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皮小说网

导读 俄国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高尔基成长的故事郭家申（第1页）

导读俄国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高尔基成长的故事（郭家申）

一

高尔基（1868—1936）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可以说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难能可贵的纪实性系列小说，它真实详尽地记述了作者二十岁以前的坎坷经历，点点滴滴，连缀成篇，读来平实无华，感人至深。但就三部曲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和广阔艺术视野而言，它又不是一般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体作品所涵盖得了的。作者在描述自己的生活的同时，鲜明地描绘出了俄国人民生活中整个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特点。

这种体裁的作品在俄国文学中并不鲜见，C。T。阿克萨科夫、Л。H。托尔斯泰等先辈作家都曾经写过。但一般地说，他们的作品社会视野都比较狭窄，叙事往往只围绕主人公一个人展开，而且描写的对象也大都限于贵族。

高尔基的着眼点则不同，他几乎包揽了旧俄国的各个阶层，尤其是他所熟悉的“底层”人民，首先是写他自己，写他在各方面都格格不入的外公家的生活，写他离家出走，在外面流浪、打工，与人们的种种磕碰与切身感受。

阿列克谢的童年生活是短暂的；外婆死后，破了产的外公将他逐出家门。他投身社会，来到所谓“人间”。作家详细而生动地向我们勾勒出还是个孩子的阿列克谢的生活历程：先是在鞋店里“打杂”，后来又在亲戚家的制图作坊里当“学徒”，在轮船上帮厨；再后来又开始“攻读”自己的所谓“大学”：参加喀山地下革命小组活动，阅读地下读物，和所谓“生活导师们”进行交往，甚至还认识了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费多谢耶夫。“人间”的生活让阿列克谢从一个稚气未消的孩子慢慢成熟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

界定和分析一部自传体作品，恐怕首先应该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是要看作品的基本生活素材来源，二是要看作者本人写作的主观思想出发点和作品所达到的客观效应。

阿克萨科夫生长在俄国农奴制下的贵族世家，他笔下的童年生活脱不开他自己的历史环境，他的记述充满着对贵族生活的留恋与痴迷，他对自己童年时仆人们如何侍候他、呵护他，讲起来是津津乐道，不厌其烦；字里行间无不透出对一去不复返的往昔的怀念。

列夫·托尔斯泰写自己的自传三部曲的时候，正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当时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思想已经成熟，他对自己因出身贵族在社会中所享有的特权地位已经相当不满，而且在其自传三部曲中对一切妨碍个性发展和精神自由的贵族旧礼教已多有批判。但他也只是批判批判而已。毕竟他和阿克萨科夫都出身贵族，其立场虽有明显的不同，但这种不同也只是相对而言。他们回想起“幸福的童年”时心里仍不免乐滋滋的。虽然托尔斯泰后来对贵族阶级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十九世纪末他甚至说：“我现在感到极大的痛苦，因为我想起了我过去过的卑鄙的生活，这些回忆使我于心不安，使我很难再这样生活下去。”毋庸讳言，托尔斯泰也说过自己的童年是“美好的”，那只不过是他和自己后来涉足贵族生活圈子后的“**生活”相比较而言，他对自己过去的贵族生活方式，应该说，还是持严厉批判态度的。

高尔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的童年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只是“野蛮的俄国生活中的种种劣迹”。因此，他写三部曲时的思想起点就比较高，他把自己对过去的回忆是当作劳苦大众在争取自由幸福生活的斗争时的切身体会和教训来写的；他想表明，他之所以反对沙皇统治，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及俄国的社会、经济、道德制度，完全是现实生活本身所提出的要求，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他来自社会底层，生活在他们中间，长期和人民同生活，共呼吸；这也正是劳动者一直视高尔基为自己人，一直喜爱他的根本原因所在。

