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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全球治理理念的中国创新（第2页）

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的概念：从地域看，中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都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倡议；从涉及的领域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涵盖经济、政治、安全、发展、文明、生态、网络等多个领域，其实质是希望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互利合作，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障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都有一个和平环境。

习近平强调，“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换言之，中国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在为人类谋福祉，其他国家不能借中国的良好愿望而侵犯中国的利益，如果他们不想与我们成为“命运共同体”，要坚持“零和”游戏还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中国也不会听之任之。[62]

何为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首先建立在开放的共同体观念之上。西方的主流观念认为共同体是封闭的，即共同体通过向内认同强化共同体的意识，并通过建构与他国矛盾来强化本国的认同，这种共同体主义是封闭的，它把共同体内部和外部截然区分开来。与这种封闭共同体主义不同，在中国的共同体文化中，边界是模糊的、多元的、动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同构”、进而“天下同构”的思想，便是这种“开放共同体主义”的集中体现。

整体来看，中国人的共同体观念是由内及外、逐层外推的“共同体主义”：

第一，合作共赢是逻辑基础。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逻辑是对抗独占，即在竞争和冲突中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词就是“各国和各国人民一起”。这里不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多个国家一起，同心协力，共同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

第二，平等协商是交流态度。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交流态度是武力强制，即往往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最后导致冲突的加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不能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同时，在出现争端时，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诉诸武力，要坚持通过协商对话的方式来和平解决争端。

第三，互联互通是行为模式。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行为模式是封闭狭隘，即划分势力范围，在一个封闭的地域空间中求得一己私利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现象，使得世界各国的人民都有机会来享受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和好处。“一带一路”是互联互通的主要载体。互联互通不仅是道路和基础设施的贯通，更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是群策群力、共创未来的开放系统。

第四，包容共鉴是运行过程。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运行过程表现为排斥独享，即排斥和反对其他国家以及其他行为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关怀，不能从对方的角度来综合考虑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推进不同文明和发展模式的交流和对话，使得各国在优势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和理解中共同发展。

第五，公正合理是奋斗目标。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目标是为了霸权统治，即少数霸权国家通过强力干预和控制体系实现其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和利益的攫取。而开放的共同体目标，则要求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能把世界长期发展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同时，从现实出发，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变革，并不是推翻现有体制，而是要对其进行创新和完善，使该体制能够更好地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使其更多反映大多数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利益。

简言之，真正意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特征是“合作共赢、平等协商、互联互通、包容共鉴、公正合理”，其批判的是以“对抗独占、武力强制、封闭狭隘、排斥独享、霸权统治”为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既是根植于中华文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是对全球化进程的回应，是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的考量，更是指导未来发展的方向标。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倡导和平的“中华文化的当代反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波澜壮阔的中国外交实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有着深刻丰富的理论内涵。”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其特质是开放、和平、包容的文化，倡导“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情怀，秉持“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兼爱非攻”“万国咸宁”的政治理念，“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从中华文化中提炼升华而成的一种价值观。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求同存异”。2011年9月《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负责任的大国向世界发出的“中国声音”。

第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新路”。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列强的崛起带来的是战争与血腥的征服，战争不断，英国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拿破仑发动了征服欧洲的战争，美国也曾进行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与德国、日本的崛起直接相关，日本的崛起打破了东亚的和平秩序，使亚洲人民遭受了极大痛苦。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类似的“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中国作为一个有悠久的文明史、曾被列强奴役的新兴国家，作为一个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要走出一条新路，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打破“国强必霸规律”，让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差别。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主张世界各国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近代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2015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史为鉴，坚定维护和平的决心，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针对“当今世界潮流的时代回应”。冷战结束以来，两大阵营对立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地球变成了“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握了这个时代潮流，顺应了这个大势。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时强调，“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正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把握，习近平提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不少发展中国家人民依然承受着饥寒的煎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反映了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相互依赖、利益交融、休戚相关的现实，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新中国外交优秀传统一脉相承，同时反映了各国人民追求发展进步的共同愿望以及一些区域和国家建立不同形式共同体的有益经验，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对新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贡献。[63]

