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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家园是汗珠和心血垒成的（第3页）

“但最初农民们不太愿意。”王青山说，“种葡萄前两年基本上不会有收益的，到了第三年才可以摘葡萄，到第五年收成才真正开始稳定。而农民种地习惯于当年种下当年有收成，我们动员他们种葡萄，他们说头两年不产东西让我们吃什么？”

这不能不说是个问题嘛！农民讲求实际。

“后来我们的干部带头种。中圈塘现在被称为‘葡萄第一村’，原因就是干部带了头，村主任自己先种了20多亩，第三年就有收成了，之后年年收成不错，是种其他农作物收入的几倍，这样村里的百姓就跟着学种，一种就种成了连片，种上了万亩，成为红寺堡面积最大、收入最高的葡萄园区，全村的日子越来越幸福。”

红寺堡区红寺堡镇中圈塘村移民乔英波在罗山酒庄葡萄基地向农户讲解葡萄藤养护知识

“他原来就是中圈塘村的支书，让他说说。”这时有人把一位叫李虎的人拉到我的面前，说他最了解中圈塘村的葡萄种植史。

李虎说，他是红寺堡的原住民，他的家附近还有座寺庙，他舅舅家离那庙更近。庙里有座铁铸的佛，后来铁锈了，佛像红了，所以红寺堡就是这么叫出来的（瞧，“红寺堡”还有这么一种解释）。以前红寺堡很少有人家，人们出去都是骑驴子，村与村联姻，所以出门走一村就到那个村里的亲戚家吃饭，或者住在那个村的亲戚家。李虎说，因为是不毛之地，所以原住民和村庄不会增加，只会越来越少，他父亲一代后来就是因为自己出生地的村庄消亡了，又搬到另外一个村庄。“我就是在新庄村出生的。”李虎说，他1993年参加工作，中专毕业，学的是农业机械。红寺堡开发启动后，他成为第一代农机检考员，就是检查农民机械驾驶证一类的，并且为农民开农用机械发放证件。

“我主要去检查开着车的农民有没有证，但一去检查我就很难受。因为他是拉煤的，查他没有证的话，是要罚他50元钱的，他就说没钱了，回家再不出来拉了。可他不出来拉煤，就等于全家人得饿肚子。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实在太让人难受，也让我自己难受。我就辞掉了原来的工作，到镇上参加大开发的工作。”

李虎说他会开车，镇上就让他开了辆吉普车到处贴标语。“现在我还觉得自己这个工作很正能量，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干啥事，不都得宣传嘛！不宣传，人家百姓怎么知道你们想干什么事，想让他们干什么事嘛！那个时候我贴得最多的一条标语叫作‘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那个时候所有参加大开发的建设者们都抱定这个精神干活。我记得当时的扶贫办主任是同心人，离家也就60来公里，但平时根本不能回去，天天在红寺堡的黄沙里加班工作，家人也习惯他不在家了。有一天星期六他顺道回家，妻子很奇怪地问他：‘你咋回来了？是不是犯了啥错误，人家不要你了？’弄得这主任哭笑不得。”

后来李虎被派到中圈塘村当村支书。“村上有387户，1300多人，都是搬迁来的贫困农民，他们都是从关口火龙沟搬来的。”

“慢着慢着！”我一听“关口”二字，忙摆手问李虎，“是不是我们从同心那边过来时看到的那片村落遗址？”

“对对，就是那个关口。”李虎说。

噢，那片被当地政府保留下来的旧村落遗址我参观过，能够非常完整地体现当年红寺堡原住民的生活状态。而在那些旧居里，我们竟然发现，农民们居住过的窑洞的洞壁都用当年的旧报纸糊着，而这些旧报纸最早的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多数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为神奇的是那些报纸竟然多为《福建日报》。当我为这一发现惊呼，招呼在场的宁夏的朋友一起来看时，大家也都跟着热议起来，纷纷道：“原来福建与宁夏的关系早就深入人心啊！”

李虎听了我这一说，也频频点头，说：“中圈塘村葡萄的诞生与发展，同样离不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他说村里人一开始不是很愿意种葡萄，多数依然像在老家那样种土豆，但收入不行，而且受市场影响极大。怎么办？干部坚持带头种葡萄，而且告诉大家种葡萄既省水又效益高。“这经验是我们到闽宁镇福建人种植的葡萄园学到的，而且不是有句诗说‘葡萄美酒夜光杯’吗？所以我们坚持认为种葡萄不会有错。同时我又带领那些对种葡萄持怀疑态度的农民上闽宁镇去参观，还请他们上银川吃自助餐、参观西夏博物馆。村里的农民高兴了，说种葡萄发财是真的，于是回来都开始种起葡萄来。可又碰到了问题，有人说辛辛苦苦种了葡萄，第三年才有收成，到时也像种土豆一样没人要咋办？有人就打退堂鼓，并且偷偷把葡萄树砍了改种玉米。”