高尔基生活和成长的年代，正是俄国思想活跃、群英荟萃的时代；各种思想家、理论家层出不穷，都在磨砺以须，为当时的俄国把脉、开药方，有甚嚣尘上的斯拉夫派理论和咄咄逼人的西欧派观点，也有边宣传边实践的民粹主义和已经在迅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1861年，沙皇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被迫宣布放弃农奴制，实行改革，名义上给农民以“自由”，实际上从他们身上搜刮了巨额的“赎金”，同时抢走了他们原先耕作的大批良田，使他们的生活愈加贫困。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迅速发展，资本家的压榨剥削，进一步激起了劳动者的反抗；农民起义，工人罢工，社会矛盾激化；沙皇政府加强了镇压。民粹派希望动员农民，对抗沙皇统治，发起“到民间去”的活动。随着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七十年代俄国就出现了一些“工人协会”；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国外组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劳动解放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生动描写了1888年大伙在秘密阅读普列汉诺夫1884年发表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的情形。

其实，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基本思路，也正在于表现作者的思想成长乃至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心灵历程。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高尔基在三部曲中要打破一般自传体作品的传统概念，不把人物描写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是在不同程度上着眼于俄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了。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应该说，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实际上，它不仅是作者二十岁前的生活传记，也是俄罗斯人民在一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生活纪实，其意义绝对非同寻常。

二

高尔基是1893年萌发写作自传三部曲的构思的，当时起的名字是《使我心灵蒙受创伤的事实和思绪》，但由于事情的耽误，也许是因为考虑得还不够成熟，写了几个片断便搁下了。十多年后，当高尔基重又构思这部作品的时候，物换星移，时过境迁，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1907年，高尔基去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时，又见到了列宁。两年未见，这次相遇双方分外高兴，无奈会议日程太紧，无暇坐下来长谈。列宁答应高尔基，等大会结束后，他一定去卡普里[185]看望他。列宁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们一起出海钓鱼，参观博物馆，两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高尔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父亲、外公、外婆，伏尔加河和自己的流浪生活……列宁兴致勃勃地听着，末了对高尔基说：“您应该把这些全写下来，老朋友，应该写！这一切都是非常有益的，非常有益……”高尔基回答说：“我一定写……总有一天会写的。”[186]

可是，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高尔基已经是欧洲著名的无产阶级作家了，二十年的文学实践与革命活动，特别是和列宁的交往和所受的影响，在三部曲的创作中都有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的反映。

《童年》是1913年创作的，于同年下半年和1914年初在《俄罗斯言论报》上发表。尽管它的宣传意味很重，但它还是非常真实地描绘了三四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深切著明，时代性很强。《童年》中有这样一段话：“一想到野蛮的俄国生活中这些令人感到压抑的种种劣迹，有时我会反问自己：这些事值得去谈吗？但每次我都满怀信心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因为这就是活生生的丑恶的现实，至今也还没有消亡。这种现实必须从根本上加以认识，以便把它从人们的记忆和心灵中，从我们整个痛苦与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除……尽管这种丑行令人反感，使我们倍感压抑，使许许多多心灵美好的人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但俄罗斯人的心灵毕竟还是健康和年轻的，他们正在消除，而且将来一定能够消除这种丑恶行径……一种光明的、健康的、富有创造性的力量，正在顺利地成长起来，人们善良的本性在增长，它唤起了我们恢复人类美好生活的永不泯灭的希望”。

这里谈到了旧俄国现实的两个方面：一是同什么进行斗争，而且要战胜它；二是在斗争中依靠什么。整个作品都建立在新旧两种事物的相互对比和矛盾冲突上。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国落后的旧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而代表新生力量的城市下层的小私有者还只是处在萌发阶段。但难能可贵的是，高尔基敏锐地看到了他们，并描写了他们跟旧势力艰苦的，但是大有希望的斗争。这也是高尔基不同于许多同时代作家的高明之处。

在高尔基童年的生活中，呈现在他面前的现实是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在父母身边的生活和在外公家的生活。后来，这种分裂的生活现实在高尔基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强烈，越互不相容；最典型的代表人物莫过于外公和外婆两个人了。

