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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8页）

“花言巧语，口是心非！”[100]

“这是对英雄所洒鲜血的亵渎。”

“格涅拉洛夫[101]和乌里扬诺夫[102]被绞死后……”

这时，窗台上又传来那个青年的声音：

“先生们，咱们能不能不破口大骂，而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严肃认真的争论呢？”

我不喜欢争论，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我很难听明白别人变幻莫测而又自以为是的激进思想；争论双方那种**裸的自我欣赏、死要面子的态度总让我感到十分反感。

那位青年从窗台上俯下身子问我道：

“您是面包师彼什科夫吗？我叫费多谢耶夫[103]。咱们应该相互认识一下。老实说，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这样吵吵嚷嚷已经很久了，可是毫无用处。咱们出去走走，好不好？”

关于费多谢耶夫，我已经听说过很多，他组织了一个很严肃的青年学习小组。我很喜欢他那张有点神经质的苍白的面孔和一双深陷的眼睛。

我们在田野里走着，他问我工人中我有没有熟人，我在读些什么，空闲时间多不多，还说：

“我听说过你们这个面包店，奇怪的是，您竟然会干这种没意思的工作。您干吗干这种工作呢？”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没必要干这种工作，这个想法，我对他说了。我的话使他非常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他对我说，后天他要出一趟门，得两三个星期，回来后他再通知我：我们怎样再见面，在什么地方见面。

面包店的生意相当不错，可是我自己的事情却每况愈下。搬到新的面包房后，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我要在面包房里干活，还得挨家挨户地去送面包，去神学院和“贵族女子学校”[104]送面包。姑娘们从我的篮子里挑选奶油鸡蛋面包的时候，常常顺手塞给我一些便条，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从这些漂亮的便条上往往能够看到一些笔迹稚嫩但恬不知耻的话语。我直感到纳闷：当一群穿得干干净净、眉清目秀、欢蹦乱跳的贵族小姐，围着我的篮子，做着鬼脸，伸出粉红色的小爪子，翻来覆去挑选面包的时候——我看着她们，尽量去猜想——到底是谁给我塞的那些没羞没臊的便条？难道她们不知道这些便条上写的话有伤风化吗？于是，我回想起了那些污浊不堪的“花街柳巷”，心里想：

有一个梳着大辫子、胸脯丰满、黑头发的姑娘，在走廊里把我叫住，她急匆匆地小声对我说：

“你把这个便条按上面的地址送去，我给你十个卢布。”

她望着我，紧咬着嘴唇，亲切温柔的黑眼睛含满了泪水，面颊和耳朵涨得通红。我谢绝了她的十个卢布，接过便条，把它送交给高等法院一位法官的儿子——一个面带红晕、患有肺结核的高个子大学生。他说要给我五十个卢布，然后默默地、一门心思地在数着零钱，当我说不用给我钱时，他便把这些零钱往自己的裤子口袋里装，但是没有装好，钱被撒落了一地。

看着这些五戈比、七戈比的硬币满地乱滚，他一时没了主意，急得一个劲儿地直搓手，搓得指关节嘎嘎直响，他吃力地喘着气，嘴里嘟囔着说：

“这该怎么办呢？喏，再见！我得想一想……”

我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但我替那位小姐感到非常惋惜。她很快便从学校里消失了，十五年后我遇见了她，当时她在克里米亚一所中学里教书，患了肺结核，而且饱受世态炎凉之苦，所以一谈到人间世事，沧海桑田，她就恨得咬牙切齿，气不打一处来。

送完面包，我便躺下睡觉，晚上还要在面包作坊里干活，这样半夜以前我就能够将烤制好的奶油鸡蛋面包送到面包店里——面包店就坐落在市剧院的旁边，因此，演出一结束，观众就会到我们店里来享用热腾腾的酥皮面包。然后我再去按分量揉制大的面包和法式小面包，两只手要揉制十五到二十普特的面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然后再睡上两三个小时，接着再去送面包。

就这样，天天如此。

可这时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一心想传播某种“合理、善良、永恒的东西”[105]。我善于和人交往，很会讲故事；我的想象力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读过的书。对于我来说，将一件寻常的事编成一个有趣的故事，不用费多大劲儿；故事绕来绕去，归根结底，总离不开那“一条看不见的线”。我认识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和阿拉富佐夫的工厂的工人们[106]，特别是跟老纺织工人尼基塔·鲁布佐夫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差不多在俄国所有的纺织厂里都干过，人非常活跃，而且聪明能干。

