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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第1页）

注释

第25页，第14行

在德国，罗马法所表现出来的威力——日耳曼法被其取代的方式。

中世纪末期，德意志法学家主要研究罗马法。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们所研究的唯一对象，也是罗马法了。当时，意大利各个大学里，处处有德意志法学家的身影。他们情愿在意大利学习，而不愿在德国接受教育。在他们，解释和运用法律，已经成为一种职责，尽管他们并不是德意志的政治领导者。这种职责要求他们，尽量将日耳曼法融入到罗马法的范畴，使之形态得以改变，即便对于日耳曼法，他们没有办法废除。

慢慢地，在民族立法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精神，一种新的惯例，被他们引入进来。直到17世纪，民族法的变化，与原先相比，已经让人们无法辨认出来。在与查士丁尼[1]立法有些相似的地方，他们将罗马法运用到日耳曼制度中来。就这样，一种我也不知道称为什么的名义上是日耳曼的实质上是罗马的立法，取代了原先的日耳曼法。

在法学家实行这样的一种工作时，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农民为首的社会阶层，在日耳曼旧社会中，境况日益恶化。与罗马历史上的奴隶或者长期租赁契约中的承租人相同，学者们对他们社会地位的定性也是如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自由或者部分自由，以及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从他们的手中失去了。而在此之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拥有自由或者财产的。

虽然人们自民法改造以来，就一直表示坚决的反对，但是，人们的这种做法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古登堡的历史可以看出。

1250年，古登堡伯爵得到了一块领地。1945年，古登堡公国正式成立。习惯法、地方法和法规组成了古登堡公国的法律。其中，地方法是由城市或者领主法庭制订的，而法规是由三级会议颁布。除了这些土生土长的法律之外，还有唯一一种外来法，即教会法。它是专门用来解决教会事务的。

从1945年开始，古登堡的立法性质有了显著的变化。首先，在政府当中，涌入了一批人，他们担任了高等法院中的领导职务。这批人曾经在国外的学校中研习法学，被人们称之为法学博士。从15世纪初期，一直到15世纪中期，与英国所发生的斗争一样，这时候古登堡的政治社会里也进行着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旨在反对当时的法学家。然而，与英国相比，这场斗争所取得的成果迥然不同。封建制度的代表和城市的议员，在1514年的蒂宾根议会以及随后的历届议会中，表达了各种各样的抗议。他们指出，所有的习惯法和法律的精神或文字，都已经发生了改变，而这一切的最终祸首，是因为法院当中混杂了法学家。

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好像占据着优势，这是因为，他们的抗议立即得到了政府的回应：一个通行全国的规章式法典，将由新组成的委员会起草，而这个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三级会议代表组成；更为重要的是，在高等法院中，将不会有法学博士的存在，代之以一些有名望、有教养的人，并且他们都是从贵族和公爵的领地中选任。然而，他们的抗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这是因为民族法很快就被罗马法从大部分的立法中剔除。甚至于，民族法继续存在，罗马法也能在古登堡公国立足。

后来，土生法被外来法打败。对于这种现象，德国历史学家总结出了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罗马帝国延续了神圣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立法也是延续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立法。换句话说，罗马法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流行于德意志，并且渗透在这个时代的立法进程中；另一方面，人们的精神由于罗马法的牵引，而转移到了古代语言与文学的运动中，由此产生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对于民族天才中的知识产物，人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蔑视。

但是，上述的原因，并没有充分说明，为什么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在同一时期内，普遍流行着同样的罗马法。对此，我认为，整个欧洲古老的自由，因为君主专制政权在各地的确立而全部消失，而在同一时期内，符合君主们心意的罗马法，正好拥有奴役的作用。

罗马法曾经非常文明，但是它的奴化性质却十分明显。因此，对于公民社会的日趋完善，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政治社会，它又竭尽全力地进行破坏。但凡统治权力确立的地方，国王们都义无反顾地采用罗马法，并确立它的地位。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解说罗马法的人相继成为国王的大臣或者主要官员。当法律遭到国王或者君主破坏时，罗马法的解说者当中，就会有一个人站出来，引经据典地指出，国王或者君主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正当性，并声称过错的一方完全在被压迫者。总之，在必要的时候，国王或者君主会得到法学家们的支持与帮助，以便冠冕堂皇地对抗法律。在此之后，这些法学家们经常这么做。

第27页，第1行

从封建君主制向民主君主制的过渡。

在同一时期内，所有的君主制都变成了专制君主制。这是各国政体上所发生的改变，它与各国的偶然的特殊情况没有多大关系。应该肯定的是，在各个地方共同起作用的普遍原因，造成了同一时期内彼此相似的事件。

那么，这种普遍的原因是什么呢？它就是从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的转变，就是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这时候，真正的教育尚未普及到每一位民众，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是很高，而被击垮的大部分贵族，几乎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因此，两方面的力量不够平衡，权力的约束自然就没有办法达成了。大约有150年的时间君主统治占据政体的主要形式。在这一时期内，君主的统治既稳定，又强势，并且这两种特征始终相互排斥。这种情况就像封建君主制和民主社会的领袖一样，既有神圣的一面，又有专制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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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自由城市的衰落。——帝国城市。

