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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2页）

当孙健初带着远征趴伍，垂头丧气地回来将以上情况向所里汇报时，富有石油专业地质理论与经验的黄扳清听后，高兴地抡起拳头，打在了孙健初的肩上：“孙胖子，老君庙油田有望啊！”

“怎么个有望？”孙健初很不明白。

“你不是说那儿是背斜构造吗？”

“那叉怎么着？”

“嘿，那可是不一样哟！”黄汲清来情绪了。“胖子你不知道，美国的yond（大峡谷）油田也是在背斜构造地带。论构造，论油苗相差无异，我们的老君庙肯定也能打出工业油！”

“中，只要有希望，我们再远征一次也不亏！”这位河南汉子孙健初，此刻也兴奋了起来。

次年II月，孙健初再次带上队伍来到老君庙。此次他们吸取上次的教训，放下铺盖，搭起帐篷，在此安营扎寨。经过六个月在冰天雪地里的艰苦踏勘普查，全面彻底地摸清了这～带的生油层地质情况。剩下的就是打钻见油了！当孙健初写完（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时，猛然发现自己仍是在纸上谈兵，说找油找油，可连台钻机都没有呀！

这事也难住了黄汲清。地质词查所的家底他最清楚，论人才、论技术可称世界一流，可论装备却是一介“叫花子”，穷得连最起码的一台千米钻机都没有呀！他把玉门的踏勘结果和缺钻机的情况一并报告了老上司、行政院秘书长兼经济部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求得帮助。

“老蒋的家底你不是不知道，时下又临全面抗战，哪来钻机可调？”

翁的话使黄汲清大失所望。对了，有一个地方有钻机！黄汲清突然拍着脑袋，说道：“听说延安那边也在打油井，他们那里有钻机，不妨借来用一下！”

翁文灏点点头，说：“是听说过。不过共产党肯不肯借又是一国事！”

黄汲清来了急脾气：“试试总不妨嘛！再说，眼下不是国共合作吗？玉门要是打出了油，对整个抗日是大贡献呀！”

“那我去试一试。”翁文灏说。

这件事后来真办成了。翁文灏通过关系，找到了正在南京梅园村住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周恩来将此事电告了延安方面。经毛泽东同意，由林伯渠亲自出面从延长油矿调来两台钻机和几名钻井工人，连人带钻机一起长途跋涉到了老君庙。当时具体负责延长油矿钻井的趴长就是后来成为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康世恩。那时他还才是个共产党的小连级干部，可也是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位石油干部。中国石油业从无到有，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组成部分。、

黄汲清作为一名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科学家，他本对党派之间的事无多大兴趣，但玉门调钻机的这件事，使他对共产党有了第一次的深刻认识。当时他对部下同僚这么说：“共产党人胸怀坦**，以全局为重，很讲义气，我佩服！”

网卜五年盾的1982年，当黄扳清在自己成为这个党的一名成员时，他又谈起了这件令他终身难忘的事。

有了钻机，玉门油田的钻井工作马上开始。第一口井在钻到130米深时便见油层，日产石油20余桶。孙健初将这一喜讯报到南京。黄汲清高兴得立即复电：“继续布井，直至黑龙，升天！”

于是，第二口、第三口……直至第七口井，井井见油。更可喜的是在1941年4月21日打第8号井时，“黑龙”在巨大的地压下，果真猛烈地窜出地面，挟着惊天动地的呼啸，像长虹一般向天际升腾而起……

中国的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就是这样诞生的。它在抗战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今天，它仍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着。

玉门找油的成功，给黄汲清以极大的鼓舞。此时，他不仅是政府的地质工作实业部门领导人，而且也是当时中国地学界的最高领导者（1938年，他当选为第15届中国地质学会会长。时年34岁）。如果论年龄，论才干，论实绩，论在学术界的地位，黄汲清此时已在很大程度上超过了他的前辈翁文鞭和李四光（翁此时已从政，无暇顾及专业；而李四光则因不得志带着他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远在偏僻的桂林小城，闭门研究他的“第四系冰川”）。特别是在几年后黄汲清发表的（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专著和首次提出的“多旋回构造运动”理论，使他脐身于国际科学大师之列。他的这部专著至今仍被世界地学界视为“经典”。要不，在1946年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第一届院士选举中，他不可能成为最年轻的院士。

