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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而今的政府管理监督其本质就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第2页）

在18世纪，当城市走向灭亡的时候，中央集权制并没有采取措施制止。那时候，市政的混乱，充满了整个历史。关于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然而，有的人却说，城市在短时间内就会灭亡，如果没有中央集权制的话。对于后者的说法，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的。按照常理，城市与中央的依附关系如此紧密，那么，它解决自己的财政，应该不算什么问题。可是，事实绝不是这个样子。

不同的权力，以及不同的形式，都紧紧地依附在中央周围。当我们从城市向乡村走的时候，随处可以碰到这种情况。

与领主不同，中世纪的很多乡村，曾经组建过一些集体。这种集体，有自己的一定财产，并且其产权是属于自己的。它的首领，也是由它自己选举产生的。此外，通过民主的方式，它进行着自我管理。然而，正是这样的一种集体，它也被领主所利用、监督和统治。

像这样的情况，几乎在所有封建制度的国家，或者曾经有过这类法律的国家或者地区内都可以找到。在英国，像这样的情况，也十分普遍。而在德国，只要读过弗里德里希法典，你就会明白，此类情况在60年之前也十分流行。而在18世纪的法国，像这样残留的痕迹，也是有的。

许多美国农村村社的特点，在我偶然查阅一份资料的时候被发现。那是一个总督管理区的档案。我想要了解旧制度下的教区状况。然而，在那些备受奴役，且经济条件极端贫困的地区，这些特点的发现，让我感到十分惊讶。过去，我一直认为，这些特点只有新世界才有的。并且，对于它们的存在，我始终感到很震惊。

其实，新旧两种制度，都没有设立代议制，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市政府。在整个社区的领导下，官员们分别对各个教区进行管理。而全体会议，两者都会时不时地举行，在这种会议上，全体居民共同选举城市的官员。对于重大的事务，也是由他们一起解决。总之，两者的各个方面都很相似，就像一个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在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新旧两种制度，有着相同的起源，虽然两者的命运迥然不同。

对于中世纪的农村教区来说，由于它们没有封建制度，实行自主管理，因而在新英格兰地区，它们就变成了镇区。而在法国，由于它们摆脱了领主的管辖，紧紧地受控于中央政权，因而出现以下状况。

18世纪，每一个省份，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不同教区的官员，就数量和名称来说，也是不同的。当一个地方的生活变得日益停滞时，官员的数量也是不断减少的。而当这一地方上的生活变得活跃时，官员的数量就不断增加。关于这一点，只要查阅一下古老的文献，我们就可以看到。

当时，大部分的教区官员，分为两大类——理事和征税员。在各种场合，他们已经不是社区的代表，而沦为国家的工具。他们的产生通常有两种方式，要么通过实实在在的选举，要么看起来让人觉得他们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在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下，理事代表他们处理事务。这些事务通常与公共秩序或政府有关。除此之外，理事还是总督代理的首选代表，当所处理的事务涉及到自卫队、国家工程以及执行一切普通法的时候。而在总督直接命令下，收税员负责征集人头税。

与往日不同，对于政府的所有事务，领主丧失了的管理权限。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过去有些事情，他们总是要插手干预的，以维持自己的权力。但是现在，他们甚至连监督的权限也没有了。当然，他们的力量日渐萎缩，他们也不愿意再去干预事务了。今天，如果他被邀请参与这些事务，会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教区内，如果想要取代领主的统治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另外建立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但是，领主的存在以及他的特权，总是妨碍这一过程的进行，尽管他已经没有了统治权。在教区内，领主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与其他人完全不同。正是他的这一天然的优势，使得他具有无法估量的影响力。对于一切法规的权威，这种影响力可以对其进行破坏或者消减。

对于教区内有知识且有很多财产的居民来说，由于领主的不断干预，他们相继离开领地而逃向了城市。关于这一点，我在后文中还会论述。这样一来，教区内只有一群农民，而他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财产。可想而知，对于公共事务，这些农民一点儿也没有能力进行领导治理。蒂戈尔说得好：“在教区，茅屋以及像茅屋一样的居民，就是全部。”

