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尊重他的节制吗?”
“我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嗯,你是否——”
“今天晚上我对他说报纸上的消息让我难过。街头犯罪,人们对彼此做的坏事。简,这些东西在影响我。”
“我知道。”
“他对我说你别读报就是了。你笑什么?”
“这么说也太机械了。”
“人们一开口就说该死的无聊话。‘我丢了工作,我母亲得癌症快死了,我要做手术切除鼻子,但我今天没喝酒,所以我是胜利者。’”
“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对吧?”
“有时候。你笑什么?”
“‘我要做手术切除鼻子。’切除鼻子?”
“别笑,”我说,“这种问题很严肃的。”
没过多久,她开始说她所在的互助小组的一名成员,他儿子死于交通肇事逃逸。这位老兄去参加戒酒会活动,讲述人生故事,从团体中汲取力量,事情似乎从头到尾都变成了某种灵性体验。他保持清醒,他的节制赋予他力量,让他能够应付如此变故,在体验悲痛的同时安慰家庭的其他成员。
我不知道一个人能够体验悲痛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想象,几年前我打出一颗流弹,反弹后害死了六岁的小女孩爱斯特丽塔·里维埃拉,事后若是我能滴酒不沾,现在的情况会怎么样。我用波本威士忌淹没因此而来的情绪,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个非常好的主意。
也许并不是。也许根本不存在捷径和便道。有些事情也许你必须咬牙熬过去。
我说:“你在纽约从不担心被车撞倒,但这种事在这儿一样会发生。警察抓住逃逸的司机了吗?”
“没有。”
“他多半喝醉了。通常都是。”
“也许他喝断片儿了。也许他第二天清醒过来,到现在也不知道发生过什么。”
“我的天,”我说,想到那天晚上的发言者,捅死情人的那位同性恋,“翡翠城有八百万个故事,也有八百万种死法。”
“**都市。”
“我说什么了?”
“你说翡翠城。”
“是吗?我这是说到哪儿去了?”
“《绿野仙踪》。不记得了?堪萨斯的多萝西和托托?朱迪·嘉兰唱《跨越彩虹》?”
“当然记得。”
“‘沿着黄砖路走。’它通往翡翠城,伟大的魔法师就住在那儿。”
“我记得。稻草人、铁皮人、胆小的狮子,整个儿都记得。但翡翠是我从哪儿摸出来的?”
“你酒精成瘾,”她推测道,“你损失了不少脑细胞,就是这样。”
我点点头。“肯定是。”我说。
我们去睡觉时,天色已经转亮。我睡在沙发上,裹着两条多余的毯子。刚开始我以为我睡不着,但疲惫像滔天巨浪似的扑向我。我放弃抵抗,让它带我去它想去的任何地方。
我不知道它带我去了哪儿,但我睡得像个死人。就算做了梦,我对梦境也一无所知。煮咖啡和煎培根的香味唤醒了我,我冲澡,用她留给我的一次性剃刀刮脸,穿上衣服,和她一起坐在厨房里的松木餐桌前。我喝橙汁和咖啡,吃炒蛋、培根、全麦松饼和桃子干,我不记得上次我这么胃口大开是什么时候了。
她告诉我,她家往东几个街区有个星期天下午的互助会活动。那是她定期去参加的聚会之一。我愿不愿意和她一起去?
“我有工作要做。”我说。
“星期天?”
“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