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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第3页)

“哎——哟——哟……”

有一次,我看见她手里抱一罐热牛奶,向楼梯走去,但忽然两腿一弯,蹲了下来,然后沿着楼梯,一级一级地滑了下去,怀中的陶罐却一直没有撒手。但牛奶洒到了她的连衣裙上,她把两手一伸,气鼓鼓地冲着陶罐嚷道:

“干什么,你这该死的东西?要往哪儿去?”

她人并不胖,但身子软得跟棉花似的,像一只逮不动耗子的老猫,由于它吃得太饱,它行动笨拙,只能打打呼噜,美美地回忆自己昔日的辉煌与快乐。

“这不,”西塔诺夫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本来事业挺红火,好好一个作坊,有聪明的人在掌管着,可现在一切都完了,全落在‘金龟子’的手里了!干来干去,结果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一想到这些,脑袋瓜里那根弹簧一下子便断了——什么都不想干了,什么工作不工作——去他的吧,只想往房顶上一躺,仰望天空,躺他一个夏天……”

帕维尔·奥金佐夫也受到了西塔诺夫这些思想的感染,他学着大人们的样子抽起烟来,大谈上帝、酗酒和女人,还说任何工作都是瞎掰,有人在干,有人在破坏,对于别人创造的东西,既不珍惜,也不理解。

在这种时候,他那张瘦削、可爱的面孔便隆起了皱纹,显得很苍老。他坐在地铺上,双手抱膝,久久凝视着方方的蔚蓝色的窗户,望着堆满积雪的干草棚的棚顶和寒冬天空的繁星。

画工师傅们鼾声如雷,有人在梦中叽里咕噜地嘟哝着什么,有人老在说梦话,但吐字模糊;达维多夫在吊**一个劲儿地咳嗽,正在耗尽他的余生。屋角里,人挨人躺着许多人——卡别久欣、索罗金、佩尔申,这些“上帝的奴仆”酒后正在酣然大睡,而那些缺胳膊少腿、面目全非的圣像正从墙边看着他们。作坊里充满了干性油、臭鸡蛋和地板缝里的脏东西散发出来的酸臭气味儿。

“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挺可怜的!”帕维尔小声说,“天哪!”

对人们的这种怜爱之心,使我越来越感到于心不安。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们俩都觉得这些画工师傅们都是好人,可是他们生活得不好,很对不住他们,他们的日子寂寞难耐,令人无法忍受。在寒冬风雪交加的日子里,大地上的万物——房子、树木——风雨飘摇,岌岌可危,它们大声地吼叫着,哭喊着。远处传来了大斋节沉闷的钟声,愁闷,像沉重的铅块,如汹涌的波浪,势不可挡地充塞了整个作坊,它重重地压在人们的心上,扼杀了他们身上一切富有朝气的东西,将他们推向酒馆,拖到女人身边,把女人当成和伏特加酒一样消愁解闷、忘掉自我的工具。

在这样的夜晚——读书已经于事无补了。于是,我和帕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尽量让他们开心:将脸上抹些煤灰,涂上颜料,拿麻绳当胡子,表演我们自己编排的各种喜剧,勇敢地同寂寞展开斗争,尽量逗大家发笑。记得有一本叫《一个士兵救助彼得大帝的传说》的书,我把它改编成对话的形式,然后,我们爬上达维多夫的吊床,在那里表演,干脆利落地把想象中的瑞典人的脑袋一个个地砍下来,逗得观众哈哈大笑。

大家特别喜欢看《中国鬼秦库同传奇》[234],帕维尔扮演那个想做好事的倒霉的中国鬼,别的角色由我来扮演:男人、女人、道具、善良的鬼魂,甚至石头,即中国鬼每次做善事无果而终、灰心丧气时坐的那块石头。

看的人哈哈大笑;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么容易就能够让他们开怀大笑——如此轻而易举,反而使我感到有些不太痛快。

“喂!两个小丑!”他们冲我们喊道,“喂,你们两个坏蛋!”