高尔基刚到外公家的时候就说：“无论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我走在他们中间是个局外人，不知为什么，甚至连外婆也失去了光彩，跟我疏远了。我特别不喜欢的是外公，从他身上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敌意，于是我格外地注意他，有一种畏惧的好奇心”（《童年》）。的确，是外公第一个鞭打小阿辽沙的，而且打后还说这都是为了他好，还说他自己挨过的打比他多多了，没有那些打骂就不会有他今天事业的成就。苦难的生活磨炼了他。三十年媳妇熬成婆；外公练就了一副六亲不认的铁石心肠；他认为人生在世，无时不在四面受敌，人与人只能以邻为壑，党同伐异，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朋友。这就是外公的人生哲学。但外婆在阿辽沙的眼中就不同了。他说：“我一想到外婆，一切苦恼与委屈都离我而去，化为乌有，一切都变得比较有趣、比较愉快了；人们也变得更加可亲、可爱了……”（《在人间》）

外公和外婆性格迥异，他们各自的上帝也大相径庭。在外婆心目中，上帝是大慈大悲、通情达理、宽以待人、和蔼可亲的，她视上帝为知已，有什么心事都向他倾诉。实际上，这个上帝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真诚老实，仁爱慈祥。高尔基将人民身上的一切优秀品德都体现在她身上了。而外公心目中的上帝就不同了，他凶狠残酷，心胸狭窄，有强烈的报复心，显然带有外公自身的一些特点。“外公跟我讲上帝的威力无所不在时，他总是，而且首先是强调这种威力的严酷性：比如有些人造了孽——后来被洪水淹死了，又有些人造了孽——后来活活被烧死了，他们的城市也被毁于一旦；还有，上帝常用饥荒和瘟疫来惩戒世人，他历来都是悬挂在大地上方的一把宝剑，是惩罚罪人的鞭子”（《童年》）。他认为，既然上帝都是这样，为了发财致富，刻毒残暴一点也就算不了什么了；他连对几十年患难与共的结发妻子都毫不讲情义，老了老了竟狠心将她一脚踢开。这种丧心病狂的自私和吝啬，完全是他作为小私有主的贪婪心理的真实写照。一旦遭到破产的厄运，他会变得六亲不认，因为他自己就有过这种受人盘剥与被看不起的惨痛经历。世道如此，理所当然，要怪只能怪上帝了。可上帝又错在哪里呢？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使然。但是宗教毕竟还是有它自己的作用。在童年高尔基的心目中，外婆与外公是善与恶的两个象征，小茨冈在内心素质上更接近于外婆，但他时时处处受制于外公，而这一点最后终于毁了他，被活活砸死在沉重的十字架下。

除外公一家人外，童年的高尔基还认识许多在外面过流浪生活的人，其中就有长期为外公卖命，最后因双目失明被踢出门外，只能沿街乞讨的格里戈里师傅；在幼小的高尔基看来，外面的日子比家里更加贫困和严酷。但是他们家房客“好事儿”却有些与众不同，家里人都视他为“异类”，认为他是个“怪人”，不喜欢他，担心他把高尔基带坏了，因此决心把他赶走。事实证明，他对高尔基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书中有一句话正说明了这一点：“您瞧，我形单影只，孤身一人，没有任何亲友！”（《童年》）“好事儿”的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年幼的高尔基，使他产生了共鸣。