在科学的长河里，任何一种芷确的预见和伟大发现，常常需要经历漫长而x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予证实。关于中国是否有石油的问题，早在我们尚无自己的地质学家时西方的诸多权威就不止一次咬定“中国贫油”。1915年至1917年，享有盛名的美孚石油公司为了探个究竟，出资300万美元，在当时认为中国惟一可能有油田的陕北一连打了七口井，结果才沾了一点油腥儿。美孚石油公司总裁得知后，大发雷霆，发誓。决不再踏进太平洋东岸一步。”300万美元在当时可不算是个小数，洋老板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换回一肚子气，他自然不愿做这等赔本买卖。

玉门虽然打出了油，但中国到底是否真有大油田，是否真需要将极为有限的资金投入到“犬海捞针”般的石油地质普查中去，当时地学界和社会上对此分歧严重，有人甚至称在中国找油是“玩儿戏”，说什么“大敌当前，玩此等儿戏，误国殃民”。作为大地构造学理论的创始人和奠基者，黄汲清则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同光和坚不可破的科学理论为依据，指出：“世界上重要油田的地理分布可以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东半球的古地中海区域，大体是东西方向延展；二是西半球的太平洋山地区域，大体是南北方向延展。两者油田的生成都在白垩纪和第三纪时期，而以第三纪为主……则吾国石油前途，虽不及美、苏，但亦可达到自给自足之境地！”这一番话在今天看来，似乎很平平。然而读者应当特别注意：黄汲清说此番话的时间是半个世纪以前的1942年（见国民政府国防研究院《煤与石油》），其意义就非同小可了！它的意义在于不仅否定了西方“权威”们的悲观论调，而且从战略上为中国在本世纪的崛起指出了影响社会国民发展的石油工业革命方向。我将它引于本文，其目的是想说明，把“中国石油之父”的桂冠安在黄汲清头上是当之元愧的，以及它与后来发生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的名利之争有其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联系。

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谁在起主导和权威的作用，绝不是长官意志所能决定的。它是需要坚不可摧的理论依据和十次、百次的成功或失败的实践。在可以把扼杀了几十年不能说的真话说出来的科学春天里，在政治的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神坛可以被推倒的实事求是的开放年代，黄汲清勇敢而坦**地站出来说大庆油田是他和谢家荣等一批科学家用大地构造理论发现的话时，我之所以坚信，其原因也在其此。

本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中国，正值日本法西斯残酷奴役中国人民的最艰苦岁月：黄汲清出于崇高的爱国主义和对石油地质科学的至诚至爱，克服重重困难，致力研究与实践。1937年10月，抗日的战火已燃烧到华东地区，黄汲清不得不丢下手中的罗盘与锤子，组织地质调查所员工，将图书、仪器、设备全部迁往长沙。刚落脚不久，日寇逼近武汉，地质调查所又一次大搬迁，先是在“陪都”重庆，最后落脚北碚小镇。当前方战火纷飞时，后方的黄汲清则在他的那块熟悉的故土上大举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地质调查和矿产普查工作。其中突出的重大发现有闻名于世的陆丰（自贡）恐龙动物群发现，威西大盐矿和渡口宝鼎山大铁矿（即现在的攀钢）的发现。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令黄汲清一直引以为自豪的重大发现，那就是威远大油气田。

黄汲清在威远这一中国第一个大型天然气田发现上有着无可争辩的功德。为了实现天然气在中国的旨次重大突破，早在1938年，他就曾带队在威远勘探，获得了气田的详尽地质资料。六十年代，石油工业部四川石油勘探局从黄汲清处借得这份宝贵地质资料，并大举进行了钻探和开发工作，后建成了我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景大的天然气工业基地。日前以该气田为中心的四川盆地天然气田已发展到七十多个，年产量达六十多亿立方米。国家配合这些天然气田，铺设了五千多公里的输气管道和集输气管线。如今不仅四川省的大部分城镇和工业企业得益于天然气，邻近的云南、贵州省也因此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人民生活的改善。1995年3月31日，我参加了黄叛清的遗体告别，我看到在林海一般的花圈丛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川、滨、贵地区的官员和百姓送来的。我特意记下了一个落款为“成都市民”的挽联，那上面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大师当年一指定气田，百姓今日万家用明电。”

成远气田发现之后，黄汲清对中国的石油地质科学研究与实践已趋成熟。1940年至1943年，他的目光转向r西域新疆。并且在这之后的半个世纪里，黄圾清始终如一地把自己相当一部分热情倾注到了天山南北那块美丽而叉神秘的地方。