但是,越往下演,我就越觉得,在这些人的心里,悲伤比欢乐离他们要更近一些。

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欢乐可言,而且欢乐本身也得不到珍视,它是作为遏制俄国莫名其妙烦闷情绪的手段而故意把它从后台推上前台的。这种欢乐的内在力量是很靠不住的,它不是出于对生活的渴望自然产生的,而仅仅是因为希望活下去,又因为日子太苦而引发出来的。

因此,俄国人的欢乐,往往在出人意料和很难捉摸的情况下,能演变成为一场残酷的悲剧——这种事太司空见惯了。一个人好好地在跳舞,好像正在摆脱加在他身上的各种锁链,可是忽然间,由于苦闷至极,他兽心大发,疯狂地向人群扑去,乱撕乱咬,见什么毁什么……

这种在外力推动下激发起来的、强颜欢笑的娱乐,对我有很大的触动,我异常兴奋,不能自已,开始叙述和表演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的种种幻想——我非常希望能够唤起人们身上真正、自由、轻松的欢乐!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大伙儿夸奖我,说我了不起,但是,那种仿佛已经被我动摇了的苦闷情绪,重新又慢慢地回来了,而且越来越厉害,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继续不断地在折磨着人们。

脸色发灰的拉里奥内奇亲切地说:

“喏,你这个人真能逗乐,上帝保佑你!”

“挺会宽慰人的,”日哈列夫附和着说,“你呀,马克西梅奇,真应该到马戏团或戏班子里去,你准能成为一个挺不错的丑角!”

整个作坊,圣诞节和谢肉节时去过剧院的只有两个人——卡别久欣和西塔诺夫。几位画工老师傅很严肃地建议他们到约旦河的冰窟窿[235]里去净身洗礼,洗去自己身上的这一罪恶。西塔诺夫特别经常劝我的一句话就是:

“把一切都扔掉,学演戏去!”

然后,神情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可悲的“演员雅科夫列夫的一生”[236]。

“是吗,竟然有这样的事!”

他喜欢讲玛丽亚·斯图亚特女王[237]的故事,骂她是个“骗子”,他特别欣赏的是《一个西班牙贵族》[238]这本书。

“唐·塞萨尔·德·巴赞这个人,马克西梅奇,人格非常高尚!十分了不起!”

西塔诺夫自己身上就有“西班牙贵族”的某些气质:有一次,在瞭望塔前的广场上,三个消防队员为了寻开心,痛打一个农民,围观者不下四十人,他们看着消防队员殴打这个农民,并且一再起哄叫好。这时西塔诺夫冲了上去,抡起他那长长的胳膊,劈头盖脸地将三个消防队员一顿猛揍,然后把这个农民扶起来,推向众人,大声叫道:

“把他带走吧!”

他自己则留了下来,对付他们三个。消防大院距这里不过十步之遥,那三个消防队员完全可以叫人来把西塔诺夫痛打一顿,但所幸的是,三个消防队员被吓坏了,赶紧逃回了消防大院。

“几个狗杂种!”他在他们身后骂道。

每逢星期天,青年人常聚众到彼得巴甫洛夫斯克墓地后面的林场去打拳击,跟环卫工人和附近农村的农民一比高低。环卫工人们推举一位著名的拳击斗士和这些城里人交手,这位拳击斗士是个莫尔多瓦人,人高马大,小脑袋,眼睛有些毛病,经常流泪。他站在自己的队列前面,叉着腿,用短上衣的脏袖子擦了擦眼泪,憨厚地挑战说:

“怎么样,就请站出来吧,不然我可就冻坏啦!”

我们这边出来跟他对阵的是卡别久欣,而且老是挨这个摩尔多瓦人的打。但这个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哥萨克人总是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拼上命我也要打败这个摩尔多瓦人!”

最后这竟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为此,他甚至把酒都戒了,睡觉前用雪擦身子,多吃肉,强壮筋骨,每天晚上提着两普特重的哑铃,反复地在胸前画十字。但这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在拳击手套里缝进了几个铅块,向西塔诺夫夸口说:

“这次你就看着吧——摩尔多瓦人的末日到了!”

西塔诺夫严厉警告他说:

“拉倒吧你,不然,比赛开始我就揭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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