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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第4页）

谴责商业主义未免显得陈腔滥调。（但我喜欢1947年的电影《34街奇缘》里的一段台词，年轻的阿尔文·格林曼饰演的微胖清洁工阿尔弗雷德对埃德蒙·格温扮演的正牌圣诞老人说：“没错，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糟糕的‘主义’，但其中最糟糕的是商业主义。赚钱，赚钱。哪怕你走到布鲁克林也一样——没人在乎什么圣诞精神，大家满脑子都想着赚钱、赚钱。”）

那是1947年。要是阿尔弗雷德——和圣诞老人——有幸目睹21世纪的“商业主义”，他们恐怕会惊掉满嘴假牙。

我在公立学校任教的十八年里（以及后来），尼尔·波兹曼一直是我在重大教育问题上的精神导师。他是一位作家，也是媒体和文化批评家，更是不知疲倦的人道主义者。虽然波兹曼已于2003年逝世，但对于技术和文化变革对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孩子——造成的影响，他的看法依然鞭辟入里。1971年，我正在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准备当一名老师，波兹曼出版了一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作为颠覆活动的教学》，不理解他的人觉得他是个60年代的激进分子。几年后的1979年，波兹曼在后60年代的喧嚣中撰写了《作为保护活动的教学》，这一次，在不理解他的人眼里，他又成了里根式的保守派。

尼尔·波兹曼本人比这些误贴的标签深刻得多。他理解了安德烈·纪德那句被人遗忘的宣言——“真正的教育只可能来自那些和你格格不入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波兹曼理解了——并对此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阐释——成年人（和孩子）心目中的“童年”实际上是一个晚至18世纪末才诞生的空间、地点和概念，而且到了20世纪末期，所谓的童年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作为一个画家兼美术爱好者，我相当理解波兹曼提出的前面半句话——数百年来，油画和肖像作品中的儿童形象比例都严重失真，至少在19世纪以前，情况一直如此。18世纪中叶以前，美术作品里的儿童看起来全都像是缩微版的成人，头和躯干的比例完全不对，这不仅仅是出于原始主义的绘画风格，也因为作画者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简单地认为，儿童就是小型的成人，他们的画笔忠实地体现了主人的意志。）

但这道保护墙已被推倒。（事实上，要我来说的话，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我目睹的童年的终结就像是直接拆掉了父母的卧室房门。包括父母在内的成年人所思所想、所说所做、所争执所担忧的一切都完完整整地暴露在孩子面前，就连**也不例外。）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为所有的技术和文化变革欢呼雀跃，但对于这场变革，我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一想。

虽然几乎所有人（包括父母）都预见到了这场变革，但它仍摧毁了戴尔、劳伦斯（别叫我拉里）、麦克、凯文、哈伦、科迪、唐娜·卢和1960年榆树港镇那么多孩子无比珍视的童年王国。波兹曼在文章中指出，十八九世纪的童年拥有独立的、受保护的超然地位，但这场变革动摇了它的根基。

“当然，我认为‘信息革命’使得我们无法在孩子面前保守任何秘密，无论是性、政治、社会、历史还是医学。也就是说，要维持生命中那段名为童年的时间，我们必须有所保留，至少是一部分，不能将成人世界的全部内容暴露在孩子面前。”（波兹曼，《建造一座通往18世纪的桥梁：过去如何改善未来》，P124。）

失去了隔离的秘密和沉默，保护童年的藩篱不复存在，孩子们只能直面成人世界里最残酷的方方面面。

榆树港的孩子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超自然的恐怖敌人——老中心学校钟楼里那口有自我意志的邪恶的波吉亚钟，死而复生纠缠、攻击姆姆的步兵，还有那辆说不清道不明的收尸车——但他们从未认真考虑过向父母或者其他成年人求助（唯一的例外就是麦克找来了那位年轻的神父，但结果证明，这个主意十分糟糕）。

原因十分简单：那时候孩子和成人的生活泾渭分明。在《诡异之夏》的故事里，每个儿童角色都不得不面对成人世界里某个糟糕的方面——**裸的性、同龄朋友的死亡、暴力、孤独、酗酒——但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榆树港的孩子们总是从彼此身上汲取力量，在童年专属的小天地、秘密和缄默中寻找勇气。

今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成了广告和商业活动的目标。中产阶级的孩子开始对李维斯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穿设计师品牌的牛仔裤；没有牌子的T恤（和曾经深受喜爱的童子军制服）也惨遭抛弃，孩子们衣服上的品牌标志一个比一个醒目，他们宁可花钱去充当某些公司的广告牌。太多男孩渴望穿上五花八门的运动鞋——篮球鞋、综合训练鞋、网球鞋、跑鞋——每双至少价值60美元，而在1960年，男孩们不管做什么运动都穿着同一双帆布鞋或者高帮鞋。女孩们将“美国女孩”洋娃娃列入自己的圣诞节愿望清单——这样的娃娃一个就要卖100多美元。

一般来说，麦克、凯文、劳伦斯、杜安、科迪、唐娜·卢、戴尔、哈伦和1960年榆树港的其他孩子完全没有零花钱，只是偶尔能弄到几个硬币，好去主街那边麦克妈妈上班的A&P超市买一瓶红色机器里的冰可乐，或者趁着舞台公园放免费电影的时候，从公园咖啡馆的自动售货机里买点口香糖，如魔多之眼般什么都能看见的不断膨胀的媒体和广告界的半兽人大军还没有发现他们。孩子们还不是“消费者”。

