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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咏叹之一 走来的一个与溃退的九十九个（第2页）

初冬，山风硬得透心寒。老二只穿着件薄薄的单衣，还敞开着怀。朱镕基伸手要帮他把扣子系上，才发现整件衣服竟然没一个扣子。

泪水盈满了朱镕基的眼睛，他怜爱地把三个孤儿搂了过来……

这仅仅是总理所看到的情景，至于百姓自己的眼里那就更凄怆了。

回过头我们看看中国的这些贫困对教育事业造成的影响吧。虽然我们已经有“希望工程”等等措施，然而贫困地区的孩子们上学问题仍是个极其艰难的事。据说每年仍有1000万左右的孩子在校门口徘徊。这就是说像张宗友这样的幸运儿仅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1998年春，新华社一记者在湖北恩施地区采访，他走访的一个村子上，本来上学的有110名学生，可新学年开学时到学校报到的仅为30多人，老师们分头动员了好几天，大部分学生还是因为家庭困难交不起学费而面临停学。这个村有史以来还没有人上过大学，高中生也寥寥无几。

贫困地区的孩子，与当年的张宗友情况基本差不多，但是能像张宗友走出山村上了大学的，更是百里挑一，千里仅一，甚至万里独一。据中国青基会介绍，挽救这样的一位失学孩子1993年时为30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因素，1995年为40元，1996年为60元，现在约为80元。

因为缺少几十元钱，中国的上千万孩子上不了学。

那么，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贫困孩子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大学的孩子们，现在他们又面临的是什么呢？

他们面临的不再是60元、80元，也不是100元、200元，而是2000元、4000元甚至更多的每年的高额费用！

目前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表明，实行并轨制以后的高校，平均每个学生一年需要个人承担的学费、学杂费和生活费将在4000元至6000元左右。到2000年，每个大学生每年个人承担的各种费用将为10000元左右。

这就是中国高校中约占1／5的总数为100万的贫困大学生们所面临的现实。张宗友成为庆幸地走过这个大山的一位，但他身后剩下的99个贫困生们又能不能走过呢？

他们是溃退还是前进，这便是中国大学所面临的世纪末大挑战。

本来就已经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家庭，几乎是不可能担当起这么一大笔钱。那么无援的他们靠什么来上完大学？即使他们留在了大学，但心头又时刻承受的是什么呢？

1997年3月4日，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在黑龙江某大学发生了：

大学四年级学生曲铭悄然从学校图书馆五楼坠下，等到人们发现时，他的头已经**在早春潮湿的泥土里，同学们永远无法将他唤醒……

曲铭是个贫困生，但他学习优秀，是“三好学生”，几度得过奖学金。可他在仅有三个多月后便能完成学业时，却选择了与这个世界永别之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后来老师和同学们从他写得十分简单的遗书中找到了答案：“这些年我欠大家的情太多了。今生今世无以回报，只有等来世……”

在遗书中，曲铭特意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在上学期向班上一位同学借了400元生活费没如期还上，致使那位也是贫困生的同学没能如期交上学费；第二件事是有关一张向他捐助过的人名名单。

师生们反映，曲铭平时很开朗，不属于那种心理有明显忧郁症的一类。至于他的贫困早已众所周知，大家还一直在帮助他。刚入学一个月，学校根据他的情况便将其列入了特困生名单之中。一开始，他就得到了像打扫卫生、整理资料、治安巡逻等勤工俭学机会，并是全系4名有固定岗位的特困生之一。老师说，就在他自杀之前，学校先后给他安排工作有17次之多，每次的特困补助也基本都有他的份。但同学们说，曲铭仍对每年3100元的学费忧心忡忡，特别是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后这种忧心不仅没减少，常常反而加重了。1995年秋，在他又一次交不起学费时，同学们主动发起募捐活动。为了不伤他的自尊心，捐款是秘密进行的。等到大家把2935。5元的钱交到他手上时，曲铭好一阵激动，可他一再表示谢绝。直到同学们同意按记名的方式捐款并把名单留在他手上时，曲铭才接受。

这样一位同学突然自杀，校园内的冲击波可想而知。其实曲铭之死原因并不复杂，他在告别人间的前几日曾对一位同学表述过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因为自己上大学，妹妹不得不辍学，连结婚都没结成；在学校，他又成了老让同学们捐款的包袱……

曲铭死于他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时内心太重的负疚感。

贫困是一种直感的痛苦。接受社会和别人的帮助是一种具有负担的痛苦。

直感的痛苦加上心理负担的痛苦，这便是贫困大学生与那些接受“希望工程”的贫困儿童，及其他如贫困母亲、贫困残疾人的不同之处、复杂之处、严重之处。

你可以拿50元或100元，就能拯救一个失学儿童。但你却常常难用5000元或1万元拯救一个贫困大学生。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李静明说：“我读第一年大学时就靠吃馒头、咸菜过来的，是很苦，是很难。天天开饭时，我总最后一个到食堂，悄悄买点东西就走了。但那时我心里还是踏实的。后来呢，学校和同学都知道了我贫困，于是就都来捐助，我也很感激。可以后总觉得走到哪儿别人都在背后指着我议论说：他就是贫困生，我也给过他捐助！我反而觉得不如自己过去吃馒头、咸菜香。”

中国农业大学女学生李颖说：“开始有人给我们资助，让我们介绍自己的贫困情况还挺觉得是那么回事的。后来一次又一次后就感觉自己像是动物园的猩猩给人家展览一样，那种心理感觉特不好。现在我就不大愿意接受别人的捐助，宁可自己苦一点，倒也落个心里清静。”

这就是贫困大学生的心态。这就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贫困群体。

中国大学“希望工程”比任何工程都为之艰巨，因而更迫切。否则走过来的真可能就是张宗友一个，而溃退的也许是九十九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