“列克谢，我的马克西梅奇[107]，你还年轻，我的流浪儿，新的机灵鬼！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五十七个年头了！”他压低着声音说道，一双有疾患的灰色眼睛在墨镜后面露出了微笑。这副墨镜是他自己用铜丝制作的，因此，在他的鼻梁和耳后都染上了绿色铜锈的斑点。纺织工人们都叫他德国佬，因为他在刮掉大胡子时上嘴唇上留了浓密的唇髭，下嘴唇上蓄着一撮花白的山羊胡。他身材适中，宽胸膛，生性欢乐，又有几分忧伤。

他自己对人的态度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关爱，说话带刺儿，瞧不起人，争论时，语言简单生硬，常常大喊大叫，显然是想激怒对方。我是在啤酒店里认识他的，当时有人就要打他，而且已经打过他两次，是我站出来劝阻，把他给拉走了。

“打疼您了吗？”我一面问他，一面和他在黑暗中走着，这时，头上正下着蒙蒙的秋雨。

“喏，哪有他们这种打法？”他满不在乎地说。“等一下，你为什么跟我称呼起‘您’来了？”

从此，我们就算认识了。起初，他常常笑话我，说话风趣幽默，机智灵活，但当我告诉他那根“看不见的线”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时，他若有所思地感叹道：

“你这个人并不笨，一点也不笨！真行啊？你……”从此以后，他对我，就像父亲似的，关怀备至，甚至正儿八经地称呼起我的名字和父称来[108]。

“你的想法呀，我的列克谢·马克西梅奇，我亲爱的小锥子，都是对的，只不过是没有人相信你，划不来……”

“您相信吗？”

“我是一条秃尾巴的丧家犬，民众则是用链条锁着的一群狗，每条狗的尾巴上都带有许多牛蒡之类的累赘：老婆、孩子、手风琴、套鞋等；而且，每条狗都很留恋自己原来的那个窝。他们不会相信你的。我们那儿——莫罗佐夫的厂子里——就出过事儿[109]！谁牵头，走在前面，谁的脑门子上准会挨人揍，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够你吃不了兜着走了。”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是一名钳工，是克列斯托夫尼科夫厂的工人，患有肺结核，会弹吉他，精通《圣经》。自打和这位钳工认识后，鲁布佐夫说话就有点不一样了，雅科夫断然否定上帝存在的态度，使他大为惊讶。他一面随地吐着从肺里咳出来的血痰，一面坚定、动情地证明说：

“第一，我完全不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110]造出来的，我一无所知，什么也不会，而且，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不，我不是一个善良的人！第二，上帝不知道我有多么困难，或许知道，但是他无能为力，再不就是他能够帮助，但是，他不愿意。第三，上帝也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慈悲为怀的，简单说吧，他根本就不存在！这都是臆造出来的，全都是凭空想象，整个生活也是假想出来的，然而，这骗不了我！”

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说起话来几乎有些令人生畏。他的脸又黑又瘦，一头黑色卷发，跟茨冈人似的，发青的嘴唇间露着狼一般的牙齿。他那双黑眼睛死死盯着对方的脸，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咄咄逼人的目光，实在让人承受不了，它使我想起了妄想狂患者的眼睛。

鲁布佐夫和我从雅科夫那儿出来后，路上他情绪低沉地对我说：

“还没有人当着我的面反对过上帝。这样的话我闻所未闻。什么样的话我都听到过，可这样的话从未听说过。当然，这个人活不了多久了。唉，他也够可怜的了！人都快烧干了……真有意思，老弟，非常有意思。”

鲁布佐夫很快便和雅科夫变成了好朋友，而且整个人好像疯了似的，感情激动得不得了，时不时地总是用手指头擦拭两只有病的眼睛。

“是这样，”他扬扬自得地说，“就是说，上帝也该退位了，是不是？哈哈！至于沙皇，我的好先生，我有自己的看法：沙皇碍不着我的事。关键不在于沙皇，而在于老板。随便哪一位沙皇我都不在乎，哪怕是伊万雷帝[111]呢？好，当你的沙皇吧，就由你来统治好了，只要你乐意，只不过你要给我管住老板的权力，这就行了！你给我这个权力，我就用金锁链把老板锁在沙皇的宝座上，我会为你祈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