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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所以你只是在照顾TJ。”

“照顾？按照你的说法，我是派他去送死。不，我不是在照顾他。查目录或哄骗接线员能告诉我投币电话的号码，但无法告诉我电话上有没有标号码。我想知道的是这个。”

“哦，”她说。过了几分钟，她又说：“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你为什么想知道投币电话上有没有标号码？有区别吗？”

“我不知道有没有区别，但绑匪知道该怎么打给那两个电话亭。假如号码是标出来的，那就没什么不正常的了。但要是没有标，那他们就通过某种方法查到了号码。”

“不是哄骗接线员就是查过目录。”

“而这意味着他们知道怎么哄骗接线员，或者知道去哪儿查投币电话的目录。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许没什么意义。我想掌握这个情况，也许是因为关于电话，我能查到的只有这么多。”

“什么意思？”

“有一点一直在困扰我，”我说，“不是我派TJ去查的事情，无论有没有他帮忙，其实都很容易查到。但昨天夜里我睡不着，忽然想到绑匪只通过电话联系。他们只留下了这一丁点儿痕迹。绑架本身干净利落得就像吹了声口哨。尽管有几个人见到了绑架过程，之前那个老师在牙买加大道被绑走的时候，目击者更多，但他们没有留下任何能让你用来查证的线索。然而他们确实打过电话。他们打了四五个电话到库利在湾脊区的家里。”

“没有办法查到电话来源吗？通话结束后就不能查了？”

“应该有的，”我说，“昨天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找几个电话公司的工作人员聊了聊。我知道了很多关于电话的运作知识。你打的每一通电话都有记录。”

“包括本地电话？”

“嗯。所以电话公司才知道你在每一个计费周期内使用了多少个报文单位。电话不像煤气表，后者只需要记录走了几个数字就行。每一通电话都会留下一笔记录，然后算在你的账户上。”

“数据会保留多久？”

“六十天。”

“所以你能搞到清单——”

“从一个特定号码打出的所有通话，电话公司是这么存储数据的。比方说我是凯南·库利。我打电话给电话公司，说我想知道我在某一天从本机打过多少个电话，他们就可以给我一份打印件，上面有我打的所有电话的日期、时间和时长。”

“但你要的不是这个。”

“对，不是。我想要的是打给库利的电话清单，但电话公司的数据不是这么存储的，因为这么做没有意义。他们的技术能让你在接电话前就知道打给你的是哪个号码。他们可以在你的电话上装个液晶屏的小玩意儿，显示来电号码，这样你就能决定接不接了。”

“但这东西还没上市吧？”

“是的，在纽约还没有，而且有争议。一方面它能减少骚扰电话，让大多数电话变态狂失业，但另一方面，警方担心它会让很多人不再打匿名电话报告线索，因为忽然间电话不再匿名了。”

“既然已经有这种装置了，假如库利在他的电话上安装一个——”

“那我们就会知道绑匪打电话用的号码了。他们很可能用的是投币电话，因为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得相当专业，但我们至少会知道是哪几部投币电话。”

“重要吗？”

“我不知道，”我承认道，“我不知道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但讨论这个也没意义，因为我不可能查到。在我看来，既然所有通话记录都被保存在电话公司的电脑里，那就肯定有办法根据呼出号码排序，但和我谈过的人都说做不到。数据不是那么存储的，因此他们没法那么查询。”

“我对电话的运作知识一窍不通。”

“我也是，害得我很头疼。我很想和他们讨论，但他们说的话我有一半都听不懂。”

“我明白你的意思，”她说，“咱们看橄榄球比赛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感觉。”

我在她家过了夜。第二天上午，她去健身房的时候，我花了她很多个报文单位。我打给好几个警察，撒了很多谎。

大多数时候，我声称自己是记者，正在为一份真实罪案杂志做绑架犯罪的综合报道。大多数警察不是不想和我说话就是没空陪我聊天，也有不少人乐于合作，但想谈的不是陈年旧案就是蠢得出奇的罪犯或办案手法特别高明的警察。而我想知道的是——唉，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其实并不知道我到底想知道什么。我是在钓鱼。

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也许能钓到一条活生生的大鱼：被绑架但死里逃生的受害者。不难想象，绑匪的罪行是一路升级到杀人的，他们此前还曾经合谋或单独做过案，而受害者最终被释放。同样有可能的是，受害者以某种方式逃脱了。然而，推测存在这么一个女人和找到她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我伪装成一名自由撰稿的罪案记者，然而这对于我搜寻一名死里逃生的证人没什么用处。执法系统相当擅长保护强奸案的受害者——至少在出庭做证前都没问题。受害者一旦上了庭，被告的辩护律师会当着上帝和所有人的面重新侵犯她们。但没人会在电话上泄露强奸案受害者的名字。

于是我把目标转向性犯罪调查科。我变回了私家侦探马修·斯卡德，受雇于一位电影制片人，他正在制作一部与绑架和强奸有关的周末档电视电影。女主角的扮演者（目前我无权透露她的身份）想要深入钻研这个角色，希望能和曾经遭受过如此磨难的女性面对面交流。简而言之，她想在不需要亲身经历一遍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为她提供帮助的女性将会作为技术顾问得到一份报酬，假如愿意的话，她的名字可以被列入片尾的致谢名单。

当然了，对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不需要直接给我，我也绝对不会去主动联络对方。我的想法是，某个办案人员——最好是个做受害者心理辅导的女人——能帮忙联系一下她认为有可能答应的受害者。我解释道，在电影设置的情境中，女主角会被一对施虐狂强奸犯绑架，挟持她进入一辆货车，残酷虐待她，用可怖的肉体伤害威胁她，特别是威胁要把她弄残废。显而易见，假如有哪个受害者的遭遇与这个虚构的故事类似，那就是我们最理想的人选了。假如这样的女性愿意帮我们一把，借此机会为有可能遭遇如此不幸的其他女性尽一份力，或者为有过如此经历的人提供一个宣泄甚至疗愈的机会，指导一位好莱坞女明星扮演这个有可能成为经典的角色——

这套故事的效果好得出奇。即便在纽约，一个你随时都会碰到电影剧组在街头拍摄外景镜头的地方，仅仅提到电影业，依然足以勾起人们的兴趣。“要是有人感兴趣，让她打个电话给我。”我最后总结道，并留下我的名字和号码，“她们不需要向我透露姓名。她们愿意的话，可以全程匿名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