献忠改元义武，只是一种捕风捉影之谈。产生这种讹传的原因，是张献忠曾收得“义武左营关防”废印一颗，崇祯十二年在谷城受抚期间他没有官印，请求总理熊文灿准许他使用这颗关防，熊文灿转报朝廷后遭到拒绝（见《杨文弱先生集》卷三二）。由于张献忠一度想用义武作为自己的营号，后来就误传为他曾改元义武。

[29]　龚完敬，四川彭县人，崇祯十年进士，曾任明临安府推官（见嘉庆《彭县志》卷四二，《外纪》；同书卷二八，《选举》）。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三《义王》条记，“蜀绵州鹿头关庞士元祠，（孙）可望重修，有石坊大书伪衔：柱国太师兵部尚书。凡数百字，犹称张可望云”。龚完敬任兵部尚书后不久被处死，是否由孙可望接替，或者孙可望的兵部尚书只是个虚衔，尚须进一步查考。

[30]　吴宇英曾任明工科给事中。《纪事略》吹捧他“姜桂之性，老而愈辣”，说他“焚伪敕，斩伪使，尽出所藏，招集义勇，扼险以待”。“据神仙峒以抗献忠”，始终拒绝大西政权的委任，最后被大西军剿灭。《绥寇纪略》卷十也说：“给事中吴宇英亦以不屈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顺治二年四月，清陕西总督孟乔芳启本中说：“有八大王张献忠伪巡抚吴宇英，系故明朝兵科给事中，据彼处来人说，称彼有投顺之意。臣写书与彼，令其说张献忠投降，相机而行。”（《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四八九页）可见吴宇英确实任过大西政权巡抚职务。

[31]　《绥寇纪略》卷十。

[32]　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

[33]　同2。

[34]　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都是张献忠的义子，当时都随献忠姓张。史籍中关于他们在四川建国时授予的职位记载不一致，如《纪事略》说：“封义子张可望智勇伯，挂平南监军印；张文秀封勇义伯，挂平南先锋印；张能奇挂平南将军印；张定国为前军都督；张君用为右军都督；马元利为左军都督；冯双礼为后军都督；其余贼将俱各封赏有差。”《滟滪囊》卷三，记献忠封孙可望、刘文秀、李定国、艾能奇为“平东、抚南、安西、定北四伪王，其次封伪将军，设鹰扬、龙韬、虎韬、豹韬诸伪宿卫，分四十八营”。这里是根据欧阳直《蜀乱》的记载。

[35]　嘉庆十八年《峨眉县志》卷九，《艺文》，张宏畉《邑志纪闻》。

[36]　《五马先生纪年》。

[37]　《纪事略》。又，沈荀蔚《蜀难叙略》记：甲申年，“十月，逆令各郡县起送王府宗室暨家口数万人，皆杀之”。费密《荒书》也说：“遣贼兵捕蜀王府宗室，凡匿深山穷谷者无不毕获，杀之。”

[38]　乾隆二十二年《广元县志》卷八，《兵事》附。

[39]　《纪事略》。

[40]　《滟滪囊》卷三。原文是：“街民张成恩道邻人闺门，其妻止之曰：‘夜深矣，尚说张家长，李家短何为？’贼诇知，侵晨执见献忠，问之，民以实对。献忠曰：‘我家长，他家短，是良民也。’赏而释之。”《绥寇纪略》卷十记最后一句话作：“献忠笑曰：此我家胜自成之谶也。释之。”

[42]　傅迪吉在《五马先生纪年》里，曾叙述当地农民不愿意下秧，他归之于“懒惰”。不过他没有解释四川的农民历来非常勤快，为什么这时突然变得懒惰起来。真正的原因，是大西军随意打粮和地方不安定，造成了农民无心从事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