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卡兰德?”
我点点头。
“我也不认为。我没杀过人。有一两次我愤怒得能杀人,但很快就过去了。”
“是啊。”
“他就好像不存在,明白我的意思吗?完全无足轻重。而我心想,我难道要杀这么一只虫子?但我知道我必须做点儿什么,于是我决定了我必须这么做。”
“怎么做?”
“让他说话,”他说,“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很简单,不超过三个字,但我不停地问,终于撬开了他的嘴。他告诉我他们怎么折磨尤里的孩子。”
“唉。”
“他们怎么折磨她,她多么害怕,等等等等。他一旦打开话匣子,就真的停不下来了。就好像这样能让他重新体验一遍。你看,这种事不像打猎,你打死一头鹿,可以把脑袋做成标本挂在客厅墙上。他折磨完一个女人,留给他的,除了记忆什么都没有,因此能得到机会把记忆拿出来掸掸灰尘,欣赏它的美丽,他实在是太乐意了。”
“他提到了你妻子吗?”
“当然提到了。他很高兴他能对我说他们是怎么对待她的。和把她切成肉块还给我一样过瘾,顺便再羞辱我一次。我想叫他闭嘴,我不想听这些,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说,她已经不在了,哥们儿,我亲手把她塞进该死的焚化炉。她再也不会受到伤害了。所以我让他说,爱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我就能做我必须做的事情了。”
“然后你杀了他?”
“没有。”
我望向他。
“我从没杀过人,我不是做凶手的那块料。我看着他,心想,不,该死的,我才不会杀了你呢。”
“然后?”
“我怎么能杀人呢?我本来要当医生的。我告诉过你,对吧?”
“你父亲的愿望。”
“我本来要当医生。彼得本来要当建筑师,因为他喜欢幻想,但我脚踏实地,因此我该当医生。‘全世界最美好的事情,’他对我说,‘就是你在世上做好事,过体面的生活。’他甚至决定了我应该当个什么医生。‘外科医生,’他对我说,‘挣钱最多的就是他们。他们是最拔尖的精英,所以去当外科医生吧。’”他沉吟良久。“愿望实现了,”他说,“今晚我当上了外科医生。我做了一场手术。”
外面开始下雨,但并不大,我没有打开雨刷器。
“我带他下楼,”凯南说,“地下室,和他的朋友团聚,TJ说得对,底下臭得厉害。我猜那种死法会让人失禁。我以为我会反胃,但我没有,我猜我已经习惯了。
“我没有麻醉药,不过无所谓,因为他很快就昏过去了。我用了他的匕首,那是一把大折刀,刀刃足有六英寸长,工作台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要什么有什么。”
“凯南,你不需要告诉我的。”
“不,”他说,“你错了,我必须告诉你才行。要是你不想听,那是另一码事,但我非要说出来不可。”
“好吧。”
等他说完,我踩住刹车,开到路边停下。他打开车门,对着下水道呕吐。我找出手帕递给他,他把嘴擦干净,把手帕扔在街上。“对不起,”他说,关上车门,“我以为我已经吐完了,以为胃里没东西了。”
“凯南,你还好吧?”
“嗯,我认为我挺好,我自己觉得。知道吗,我说我没杀他,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走的时候他还活着,但现在有可能已经死了。就算没死,他还剩下什么?我对他做的事情,那叫屠宰。我为什么不干脆给他脑袋来上一枪?砰的一声就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没有呢?”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想的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把她变成那样子还给我,现在我也要把他变成那样子。这也许是一部分原因。我也不确定。”他耸耸肩,“已经结束了。不管他已经死了还是能活下来,反正结束了。”
我在我住的旅馆门口停车,我们一起下车,尴尬地站在路边。他指了指飞行包,问我要不要拿点儿钱。我说他的预付款买我付出的时间绰绰有余了。他问我确定吗?我说,对,我确定。
“好吧,”他说,“你说确定就好。改天打个电话给我,咱们一起吃顿饭。没问题吧?”
“当然。”
“自己多保重,”他说,“好好睡一觉吧。”
[1]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1906—1962),德国纳粹高官,后被压往以色列接受公审处决。——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