“当时压力大啊！”李虎感叹道，农民脱贫致富的道路并不那么容易，在红寺堡的不毛之地上要让百姓脱贫致富更是难上加难，有自然环境的限制，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生态本身的问题，等等。“我是村支书，我必须去面对、去攻克。所以我一连几个月没回家，天天在村上，盯着大家把种葡萄这事落实好，砸实它！我的孩子因为学校几次开家长会我没能去成，竟然哭着对老师和同学说‘我爸不要我了’！”李虎为了让中圈塘村的葡萄树活下来、扎下根，没少吞苦水。

他的苦水吃到第4年，村主任乔文森带头种的葡萄在这一年每亩收获了7500元，这下把全村的百姓给震醒了，接下去就简单了，全村人跟着干部拼命种葡萄。这不，中圈塘村的万亩葡萄园就像一面猎猎飘扬的红旗，高高地插在红寺堡这片曾经黄沙飞舞的荒凉土地上，成为其他移民的榜样。

“现在大家看到的红寺堡万亩葡萄园就是被中圈塘村的一股风刮起来的。”看上去40来岁的村主任乔文森颇为得意地告诉我，他是红寺堡第一个尝到种葡萄甜头的人，后来村上的百姓也尝到了种葡萄的甜头。“葡萄丰收的第一个年头，村上一下买了几十辆汽车，现在平均每家都能达到年收入几十万元。”

“中圈塘村是红寺堡葡萄的发源地，但现在的红寺堡葡萄种植面积已经多达10万亩，而且不再是农民们散种了，而是投资商进行规模种植和开发红葡萄酒生产相结合的葡萄生产基地。你相不相信，我们这儿现在仅开设的酒庄就已达28家了！”这时，身边的“葡萄王”王青山朝我耸耸肩，意思是你北京人可不要小看我们红寺堡噢！

“走，我们参观一家酒庄去！”我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便在他的引领下到了一家叫“江达酒庄”的地方。

酒庄老板叫常亮，宁夏人，原本做房地产生意。2013年，他见红寺堡种葡萄热火朝天，于是丢下原本的生意，来红寺堡投资种植葡萄园和开酒庄。常亮的酒庄完全是法式水平，高端又高雅，想象不出在中国几乎是最贫困的“不毛之地”上，竟然有如此漂亮的现代化酒庄。站在他的酒庄凉廊上，举目是一片不见边际的飘香葡萄园，身后是一个集酿酒、贮酒于一体，兼以红酒为主题的旅游博物馆、餐饮和住宿配套的城堡，让人除了感慨便是感叹。

“我的酒庄有7600亩葡萄园，所酿红酒有10个品种，全部销往一线城市。葡萄园一年用工达3万多人，他们都是当地的农民工。他们在我这儿有两份收益——土地租用收入和务工收入。所以我跟他们关系很好，他们叫我‘红老板’！”1969年出生的常亮谈起他的葡萄园和酒庄时，未饮红酒却有些酒醉似的兴奋。

“我们的葡萄产业能有这样健康的发展，还得说到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好处哇！”红寺堡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志东抢话说，“移民们种葡萄的积极性上来后，酒庄酿的酒也多起来了，可酒销到哪儿去？能销到什么价？这又是新问题。”

对啊，你们怎么解决呢？我用眼睛问他。

杨志东抹抹嘴，得意道：“我是2018年4月到2019年4月作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派往福建泉州去挂职学习的干部，就说说这一年中为我们红寺堡红酒干的事吧。”

他说，福建那边开放程度高，喝红酒的人也多，所以他挂职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销宁夏尤其是红寺堡产的红酒。“我在那边通过当地政府的支持，利用供销社的地盘，建了一个闽宁特产馆——400多平方米，推销我们红寺堡和宁夏的特产，尤其是红葡萄酒，生意不错。后来福建方面对我们宁夏的事特别支持，甚至连省里的领导也在公开场合讲：中央的八项规定不能违反，但工会、机关等政府和公家单位在采购时，要优先选择宁夏的产品。这么一号召，我们的红酒和其他产品的销量一下增加很多。后来我又开了一个福建省闽宁园文化传播公司，专门宣传红寺堡和宁夏的商品。这么一年下来，红寺堡红酒的声誉在福建各地几乎无人不晓，销路大开。市场好了，家乡的农民种葡萄的积极性更高了，酿的酒质量也更高了。葡萄种好了，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现在玉米、黄花菜、土豆等也都越种越多、越种越好。土地熟了，生态好了，树木花草也茂盛了，生活在这里的百姓的家园自然而然也美丽了！”

是啊，今天的红寺堡，你怎能想象得出它在20多年前竟然是个除了黄沙和戈壁之外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

扶贫和脱贫的伟大战略和伟大战役，让沉睡的大地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巨变，能谱写这一传奇的也许只有中国。

其实也就只有中国。

戈壁滩上建起的红寺堡生态移民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