他们还是人类。

最聪明的孩子来自乡下：

放假前一天，老中心学校的老师们让乡下的孩子列队上车，镇上的孩子留在课桌边，焦急地等待乡下孩子离开学校。然后镇上的孩子才终于获得了解放。

乡下孩子和镇上的孩子。这是一道深深的鸿沟。镇上的孩子在暑假里常常结伴玩耍，他们骑着自行车组成巡逻队，有时候还会一起打球。而乡下的孩子……呃，大部分乡下孩子要帮家里干活儿。如果有几个乡下孩子住得比较近，能穿过地里越长越高的玉米碰上头的话，他们也会一起玩耍。比如说，去牛喝水的坑里游泳，钻进筒仓里比试谁的玉米棒子扔得高，拿BB枪去谷仓里打麻雀，但大部分乡下孩子的生活比镇上的孩子孤单。

唯一的例外是杜安·麦克布莱德。

杜安·麦克布莱德身上有很多例外。

作为一个乡下孩子，他住的地方离榆树港镇超过两英里，但整个夏天他都和麦克、戴尔、凯文以及其他常去鸡舍玩耍的孩子厮混在一起。杜安是自行车巡逻队的成员，但他自己没车。其他男孩都长得很瘦——一部分是因为大家吃得不怎么样，但主要原因是他们一年到头都在户外玩耍，活动量惊人——只有杜安·麦克布莱德是个胖孩子。

其他男孩都不喜欢上学，因为学习实在无聊，老师也很无趣。但杜安的知识水平早就超过了老中心学校教的内容，实际上，他学的东西大部分学校都不教。

杜安的知识基本上都是自学的，而且他很聪明。靠着阿特叔叔的些许指点，杜安·麦克布莱德差不多读完了相当于大学水平的各种书籍，包括虚构类和非虚构类。每到冬天，杜安的父亲常去外面喝酒，所以大部分时间他独自待在农场里。杜安会五门外国口语，橡树山公共图书馆档案室里翻出来的78转外语唱片是他的老师和陪练。他读过希腊语的《伊利亚特》、拉丁语的《埃涅阿斯记》和德文尖角体的康德的著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这时候他还没满12岁。

《诡异之夏》里的其他儿童角色原型都来自我童年时在布利姆菲尔德小镇认识的男孩和女孩，但杜安·麦克布莱德的两位原型和我相遇的时间比这晚得多，那时候我已经去了印第安纳州的瓦伯西学院念书。

其中一位聪明的年轻人名叫基思·N。，我上到大四的时候他刚念大二，但他的学问和通识都比我强得多。基思现在过得很好，他在印第安纳一所中等规模的文科大学教拉丁文、希腊语、经典文学、电影史和其他很多科目。去科幻大会参加论坛的时候，总有人问我：“丹，你接触过斯蒂芬·金、迪安·孔茨、哈兰·艾里森、彼得·史超伯、大卫·莫瑞尔和其他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家，你觉得谁是你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每次我都不得不回答：“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大概是一个名叫基思·N。的家伙——”

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这一点，但不久前，基思来科罗拉多参加我女儿的婚礼，我耳闻目睹了他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艺术家、社会学家、编辑、家庭主妇、飞行员、语言学家、电影经纪人、医生、药物顾问、大学招聘人员、视频制作人——无论对方是谁，基思总能像个真正的内行那样跟他聊上半天专业话题。于是我意识到，在我认识的那么多聪明人里，基思的确算得上最聪明的那个。

杜安·麦克布莱德的另一位原型真名也叫杜安，他是我大学时认识的一位朋友，但在我们毕业后没几年，他就遭到了谋杀。大四的时候，我在瓦伯西学院创办了一份名叫“森林之神”的地下文学刊物，作为创刊人兼主编，我刊发了杜安的几篇非虚构作品和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和他本人一样才华横溢，但他并不快乐。

我和杜安时近时远的友情（以及只存在于杜安想象中的大学时代我俩之间的文学竞争），他被谋杀的细节，以及我在瓦伯西学院试图以他的名字设立一个写作奖项的失败经历，这些故事都收录在一篇题为《好好写》的短文里，你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上读到这篇文章。

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我的个人网站上10月和11月的“丹想说的话”实际上是一个上下集的短篇故事，它以榆树港为背景，出场人物都是《诡异之夏》里的男孩，故事发生的时间，或者至少是叙事开始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1日，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电视上公开辩论的那一天。

但我必须提醒读者！

这两个短小的故事描述的不仅仅是《诡异之夏》结束之后，1960年10月发生的事情，还有几位主角在未来几十年的人生轨迹。你可能不会喜欢。你如果愿意冒险的话，也可以读一读这两篇短文，不过切记，在此之前，你必须先读完《诡异之夏》。

对我来说，创造杜安·麦克布莱德这样一个角色的部分乐趣在于，他可能是我在小说中描绘的唯一一个天才。

我们对待“天才”这个词的态度实在过于随便——很多时候它形容的其实只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我读过教育学硕士学位，也在纽约接受过BOCES培训，后来还参加过其他项目，通过这些训练，我不仅有能力教导有严重学习障碍的小学生，还可以培养特别有天赋的孩子。

杜安·麦克布莱德是一只最珍稀的鸟儿——他是个思想深刻、发展全面的天才。在现实生活中，你和我认识这种天才的概率和碰见外星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