14世纪和15世纪的时候，这些城市最为繁华。这是德国历史学家考证的结论。那时候，这些城市是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文明中心。整个欧洲的商业、财富、艺术和知识，都汇集在那里。就像瑞士的城市和农村结成联盟那样，在德国的北方与南方，这些城市与彼此相邻的贵族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独立的联盟。这些城市保持着繁荣，一直延续到16世纪。但是，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这些城市的衰落接踵而至。在此期间，彻底被毁灭和破坏的命运，几乎没有一个城市可以逃脱。

然而，这些城市在后来签订的《威斯特法利亚条约》里频繁地出现。它们被给予直接的国家资格，换句话说，它们还有自己专属的皇帝。这些城市自从三十年战争爆发以来，它们的皇帝的权限越来越小，只限于一些小的诸侯。除此之外，它们也有与之相邻的君主。这样一来，城市的主权被君主和皇帝限制在十分狭小的范围之内。截止到18世纪，像这样的城市还有51座。虽然在议会中它们占有两个席位，并且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呼声，但是在实际的事务管理中，它们几乎没有任何权力。

在这些城市内部，一方面，城市的治理乏善可陈，另一方面，帝国税按照旧有的制度继续征收，因而造成了它们高昂的债务。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哪一种政体形式，这些城市治理不好的根源，好像与其他所有的城市一样，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神秘弊病。民怨沸腾的现象，虽然程度和内容不同，但是都出现在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里。在这些激烈的抱怨声中，人们共同的呼声是：在民主政体下，统治阶级靠出卖官职来搜刮财富，各种阴谋诡计时不时地出现；而在贵族政体下，各种小恩小惠，以及私人利益，使得政府变成为少数家族服务的利益集团。于是，当这种情况不断持续时，人们就开始抱怨政府，说它充满偏见，徇私舞弊。

为了重新确立新的秩序，皇帝们开始着手干预城市事务的管理。然而，这并不能挽救这些城市的颓废。日耳曼文明的中心从这些城市转移；新兴城市——由新诸侯们所创造，代表着新的世界——代替它们成为新的艺术中心，并散发出耀眼的光辉；商业、往日的精力和爱国热情，在这些帝国的城市内再也找不到影子。就整体而言，财富和知识中心，是唯一没有变的，还在汉堡。然而，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因为存在一些极为特殊的缘由。

第36页，第12行

弗里德里希二世法典。

弗里德里希二世生平有很多功绩。其中，有一项是遵照他的命令起草，并由他的后继者颁布的一部法典。然而，这一功绩在他的国家内部，是最不为人所知也最没有显赫声名的一项。不过，就我所知道的法典，没有一部能比得上这一部法典，更能说明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以及充分展现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一部法典，如果就宪法一词的真正含义而言，它确实不失为一部真正的宪法。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公民与国家之前的关系，都在它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可以说，它既是一部民法典，又是一部刑法典，更是一部宪章。

在一些具有哲理和抽象形式的表述原则上，这部法典被拟定出来。与1791年宪法中的《人权宣言》相比，这些普遍原则与之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这部法典规定，除非为了相同一致的目的，对于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法律不能随便限制；公众的利益大于每一个人的权利，因此，每一个人应当根据自己的地位和财产，为公众的利益服务；社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和居民的幸福，这也是法律规定的界限。

在这部法典中，王权专门使用国家这唯一的名词来代指。不仅仅君王和王室的继承权问题，这部法典里没有提到，就连个人权利也只字未提。要知道，个人权利是和国家权利完全不同的。

与之相反，法典专门讲到了普遍人权的问题。法典规定，每一个人都有谋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但是当他行使这种自由的时候，一定不能损害他人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普遍人权。只要是自然法或者国家设立的人为法没有禁止的行为，都是可以实行的。一个国家，对于生活在其中的居民，有义务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而居民也有这种权利请求帮助。如果国家不能给予有效的帮助，那么居民有权利使用武力，以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与1791年的宪法不同，对于这些重大原则，立法者力陈一番之后，并没有引出自由社会中人民政府的组织，也没有引出人民主权这一信条。相反，立法者在这里却引出了另外一种结果。这种结果虽然民主，但是却没有一点儿自由。立法者认为，国家的唯一代表就是国王。因此，法律应该赋予国王一切权利，而这权利是刚刚承认的社会所拥有的。

在这部法典中，弗里德里希清楚地写道：国王不再是上帝的代言人，他只是一个社会的公仆、社会的代理人和社会的代表。在法典的序言中还写道，国家元首具有一项不可推卸的义务，那就是为整个社会谋求福利。当然，这也是社会的唯一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元首有权力指挥和调整一切单个人的行为。但是，当君主完全代表社会时，他就可以行使一切的权力。

在国外，缔结和约与战争，颁布法律，制定普遍使用的警察规章，赦免和撤销刑事诉讼，这些都是只有君王才能拥有的权力。在国内，确保每一个人不会受到暴力的侵犯，使得公共的和平与安全有切实的保障，是他应尽的义务。这些都是我在他作为万能的社会代理人的主要义务中找到的。

全体民众的和平与安全，是国内一切联合体和一切公共设施的最终目的。因此，它们统一接受君主的监督和领导。民众的私人财产、人身、职业、商业、产品或者消费，是国家元首制订捐税时赖以考虑的因素。只有这样，他才能拥有一定的收入和实权，从而实现他所应尽的职责。在职权范围之内，公职官员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发布的命令，与国家元首本人发布的命令具有同等的效力，都应该得到切实的遵照和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