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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丈夫（第1页）

闲话丈夫

写过这么多小说，还没有想到过去写自己的丈夫。

一天，在《上海文学》杂志社工作的小姑子杨晓敏从河南回来，拿了一瓶杜康酒给我们，说是那里的一位青年作者送给她哥哥的。那位作者的作品我读过，可又怎么能平白受酒呢？丈夫却不问缘由地早已收下，可见是“好酒之徒”！

晓敏告诉我，他们的刊物想约写我们的家庭、我的丈夫。我思忖，有人来采访，东盘西问，会把夫妻间的私事都套去大做文章。多别扭，还不如自己写。于是，竟鬼使神差般地答应了这篇稿子。之后，真有些后悔。拿起笔无从落，太熟悉的人反而觉得没啥好写的。然而，这是非写不可的了，为了那远方的朋友，也为了那瓶杜康酒。

有一天，几个文友突然上我们家来吃饭，我丈夫打开了那瓶杜康酒，大家喝了个痛快。他这个人从小便是这样，自家再珍爱的东西也舍得拿出来“共产”，所以，家中的阿婆管他叫“憨大”。

他大名叫王毅捷．听他父亲说，这个名字是为了悼念两位烈士而取的。两位烈士的名字分别叫钱毅、胡捷，一个人在敌人扫**时被杀害，一个人在攻城中被炮火击中。父亲曾作诗一首赠儿。日：“……苏北敌后座战急，携子漂海归心切，取名毅捷悼烈士，长大成人要杀敌……”并有小序：深夜忆往事，枕边作小诗，书寄黄山麓，儿立松柏志。那时，毅捷在黄山茶林场劳动，因为反对过张春桥，属“内控”对象。他父亲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被“隔离”，即使在那时，也能写出这般“豪言壮语”的诗，可见，父亲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的小名叫“小胖”，据说，小时候“壮实”得可以，曾荣获合肥市儿童健康比赛第一名。可惜我没眼福观赏他那时的尊容，只见过几张模糊的照片，头大头发少，傻呵呵的，一副“憨大”样。如何现在就长成1。80米的大个子了呢？高大，但并不见胖，头发竟变得又浓又密。我站在他身边，只及他胳肢窝；走在路上，倘若挽着手，熟人便笑话我是吊在他的胳膊上的。幸亏如今时兴高跟鞋了，稍稍可以弥补一下这种悬殊。

他逢人总是说：“我和小鹰从摇篮里就开始谈恋爱了，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又一同上山下乡，一同上大学……

说得漂亮，在中学里你是团干部、三好学生，青年报上登过大照片，我认识你，你压根儿就不认识我；下乡时，你把头埋在你父亲最珍贵的藏书里，马、恩、列、斯、鲁迅全集、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毛泽东选集……连女友陆华也很少说话，哪儿顾及上我这个“小妹妹”？！

陆华她们11个人在山洪暴发时，为抢救粮食、化肥牺牲了，你把陆华与你的通信交给我，只身跳上竹筏，冲出六十多里，去找陆华的遗体；你把你喜爱的像章佩戴在陆华的身上，却因此成了“反革命”。他们批判你，我冲上台去哭喊：“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理解他？”就是那样，你还时时地躲着我，远离集体独自在荒凉的山顶疏伐毛竹林。你躲避我，不和我说话，我又对着你哭喊：‘．不，我偏要和你说话！”

也许，从那时起你才“注意”了我……

陈祖芬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报告文学；《当代青年》杂志上报道了他考大学——研究生——留学生的经过。读一年半大学他考上了研究生，又一年多，他出国留学，在美国又是一年半获得了硕士学位。有了这般的“三级跳”，许多人都认为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其实，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只是爱读书，并没有很大的“野心”。

最初从农场回到上海，他在传染病院当炊事员，我以为他会怨气冲天，但他却干得卖力，乐呵呵的；后来，又当采样工，采集水样每天要走几十里路，还别出心裁，怕水样不全面，潜到水底取水样。也许因为这些，他又被调到卫生局办公室，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他则异想天开地想为民排忧解难，认真得近乎迁腐。若不是恢复了高考制度，我想他会在那些信件里干一辈子的。他终究抵挡不住读书的吸引力，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历史系，随即又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再后又赴美国留学去了。

他在美国读书，我们曾经通过6次长途电话，3分钟，38。70元人民币，或者13美元。爱情比钞票价值高得多。隔着大洋，时差十几个小时，有时我下午挂电话，他那儿是半夜里，话筒里他的声音却非常清楚。

‘喂，把你从梦中吵醒了吧？”我很抱歉。

“哪里，我还没睡呢。

我这才知道他读书读得很苦，每天都要到凌晨二三点钟才睡。两年来，经常吃的是熟泡面和三明治。他从美国刚回来的时候，又瘦又黑，简直比在黄山茶林场砍柴开荒时还苍老，叫人难以相信他是从被许多人想象成天堂的美国回来的。

“我在那儿是拼命呀！”他说。他必须取得最优秀的成绩以获得最高的奖学金；他规定自己要在两年之内完成学业，结果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获得了硕士学位；他到餐馆里打了两个月的工，攒下一些钱，便开始了横跨北美大陆的旅行。当他返回祖国，走下飞机的时候，已经是身无分文，连贴身穿的短裤汗衫都没有换的了。我记得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我就上街为他买短裤汗衫。不过，他带回来的东西却是够多的，有28箱书，仅寄费就花了三百多美元；还有一千多张幻灯片，真实而详尽地记录了他在美国的生活和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回国时，过海关，海关检查人员看看他的护照问：“回来探亲？”

“不，回家了！”

“噢——”非常吃惊，就变得非常友好，行李都不检查了。自费留学回国的，很少，很少！

许多人说他傻，为什么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为什么不把小鹰接出去伴读？为什么……还要回来？为什么……？

我知道他这个人，不是傻，也不是不想老婆，我了解他，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是个民族自尊心很强的人。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是随医疗队第一批赶到唐山的，当时，他还在卫生局工作。别的救灾队员10天一轮换，可是，他去了三个10天还不回来，我急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生怕他被余震震死。我急中生智，每天写一封信，谎说我得病了，要住院手术……他托人带回一封信，一本正经地批评我“动摇军心”。说：“唐山人民在流血流泪，你却还为个人着想，不感到羞耻吗？”

有时，我和妹妹在一起聊天，说起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常常要发些牢骚。牢骚发得过火了，他听了就会发怒，会制止我们，会和我们辩论。

“大姐夫，中国共产党不吸收你加入党组织，真是一大损失！”妹妹常常不无讥讽地说他。

从读中学起，他前前后后共打过七次入党报上匕

如今，他并不讳言自己对党组织的向往，然而，他并不着急。

他现在在交通大学社会科学及工程系任教，开“当代美国概况”的选修课。他口才好，所以，每堂课教室里总是挤得满满的，加了许多座位，窗台上、门口前都挤满了人。我去听过他的一堂课，课堂上总是笑声不断。有个学生递条子问：“‘王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吗？”

他就让同学们猜，有一半的同学举手认为他是党员，有一半的同学举手认为他不是党员。他回答：“不是。”教室里响起一阵掌声；但他接着又说：“可是，我打过七份入党报告！”教室里顿时又爆发出更热烈、更长久的掌声。

关于这些事我正在构思一篇小说，题目叫《党外布尔什维克》。我想，我也许能把它写得很生动、很感人。