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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卑贱意识与高贵意识 水浒传与失乐园的比较（第6页）

这样的禁令没有约束力。

（第九卷，第750—760行）

通过推理，夏娃开始蔑视上帝毫无道理的禁令和权威：

我还怕什么？对善恶茫无所知，

我怎么能知道该害怕上帝还是

死亡，该害怕律法还是惩罚？

（第九卷，第773—775行）

换言之，撒旦使夏娃第一次有了运用自己自由意志的愿望，第一次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所以，根据《圣经》故事，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人并不是男人，而是一个女人！）。上帝，按其权威来说是不容试探的；但夏娃，这个上帝的驯良造物，竟反过来试探了上帝本人！正是对上帝的这一冒犯和背叛，使人真正地高贵起来，不再是一头动物，而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在此之前，尽管上帝把人造得有自由意志，但人却始终没有使用它，人的善还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被造成的。只有第一次犯罪，才是自由意志的第一道光明，这时，连上帝也不得不承认：“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旧约·创世纪》）人的犯罪和堕落，使人上升为和上帝一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了。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论及《失乐园》道：

撒但为状，复至狞厉。是诗而后，人之恶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唯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然为基督宗徒，则身被此名，正如中国所谓叛道，人群共弃，艰于置身，非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不任受也。

撒旦最大的功劳是使世间之人都具有“魔血”，即犯罪的自由意志，否则人类将“无由生”，只是一头“笼禽”而已。真正使人生成为人的，不是上帝，而是撒旦。所以就此说来，撒旦所干的乃是最大的“好事”。这一点，连亚当也意识到了。诗中写迈克尔大天使奉上帝之命向亚当讲述了出伊甸园后人类的赎罪、基督的救世、最后审判和得救的未来旅程，亚当听后，为人类最终的光明前途又惊又喜：

这一切慈善将由罪恶而产生，

罪恶反变成慈善，比之创世时

最初由黑暗而生出光明来情况

更为神奇！我站着满心躇踌，

是否我如今该忏悔我的罪恶

（由我铸成或引起）还是更多地

庆幸更多的慈善将由此而产生；

对上帝更光荣，上帝给人更多的

善意，因而慈悲将多于怒忿。

（第十二卷，第469—478行）

亚当这番话，说明他这时已成了鲁迅所说的那种“强怒善战豁达能思之士”，因“任受”自己的罪恶而“秉有”了一身“魔血”。尽管还有所踌躇，尽管在庆幸和赞叹的同时还伴随着忏悔，但忏悔所带来的罪感意识和卑贱意识，恰好正是他时时意识到自身的高贵，意识到他与上帝“相似”的不竭的源泉。

于是，亚当偕夏娃一起离开了伊甸乐园。回首瞭望他们曾那么无忧无虑、天真无邪地居住过的故乡：

他们自然落了泪，但很快就擦去；

世界全摆在眼前，他们要选择

安身的地方，神意是他们的向导。

他们手携手，以踯躅而缓慢的步伐，

通过伊甸园走向孤寂的征途。

（第十二卷，第645—649行）

这“孤寂的征途”，也就是独立、自由、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征途，是脱离了儿童期、长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征途。这是多么庄严的征途，多么伟大的征途！但也是艰难的，痛苦的，充满罪孽、血污、屈辱和泪水的征途！人类必须默默地忍受这一切，默默地祈祷，默默地赎自己的罪，决没有一部世俗的“青史”可以记载下他们各自的善和恶，唯一的天平只在人们心中，最终在人心里的上帝那里。

这时的上帝，不再是以一个无根据的权威出现，而是有了合理的根据，这就是罪恶。因为，这时的上帝是慈悲，而没有犯罪和受罚，也就谈不上慈悲。慈悲表面上好像是对罪恶的纵容，实际上却是比罪恶更为有力、更为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它让恶自己自愿地转化为善，而不靠任何禁令。

所以，最终说来，当撒旦自以为聪明地利用了上帝的自相矛盾时，上帝却最终反过来利用了他的“利用”，使他的行为也成了一个辩证的矛盾，成了上帝实现自身、使自己成为有根据的、合理的力量（而不单是被信仰的权威）的手段。

但我们始终记得，魔王撒旦是人的历史的第一个推动者，是人的自由意志的第一个启发者。人毕竟不是上帝，而是上帝的灵和撒旦的血的一个混合物。上帝在“最终”的意义上是全能全善的，但人只是一个生命短暂的、必死的存在，因而他注定只是一个二元的、天人相分的存在。在他里面，撒旦哪怕变成了匍匐爬行的卑贱的蛇，也仍然在向那高高在上的绝对者发出恶毒的战叫，打破着绝对的平静，激动起生命的全部不肯休息的神经，去实现自由意志的目光短浅的行动……

鲁迅曾把整个中国历史归结为两种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这种划分很扫中国人的面子。从中国人历来的自我感觉上说，他们毋宁是生活在“做稳了主人的时代”和“想做主人而被陷害、误解与迫害”的时代交替之中。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忠君报国”，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丈夫”精神，直到阿Q先生的“手执钢鞭将你打”，都是多么具有“主人翁”的阳刚之气，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一谈到这些就高贵起来，甚至还有些盛气凌人。但这种高贵毕竟不是“自己”的，而是借来的。这不一定是指那种“拉大旗作虎皮”或“奉旨申斥”之类的色厉内荏之徒，而是说，当人们以这种豪言壮语来支撑自己脆弱的灵魂，以便在敌人或“自己人”的迫害或“误伤”中保持一贯的做人气节（“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时，这种高贵姿态的内在根据往往并不是出于自己作为一个个人的人格上的高贵性，而总是出于他所信奉、所崇拜、所矢忠的那个高于他之上的事业、“天道”或君王的高贵性；至于他自己，则总是“自轻自贱”的，并随时以这种自轻自贱为自豪、为高贵、为外界一切蔑视和践踏所不能超过的最高极限。在这里，高贵意识的前提、甚至这种高贵意识本身（如在阿Q心目中），就在于他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卑贱意识。我们在宋江身上，便看到了这种人格结构的一个典型。

但假如没有像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通过撒旦所体现的那种截然不同的人格结构类型作参照系，我们也许至今还未发觉我们身上的这一深层心理结构，而满足于“卑贱者最高贵”这一含糊不清的格言。这一格言可以包含某种深刻的辩证含义，但如果不加阐释，它也完全可能掩盖那种安于贫贱、无所作为、陶醉于奴才生活的没出息的自满自足心理，从而成为自欺、懒惰和怯懦性格的冠冕堂皇的借口。

真正说来，卑贱之转化为高贵，并不在于对卑贱“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适应，也不在于自欺欺人地以“三代讨饭”为最“高”的出身来谋取现实生活的实利，而在于身居卑微渺小和虚无之地，却意识到自己有某种不以外界环境和身外对象为转移的永恒价值，这价值可以用来衡量和评价一切对象，却不被任何对象所评价和衡量，甚至不被天道、上帝或最高权威所衡量。在弥尔顿笔下的撒旦眼里，宇宙中的一切都与通常的眼光、与上帝创世的眼光具有截然不同和相反的意义，这种意义和上帝赋予这世界的意义相比，丝毫也不缺乏系统性、合理性和严整的秩序，甚至还更合乎人情。撒旦的世界是撒旦的，处处体现出撒旦的个性；但这种个性由于具有使整个世界顿然改观的神奇魔力，它便是绝对高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