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挂电话。我已经把我知道的情况全告诉警察了,我不喜欢被别人盘问。然而找我比找钱斯容易无数倍,假如我挂断德金的电话,他只要一眨眼的工夫就能把我抓进去。
我说:“星期五晚上我见过他。达吉南小姐请我为她调停。”
“怎么个调停法?”
“传话告诉他说她想脱钩。她很害怕,不敢自己去说。”
“所以你替她传了话。”
“没错。”
“斯卡德,你难道也是拉皮条的?她从他手下换到你那儿去了?”
我一下子攥紧了听筒。我说:“不,德金,我不是混那一行的。怎么?你老妈在找新路子吗?”
“你说——”
“没别的意思,就是你他妈说话当心点。我都把整个案子装在盘子里端给你了,我根本没必要打给你的。”
他没说什么。
我说:“金·达吉南是我朋友的朋友。要是你想知道我是谁,有个姓古奇克的警察和我很熟。他还在北中城分局吗?”
“你是古奇克的朋友。”
“我们向来互相看不顺眼,但他会告诉你我是正派人。我告诉钱斯说她想退出,钱斯说他没意见。第二天钱斯去找她,对她说了相同的话,然后昨天夜里有人杀了她。你们推测的死亡时间还是午夜前后吧?”
“对,但仅仅是估计,尸体过了十二个小时才被发现。至于尸体的情况,怎么说呢,法医多半只想快点检查完,然后去忙别的。”
“情况很糟糕。”
“我非常同情那位可怜的小个子清洁女工。厄瓜多尔人,我觉得她是非法移民,几乎一个英语词都不会说,好死不死一开门看见这个。”他哼了一声,“你愿意看一眼尸体,帮我们确定身份吗?你看见的东西会永远刻在你脑子里。”
“身份还没确定吗?”
“哦,不,”他说,“我们有指纹。她几年前在长岛市被捕过。蓄意游**,拘留十五天。后来就再也没有被抓过了。”
“后来她去妓院做了,”我说,“然后钱斯安排她住进三十八街的一套公寓。”
“真正的纽约奥德赛。斯卡德,你还有什么线索?对了,要是我想找你,该怎么联系你?”
我没有其他线索了。我给了他我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们又寒暄了几句,我放下听筒,但电话立刻就响了。一毛钱只能打三分钟,我超时欠费四毛五。我去吧台又破开一块钱,把硬币塞进投币口,然后回到吧台前,又要了一杯酒。早年时光,纯的,另给我一杯水。
这次的味道就好多了。烈酒下肚,我感到体内的齿轮渐渐松开。
参加戒酒会活动时,他们总说让你喝醉的就是第一杯酒。你喝下第一杯后,它会引发某种难以抗拒的强迫性冲动,你身不由己地喝下第二杯、第三杯,最终喝得酩酊大醉。嗯,也许我确实没有酒精成瘾,因为事情并没有那么发生。我喝了两杯,感觉比喝酒前好了一万倍,而且我没有产生任何继续喝下去的欲望。
但我还是给了自己一个机会。我在吧台前站了几分钟,考虑要不要喝第三杯。
不,不,我真的不想再喝。我满足于我此刻的感受。
我把一块钱放在吧台上,收起剩下的零钱,打道回府。路上我经过了阿姆斯特朗酒馆,完全不想进去坐坐。我没有感觉到想坐下喝一杯的冲动。
明早的《新闻报》肯定已经出刊了,要不要走到路口去买一份呢?
不,去他妈的吧。
我在前厅停了一下,没有留言。当班的是雅克布,可待因[2]喝得他有点晕乎乎的,他在填填字游戏的方格。
我说:“哎,雅克布,我想谢谢你那天晚上帮我的忙,就是你帮我打的那个电话。”
“哦,好的。”他说。
“不,我说真的,”我说,“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上楼,准备睡觉。我很累,觉得喘不上气。有那么一会儿,就在我坠入梦乡前,我再次感受到了那种古怪的失落感。但我到底失去了什么呢?
我心想,七天。你清醒了七天和第八天的一大半,现在你失去了它们。它们一去不回。
[1] 达维·戈德曼:David和Goldman是常见的犹太名字和姓。
[2] 可待因:部分咳嗽糖浆的有效成分,有成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