【结语】

当今世界，一方面各国高度互联，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另一方面，很多国家之间存在摩擦和矛盾，全球性问题之广之多也是前所未见。传统的经济与政治模式已经不能应对人类全球化，也不可能让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人类社会发展正处于选择“分”和“合”、“破”和“立”、“进”和“退”的重要关口，何去何从？

2018年是新旧世界的分界点，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全球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特朗普要把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美国从多边主义退回“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英国脱欧、德国难民危机、法国黄马甲事件、日本重新定位做独立国家而不是附庸者、俄罗斯应对西方制裁和区域冲突、印度涌现两亿人罢工运动等等，而中国也面临者中美贸易和国内外局势对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国际形势动**不安，这些问题看似是各个国家的问题，实则不然。如果只站在各个国家的角度去化解危机和解决矛盾，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我们将视角从国家层面跃升到人类层面，就会轻易地发现被旧的政治视野所掩盖了的深层矛盾和严重危机。唯有站在人类整体的立场上，我们才能看到国家政治的严重缺陷，才能发现国家政治制造了多少人间悲剧，才会领悟人类政治取代国家政治的历史趋势。人类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已经联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躲进小楼成一统。

特别是当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生活之时代早已不再是一个金融交易只发生在实体交易所、政治磋商要经由一小撮人在烟雾缭绕的暗室里达成共识的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连接、共享、共赢的社会形态正在加快“地球村”的到来。数字化、网络化动摇了以固定空间、相对集权为基础的国家或组织的根基，进而越来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种常态，以至于人、人性本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都在经历数字化洗礼、网络化重塑。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全球各国公民的存在形式也将得以重塑，全球“数字公民”的诞生也“并非空中楼阁”，这是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也必将大力推动全球公民的到来，加快全球一体化的治理进程。

数字世界是物理世界人、事、物的映射，数字世界的到来让全球数字治理成为可能，打破了传统世界的碎片化、区域化、片段化的一个个孤岛格局，将构建出一个新型的地球村：在关系上实现全球链接、在空间上实现有域无疆、在生态是实现共生共存、在价值上实现多元创造、在成果上实现人类共享，最终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既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客观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治理理念的巨大转变，也是人类命运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价值诉求，人类社会将迎来新世界文明——“宇宙文明”。

未来，我们将看到过去那些因为出生环境而造成的个体命运差异被逐渐缩小，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高度融合，让因为地域、教育、人种、国家造成的分割边界不再分明，很多在现实世界无法跨越的鸿沟将不复存在。每个个体都能够因为个人数据的拥有，以及在个人意愿主导下的数据分享与连接，平等地享受到全球性的服务资源，在更广袤的空间里感受生命的自由，在更漫长的时间里去创造个人的价值，所谓众生平等大抵就是这样的境界。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的天然敌对、“自然国家”的强权与武力、主权国家时期的丛林法则，博弈与竞争，在世纪初走进了经济全球化的多元治理。今天，社会发展正处于“进”和“退”的十字路口。我们可以设想，数十年、百年甚至千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不会因为当下政治家的智慧与善意，逢凶化吉、春风化雨，造福人类的抉择而传为佳话？或许因今天的错误和愚昧把人类再次推向灾难的深渊，让悲惨世界重演，让后人不齿？

显然，在全球化和数字化交汇、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深度融合的今天，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需要站在人类的高度去审视政治生活和社会目标，真正从人类利益出发，从传统、狭隘的思维观念和方式中走出来，用哲学思维的价值理念和数字化手段的价值工具构建起有利于全人类的全球治理模式，重塑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环境的新格局和秩序，从人类整体的存在和个体生命的价值出发，建立全球一体化的治理体系，用和文化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唯一的通往光明大道的抉择。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可能首先始于数字世界，其次延伸至物理世界，最终汇聚于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