阿辽沙·彼什科夫一踏进外公的家，就感到和他们格格不入，这种感觉与日俱增，最后忍无可忍，只能一走了之，去寻找另外的世界。

三

1916年，高尔基将《在人间》全文发表在《编年史》杂志上；故事从1878年末一直写到1884年，正是作者10到16岁青春年少的时候。但这时高尔基面对的却不是学习和憧憬，他必须想尽办法，自谋生路，应付命运的挑战。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不出去找活干，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使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他们，了解和体验他们的生活，所以，《人间》向我们揭示的不光是作者新的所见所闻，而且还告诉我们他这个涉世未深的小伙子的所思所想与切身感受。这个时段他所接触的人大致还是他外公家的人，但他已经能够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特性和共同之点了。首先是外公和几个舅舅，然后是他们家的亲戚，他们一个个都极端的自私，心胸狭隘，无事生非，互相没有一点亲情可言，成天像冤家对头一样，不停地吵闹打斗，不知情者还以为他们间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似的，其实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皆因为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太无聊了，好像不闹点纠纷，时间就没法儿打发。在高尔基的笔下，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是小市民生活的应有之义，他写道：“东家一家人生活在一个怪圈内，一天到晚成天就是做饭、吃饭、生病、睡觉，周而复始，没完没了；他们谈论罪恶和死亡，非常怕死；他们像磨盘上的谷粒，挤来滚去，随时都准备着被碾得粉碎”（《在人间》）。他们感觉到生活之无聊，而且也感到很不耐烦，但他们的“反抗”充其量也只是小市民式的，闹点家庭纠纷，宣泄一下而已。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就是一切。外面的世界，包括他们的亲戚朋友，和他们都格格不入。高尔基写道：“要是有一位圣者来到这里——东家一家人也会想方设法地教训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他；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因为他们闲得发慌，寂寞难耐。如果他们不对别人指手划脚，大喊大叫，讽刺挖苦，那么他们便不再会说话，变成哑巴，自己连自己都看不见了。为了体现自身的存在，不管怎么着，必须得对别人有一个态度。东家一家人对身边的人，除了教训与指责，不会有别的态度；如果你按照他们的样子去生活、思考和感觉，那他们同样会说得你一无是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在人间》）。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尔虞我诈，算计别人，编造流言，散布不和，“我知道，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由于寂寞难耐，但这并不能使我感到好受一些。为编造这些污言秽语，他们像猪一样在垃圾堆里乱拱一气，同时心满意足地哼哼着，把他们认为与已无关的、不理解的、滑稽可笑的美的东西使劲抹黑，将其弄得污秽不堪”（《在人间》）。再不就是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从不在自己身上找找自己生活边缘化的真正原因——自私、懦弱，缺乏自尊。他们只关心自己鼻子尖下的一点利益，认为那就是自己生活的最高理想，因而他们的生活无疑于原地踏步，日复一日，总是老样子。“我记得，生活毕竟是变得越来越乏味和严酷了；正如我天天所看到的，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各种关系，永远都是不可动摇、一成不变的。除了眼前每天不可避免要出现的一切，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什么改善”（《在人间》）。