1942年临近冬季，黄汲清带着五名大员开始了新疆油田地质调查这一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远征考察。他自任队长。队员是：杨钟键（著名古脊椎动物学家）、程裕淇（著名矿床学家）、周宗浚（地形学家）、卞美年（地质学家）和翁文波（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这是一个强大的阵营，他们中除个别早逝外，其余后来都成了中科院院士和国际知名科学大师。在此次为期197天的野外考察调查中，黄汲清一行不仅完成了对天山独子山油田的地质调查与油田规模圈定的重大贡献，而且通过大量详尽细致的实地考察，黄汲清独具慧眼，第一个在世界上提出了“陆招生油论”和“多期生油沦”两大科学理论观点。他在1943年英文版《新疆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专著中，针对国际地学界起统治地位的海相地层才有大油田生存的理论，明确指出：陆相沉积地层同样具备生存夫油田的町能。中国的新疆独予山、塔里木盆地等地方，以及其它中国昀黯相沉积地层下，完全有可能找到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油田、苏联的巴库油田相媲美的大油田。

这是何等的气魄！这是何等的远见！它仿佛在国际地学界权威们的头上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响雷，而且给中华民族的石油工业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带来振奋人心的喜讯。在之后的几十年间，黄汲清的这一理论，无一例外地被得到证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大港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以至八十年代发现的塔里木油田等一大批知名油田，也不无例外地都在陆相地层上。其中，最突出的自然是大庆油田。

黄汲清的瞄相生油理论是实现大庆油田发现的重大突破的最基本和惟一可信的理论依据。我们今天这样庄严地认为，绝不是受了某种情感的支配而胡说八道。这好比当年大庆的第一口喷油井打了三千六首多米才见滚滚奔涌的“黑色金子”一样，一个伟大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不是建立在授长深厚与艰苦的研究基础上，它是绝对不可能产生的，而且永远不可能产生！

我之所以让读者跟着我一起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时空，目的依旧是为了关于发现大庆油田的那场争执。

1954年l2月的一天。鹅毛大雪在北京城上空纷纷扬扬地飘舞着。

百万庄。中国地质科学院宿舍楼。共和国第一个石油“作战指挥部”——“普委”的办公地址就设在这里。

“老黄、老谢你们来一下。”党委书记刘毅招呼隔壁的黄汲清、谢家荣到自己的办公室开会。

“根据中央的指示，部党组决定在明年元月20日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刘毅不等黄、谢坐稳，使开始传达上面的指示，“何长工同志要求我们‘普委’就明年全国的石油普查方向与任务拟出个计划。这任务很重，它不仅是我们普委向上级和全国人民交的第一份卷，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今后石油工业的方向性问题。从现在开始，我们恐怕得少睡几伞安稳觉了！我想昕听你们二位的意见。”

黄汲精生性心直口快，他瞥了一眼谢家荣，便说：“如此一个大的战略计划，我们少睡几觉倒没什么关系，问题是国家目前财力还有限，而另一方面各项建设对石油的需求又十分紧迫，这就需要我们在制定计划和布置任务时尽可能地做列方向上和技术上的准确性。你说呢？老谢？”

年长六岁的谢家荣，其性格与好友黄汲清差异很大，平时他很少说话，或者像有人说的不善言语。但生活与工作中他绝对是个“好老头”——黄汲清的小儿子、现为美国某公司高级工程技术员的黄渝生这样对我说。“德淦说的对，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项目作详尽的讨论和研究。”谢家荣说。

“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不过，技术问题叉很复杂，我们需要有一致的意见。”刘毅顿了顿，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后在科学技术问题上如出现大的意见分歧时，由老黄作最后决定，你们看怎样？”他把目光投向谢家荣。

“我没意见，德淦对石油比我熟悉。我们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不会闹翻的。”谢家荣笑笑。

这个情节是从黄汲清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摘下的。据黄自己讲：“这是三人君子协定，没有向群众公布。”我以为可信，原因是：正如前面所言，当时“普委”这三巨头，刘毅是行政干部出身，技术上无疑靠黄汲清、谢家荣做主张。而谢家荣虽然以前也从事过石油地质工作，但他毕竟是位矿床学家，专长主要在探矿上。黄汲清则不一样，他一方面是位研究大地构造的基础地质学家，同时又亲自组织与领导了几个油、气田的普查勘探工作，是名副其实的石油地质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