由于教区征税员和理事无能、愚蠢与笨拙，在18世纪的行政公文里，到处充溢着人们对他们的抱怨和不满。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动追寻到底是什么原因，尽管当时的大臣、总督、总督代理甚至贵族也在不断地埋怨。

在法国的农村教区中，中世纪的时候曾经有过民主特色，直到大革命爆发之前，还存留在其管理制度当中。只要商讨某一公共事务，或者选举市政官员，穷人和富人都有权利参与其中。在村里钟声的召集下，他们全都集中在教堂的门廊前。在这种商讨中，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意见，尽管这种会议既没有投票表决，也没有实质性的协商。此外，针对不同人的发言，为了收集并记录它们，会议还要专门请来一位公证人。而这位公证人会把那些会议纪要，露天制作成证书。

尽管在教区内，这种形式的民主会议，可以让人们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但是与城市政府一样，他们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征求总督的意见，得到他的准许，并且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完全听从总督的指挥，这时候，民主会议才会得以召开。因此，当有人打开民主会议的嘴巴时，民主会议才能发表意见。

只有得到御前会议的准许，民主会议才能出售、购买、出租、申辩，才能自己做出决断，尽管在会上人们达成了一致意见。如果没有御前会议的裁决，那么，教堂的房顶被风刮坏，本堂神父的住所墙壁坍塌，这些地方想要得到修缮或者重建，是不可能的事情。与距离巴黎最近的教区一样，最远的农村教区，也必须接受御前会议的裁决。有一次，我亲眼看到，25里弗尔得到御前会议的批准后，才可为一些教区所用。

某些最为民主的形式，也可以与那些最为专制的政府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当政府要实施压迫人的行动时，还必须摆出一副好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的神态。这一点，只要我们把虚假的自由形式与真正自由的缺乏相比较，就可以细致入微地观察到这一点。

诚然，对于官员的确定，居民通常可以行使他们手中的普遍选举权。但是，像这样比较小的选举团，待定的官员，往往是总督指定的候选人。不但如此，总督指定的候选人还会以全票通过选举，并且从来都是这样。还有几次，自发举办的选举活动，被总督撤消了。接着，收税员和理事被任命为当地的官员。他们上任后，一切新的选举活动全被中止，并且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下去。像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社区工作的官员，其命运是比较严酷的。并且，你没有办法想象比这更为严酷的了。在其他地方，保障公民免受侵害的制度，依旧存在和执行。但是，在这些地区，它们却不存在了。因此，这些地区的官员，经常受到总督代理即中央政府最底层的代理人的强迫，并且遭遇很多数量的罚款。甚至有时候，他们还被投进了监狱。1750年，有一位总督这样说道：“在一些社区，关于骑警队骑兵巡逻的费用，我强迫他们支付给我。结果，有几个村舍的负责人，私底下偷偷地抱怨。于是，我便将他们抓进大牢。最后，他们乖乖地屈服了。”由此可见，在教区担任职务，并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相反，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鉴于此，对于这样的职务，很多人总想摆脱它。

不过，在今天，作为所有公共自由当中的一种，教区自由一直为农民所深切理解。教区自由，是唯一一项使农民感兴趣的公共事务。在政府中，由于不能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有些人深感不满，尽管他们对全国的政务掌控在君王手中早就习以为常。这就是这种空洞的自由形式所具有的影响力。因此，那些教区旧政府遗留下来的制度，对于这些农民来说，还是相当珍惜的。

那种具有独立性质，并由多数成员组成的团体，往往也都具有上述有关城市和教区的情形。

在旧制度下，全法国人处于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这种情况与现在几乎一模一样。那时候，虽然监管这一词语还没有被造出来，但是，作为一种事实，它早就存在了。当时，城市、乡镇、村舍、救济院、手工场、修道院以及学院等，都没有独立的意志处理各自的事务。当然，对于自己的财产，他们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处置。所有这些情况，仍旧和今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