阿辽沙讨厌这种生活，而且千方百计地加以反抗，但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力量有限，方法也不多；只觉得老板家的规矩“十分可恶”，能够“破一破才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而这时俄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超过民粹派的思想，《在人间》描写的正是1879—1884年这五年时间。这期间高尔基对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能够找到的书籍，《在人间》里有大量篇幅都是描写读书的感受的。作者想从书中寻找对生活的答案。但是，他没有找到，许多问题仍不甚了了。“好事儿”虽好，但他孤军奋战，与别人格格不入，必然成不了大器，导致失败。高尔基写道：“书向我展示一种不同的生活——一种充满强烈情感和欲望的生活，它能激发人们去建立功勋，也能驱使他们去作奸犯科。我发现，我周围的那些人们——他们既没有能力去建立功勋，也没有能力去作奸犯科；他们袖手一旁，他们的生活和书中所描写的生活保持着距离，而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生活的志趣究竟何在？我不愿过这样的日子……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不愿意……”（《在人间》）阿辽沙找不到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不过书毕竟还是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和鼓励，特别是俄国作家的书；他说：“我已经读过阿克萨科夫的《家庭纪事》和杰出的俄罗斯叙事诗《林中》，读过不同凡响的《猎人笔记》以及格列比奥恩卡和索洛古勃的几本书，还有韦涅维季诺夫、奥陀耶夫斯基和丘特切夫的诗歌。这些作品洗涤了我的心灵，驱散了贫苦现实笼罩在我心头的阴影；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好书，也懂得了它们对我的必要性。这些书在我心中牢牢树立起一种坚定的信念：我在世界上并不孤单，因此我是不会完蛋的！”（《在人间》）他在圣像作坊里仿佛看到了他想寻找的人，因为他们既有自己的信念，也有自己的行事原则，“我读过的书教导我要尊重那些为达到自己目标而顽强奋斗的人们，要珍视那种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人间》）。但是他错了，错就错在他只是根据书上的抽象概念来判断他们。而现实生活表明，这些人的信仰和原则早已陈旧过时，他把他们当作自己追求“不同生活”道路上的知音，完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因为“他们靠着对昔日的回忆和自己对痛苦与压迫的病态的挚爱，抱残守缺，死死固守在已经僵化了的真理的墓地旁边，但是，如果有人夺去他们历经苦难的可能，他们会感到非常空虚，他们会像风和日丽的浮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人间》）。不过要真的明白这一点，还需要现实生活的实践和磨练，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检验，而且读的书是否有益，还要看它们是不是言之有理，是否符合俄国的国情。这并不是说读书无用，相反，它能够发人深思，开阔视野，帮助你探讨生活的意义，反对不合理的生活秩序。轮船上的厨师斯穆雷就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他总想从书中寻求人生的答案。他对高尔基的影响很大，养成了后者毕生酷爱读书的习惯。但高尔基和他不同，高尔基注意到了书和现实的联系；他发现当时有人酷爱读书，而有的人根本不感兴趣，甚至一看见书，就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这使高尔基明白了书的巨大威力，不然神父怎么一再盘问他读过禁书没有呢；他很想知道究竟什么是禁书，最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是莱蒙托夫的长诗《恶魔》。这说明，一切对现存制度表示不满的书都是禁书。现实生活告诉高尔基，社会中有两种人，一种人崇尚美好，向往未来；另一种人则饱食终日，安于现状，生怕有人打乱他们舒适安逸的日子，他认为好书是争取美好未来的强大思想武器。人们一旦接受它，就会将它付诸实施，变为物质力量。他发现身边许多人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感到不满都是一致的。比如，圣像作坊里的工人，他们确实对现实不满，也向往美好的未来，但是他们不知道何时以及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这美好的一天。他们不明白“未来”就是“当前”的发展，因而对当下现实很少关心。“对于他们来说，彼尔姆就在西伯利亚；他们不相信西伯利亚是在乌拉尔以东”（《在人间》）。

在高尔基的思想成长过程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如何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关系，因为高尔基从小就崇尚理想，外婆给他讲过的故事，以及他后来遇到的诸如“好事儿”和玛尔戈王后等，他们身上那种卓尔不群的风范气质，都使他感到肃然起敬，心驰神往，但实际又如何呢？不过想想而已，说到底，是一种自我蒙骗。阿辽沙觉得彼尔姆轮船上那个司炉工雅科夫虽然没有“好事儿”那么优秀，但他讲的故事却使阿辽沙想起了善良的外婆。雅科夫究竟好在什么地方，不好在什么地方？好的地方是他富有个性，见多识广，爱劳动，不贪婪，心地善良，有自信心；不好的地方是他对人对事特别冷漠，一切都无所谓。书中是这样描写的：“他讲了很多故事，我认真仔细地听，都好好地记住，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是令人高兴的故事。他讲的比书里写的显得更平静——在书中，我常能感受到作家的情感，他的愤怒、喜悦、忧伤和嘲讽。司炉师傅则不然，他不嘲笑，不谴责，对什么都不生气，也不流露出明显的高兴；他说话时就像一个面对法官的无动于衷的证人，就像一个对被告、原告、法官一样漠不关心的陌生人……这种冷漠的态度使我越来越感到反感，激起了我对雅科夫的愤懑之情”（《在人间》）。

