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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接下来做什么？”

“不知道，”我说，“假如杀死金的是个随机挑选受害者的变态狂，那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是我能比警察做得更好的。但另一方面，有人不想让我查这个案子，一个酒店前台被恐吓得离开了纽约，再加上一枚失踪的戒指。”

“也许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

“桑妮的遗书里好像说到戒指把什么人的手指染成了绿色？也许那是个便宜货，染绿了金的手指，她随手就扔掉了。”

“我不认为桑妮是这个意思。”

“那她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深吸一口气，“我想把小饼干布鲁和金·达吉南联系在一起，”我说，“我希望能做到这个。假如我能成功，应该就能找到杀死她们两个人的凶手了。”

“也许吧。你明天去参加桑妮的追悼会吗？”

“我会去的。”

“那就到时候见吧，结束后咱们可以谈一谈。”

“好。”

“是啊，”他说，“金和小饼干，她们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金不是也站过一段时间的街吗？她在长岛市当街拉客被抓过一次，对吧？”

“几年前了。”

“她有过一个叫达菲的皮条客，对吧？小饼干有皮条客吗？”

“可能有，有些站街女有。但据我所知，大多数没有。也许我可以打听一下。”

“最好打听一下。”

“我几个月没见过达菲了，好像听说他死了。我也可以打听一下，但我很难想象，金这样的姑娘和一个长岛来的犹太皇后能有什么共同之处。”

一个犹太皇后和一个奶品皇后，我心想，随即想到唐娜。

“也许她们是姐妹。”我说。

“姐妹？”

“骨子里。”

我想吃早饭，但等我走到街上，首先买的却是一份报纸，我立刻发现这东西不太适合配培根和煎蛋吃。《酒店开膛手出现第二名受害者》，头版头条欢快地宣布道。底下用黑体大字印着，变性妓女在皇后区被大卸八块。

我叠起报纸，夹在胳膊底下。我不知道我该先干什么，读报还是吃东西，但我的脚替我做出决定——两条路都不是首要选择。我走了两个街区，才意识到我在去西六十三街的青年会的路上，等我走到那儿，刚好能赶上十二点半的那场聚会。

去他妈的，我心想。他们的咖啡和其他地方的一样好。

一小时后我离开青年会，在百老汇大街路口的一家希腊小馆子吃早饭。我边吃东西边读报。这会儿用报纸配早饭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了。

报道里没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文章称受害者住在东村，而我不知为何觉得她住在河对岸的皇后区。加菲因提到过花卉公园，那儿就在城界外的拿骚县，是她的故乡。《邮报》称她父母几年前死于空难。马克萨拉小饼干唯一在世的亲属是兄长艾德里安·布劳施泰因，他是一名珠宝批发商，家住皇后区的森林山，办公室开在西四十七街上。他目前不在国内，尚未得知他弟弟的死讯。

他弟弟的死讯？还是他妹妹的？一名亲属会如何描述变性的亲人？一位备受尊重的商人会如何看待变成妹妹的弟弟，而这个妹妹又在陌生人的车里满足嫖客的性欲？小饼干布鲁的死亡对艾德里安·布劳施泰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的死亡都在减损我，因为我和全人类息息相关。每个男人的死亡，每个女人的死亡，两者之间的任何死亡。但死亡减损了我吗？我真的和他们息息相关吗？

我还能感觉到点三二的扳机在我手指底下颤抖。

我又要了一杯咖啡，开始看另一篇报道，说一名年轻士兵休假回家，在布朗克斯的一片空地上和一伙人打棒球。一把枪不小心滑出一名观众的口袋，掉在地上走火，流弹打中年轻士兵，他当场身亡。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坐在那儿边看边摇头。

又是一种死法。我的天，死法还真有八百万种，你说对不对？

晚上八点四十，苏活区王子街，我走进一所教堂的地下室。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找座位的时候，我扫视房间，看简在不在。她在右手边靠近前排的地方。我坐在后排，靠近咖啡壶。

说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酗酒十年，最后三年在包厘街度过，靠乞讨和擦车窗搞点小钱买酒喝。“哪怕在包厘街，”她说，“也有人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有些男人总是随身携带剃刀和肥皂，我却直接落向了另一头，成了不刮脸不洗澡不换衣服的那种人。我的脑袋里有个微弱的声音在说：‘丽塔，你就应该待在这种地方。’”

休息时间，简走向咖啡壶，我和她打招呼。她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我刚好在附近，”我解释道，“也刚好到了聚会时间，我就觉得说不定会在这儿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