高尔基对圣像作坊的工人师傅们也很不满意，说他们“想过好日子的愿望，不起任何作用，作坊里的生活，画工师傅相互之间的关系，毫无改变，依然故我”（《在人间》）。对于这些工人，《在人间》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却喜欢听那些吓人的童话和情节曲折的故事；就连那些上了岁数的人，也觉得编的故事比真人真事听起来还过瘾；我看得很清楚，故事越离奇，越不可思议，幻想、虚构成分越多，人们就越爱听。一般说来，他们对现实的生活不感兴趣，大家都在幻想未来，不愿正视眼前的贫困和丑恶现象”（《在人间》）。甚至对外婆的看法和以前也不同了，说她“在谈到灵魂——爱情、美丽、喜悦的秘密所在——时，总是非常小心谨慎……雅科夫·舒莫夫谈起灵魂时也跟外婆一样，非常小心谨慎，三言两语，而且不太愿意谈”（《在人间》）。他对外婆那种逆来顺受、只知道忍耐的态度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每次见到外婆，我从思想上对她的心灵越来越感到钦佩，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她的美好的心灵被各种童话故事所遮住了，她无法看到、也不能理解严酷现实的诸多现象和我的种种忧患，她根本不理解我的激动和不安”（《在人间》）。

这时（八十年代初），高尔基的思想带有某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比只知道抽象向往过好日子的落后群众的思想要高出一头，另外一方面，他自己的认识也还不甚了了。但是他从小就善于观察生活，能够明辨是非，分得出善恶与好坏。这也是他和那些看不到一点光明的愚昧群众的不同之处，但这点区别还不足以克服他在思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历史和社会障碍。他认为，“只有一个人的忍耐，其对外部环境力量的逆来顺受，才是对他的最严重的摧残”（《在人间》）。

这种矛盾的心理正是反映了年轻高尔基所处时代的矛盾。当时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正在形成之中；俄国社会思想界，通过“劳动解放社”1，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提高，但缺憾是尚未和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是列宁后来完成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伟大使命。不过这已经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了，比《在人间》足足迟了十年。

高尔基的思想在发展，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他必须做出回答，但是他一时还做不到。他苦恼，徬徨。他觉得：“我身上其实有两个人：一个，由于知道的污七八糟的事情太多，因此变得有些胆小怕事，畏首畏尾；生活中一些可怕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受到很大的压抑，他对生活、对人们的态度开始失去信任，变得疑虑重重；对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都持一种无可奈何的同情态度。这个人向往过一种宁静、孤独的生活，终日与书为伴，离群索居，一心只想着修道院、护林人和铁路上的小岗亭，惦记着波斯和城郊某个地方守夜人的职位。但愿身边的人能够少一些，离他们远一些……

“另一个则深受圣贤之书的高尚精神的熏陶，但眼见生活中种种可怕力量的嚣张气焰，深知这种力量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拧下他的脑袋，用肮脏的脚掌践踏他的心灵，于是，他咬紧牙关，攥紧拳头，聚精会神地进行自我防卫，生怕受到伤害，随时准备应对各种争吵与打斗。此人敢爱敢恨，富于同情心，就像法国小说里描写的勇敢的主人公那样，话不投机，便拔刀相向，摆出战斗的架势”（《在人间》）。高尔基心情阴郁，怅然若失，但又不想就此“完蛋”；他要去喀山上大学，想靠知识和科学来摆脱困境。他相信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力量。高尔基在《在人间》的最后一章里写道：“这时，我真想对整个大地，对我自己，狠狠地踹上一脚，使人世间的万物——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欢乐的旋风、人们节日舞蹈的带动下，快速旋转起来；他们彼此相爱，同时也爱这种为另一种生活已经开始了的美好、蓬勃、诚信的生活……”

“我在想：

“‘必须得干点什么，不然我就完了……’”（《在人间》）。

这些话带有浓重的宣传鼓动意味，不难想象，它们在十月革命前的1916年听起来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